第六章 台大學術生涯

任教台大

我回到台灣與家人重聚後,父母留在台北休息了一陣,但是他們一回到高雄,父親的病情又開始惡化了。他彷彿以堅毅的求生意志,支撐到我回來,而見到我以後,意志鬆懈了似的。秋冬兩季過後,他的病情進入極端痛苦的狀態。他的心臟惡化到使他難以呼吸,也難以走動。

我在大學教書,非常忙碌。一九五五年五月初有一天,一通緊急電話,催促姐姐、二哥和我趕回高雄,我們一路倉皇回到家裡。父親仍有知覺,但是他為生命掙扎的景況實在令我們不忍卒睹。忽然,在正月十二日,他喊道:「我覺得較好了。」也堅持起身,與我們一起坐在桌邊,這是好幾個月來的第一次,使我們驚訝。隔日,他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五歲。

那一年在大學的日子可以說相當艱辛。我從法國回來,便進入一種複雜的處境。從某種意義上,我在海外的學術成就,有時害了我。國際間對我高度專門性的論文,評價很高,台大一部份同事卻感覺嫉妒。我確實在系內受到一種優先待遇。當我出國時,我是助教,我離職三年,而在這三年期間,我的家眷仍然領到全薪,使得有人不滿:「台大對待彭某太好了。」

台大教員升等,是由助教到講師,經過三年令人滿意的學術表現之後,才升為副教授。我由法國回來,則未經過講師,受聘為副教授。我只有卅一歲,依中國傳統的標準,我做副教授太年輕了,因此這亦成為喧鬧的題目。一些同事開始攻擊了。有的並不是對我本人有什麼興趣,只是想利用這個機會,攻擊法學院院長和校長。開學以後的第一次系務會議中,薩孟武院長介紹我給同事,言詞之間充滿讚美和驕傲之意,這時,一位退休外交官而現與我同行的雷教授,忽然站起來,帶著雨傘離開會議室。這種同行相嫉的難堪表現,明示當時以及其後的一部份同事的態度。甚至有人在立法院,關於我的職位,提出質詢。

在這些難堪的爭論中,台大錢校長始終支持我。薩孟武院長更盡力駁斥批評者,甚至明言傳統的中國大學教育無法塑造如此年輕的學者。支持我的人似乎把我當成非凡的人,而我也在下意識中逐漸發展出一種知識上的傲慢,使較年長的教授們感覺不悅。當了三年的副教授,我就升為教授,我當時三十四歲,是戰後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

在這幾年中,實際政治並未引起我的興趣。我只關心自己的事業:教書和著作。我開的課,國際公法,成為整個台大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被捕之時。同時,我漸漸瞭解,台灣當前不安定的國際地位問題,與學術理論一樣重要。我們正生活在複雜混亂的變動時代,台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中國敵友關係改變的時代。那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時代,美國隔著台灣海峽與中共對峙的時代,也是北京叫囂「解放」台灣的時代。一八九五年杜勒斯的祖父曾到台灣,協助滿清將台灣割讓日本。杜勒斯本人在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和約前後,也極力設法使台灣主權和國際地位留在未決的狀態。在舊金山和會時,他曾經排除中國代表,不論是國民黨的或是共產黨的。舊金山和約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但卻未經規定將台灣主權轉交中國。蔣介石憤怒地宣稱舊金山和約對他所代表的中國沒有約束力。在華府的壓力和杜勒斯的督促之下,國民黨於一九五二年與日本另外簽署雙邊和約。而此和約仍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並未規定中國取得該主權。所以,從法律上說,台灣和其人民的國際地位,並末確定。甚至,一九五四年十月美國與國民黨所訂共同協防條約,對於台灣的法律地位,也避而不談。

對於研究國際法的人來說,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極重要而有趣的問題,但我不能在課堂上自由討論這個問題。當我們討論到現代國家的組成要素時,我曾強調:

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言語,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利益的信念。這種主觀的感覺,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的,不必與客觀的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近代史上有許多例子,種族或語言相同的人們,分別組成不同的國家,例如盎格魯薩克遜種族,組成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不同獨立國民。他們有相同的血統、語言、宗教和法律觀念,但構成不同的獨立國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種族、語言等不同的人們,因為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信念,組成單一的國家,例如比利時、瑞士便是。又如義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個半島,擠滿了不同的城邦侯國,彼此戰爭不已,而且講不同方言,經濟結構也互異。

當時,新加坡已經獨立,那是一個由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基於共同利益和命運的意識而聯合起來形成的獨立國民。

這時,我對上述問題的意見反映著早期我對雷南(Ernest Renan)有關「何謂國民」問題見解的欣賞。我在課堂裡引述雷南的分析。沒有學生膽敢追問這個問題,但總有些學生面露會心的微笑。

我對這方面的興趣在這幾年中逐漸加深。在我祖父的時代,北京將我們的台灣割讓給日本,為的是要保護中國大陸的利益並避免日本進攻北京。那時,也許是第一次,台灣全島的各部落、各派系、各村莊開始自覺他們是居民。他們開始發展出共同利益的信念。其後五十年間,日本曾經推行同化政策,想把台灣人塑造成忠順的日本臣民。日本在台灣重整經濟、發展交通系統、推行教育,這強化了我們共同利益的信念,卻未如願地將我們塑造成理想的日本臣民。相反地,年輕的台灣人領袖,代表了新興的中產階段,在自治運動中,更加磨練強化了台灣人的自覺。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直到一九四五年,繼續發展。在蔣介石統治之下,我們發現所有台灣人,我自己、我的同輩、我們的子女,又被迫要變成理想的中國人,國民黨的中國人。可是我們的「共同利益」在那裡?我們的「共同命運」又是什麼呢?

這時期,我的學術工作非常緊湊。我經常發表論文,又忙著寫作一本巨冊的國際公法教科書,長達八百餘頁。它至今仍被認為以中文寫成的最佳教本,甚至在我被捕以後仍有人盜印。

我的學術聲譽漸漸提高,我的名字也傳到每個學校。開有國際公法課程的大專學校大都邀請我去講課;政工幹校和軍法學校也曾請我去授課。這種兼課大多教授都做,藉以彌補微薄的薪水。我在周圍感到羨慕和嫉妒,因為我幾乎獨佔了國際公法的兼課,使得同事失去了賺取額外收入的機會。雖然我給學生分數打得很嚴,學生很多仍然要我做他們的導師,當大部份的教授的指導學生不到十個時,每年卻有近百名的學生要我做導師。

哈佛大學、季辛吉、蔣介石、「中美會議」

一九五六年,哈佛大學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邀請我參加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問題研究會。能夠再到西方世界,並擠身於國際知識份子之間,是令人快樂的一件事。大約有三、四十名參加這次為期兩月的討論會。與會人士多彩多姿,有英國國會議員、錫蘭法官、德國記者、印度作家、日本女律師和科學家等等。我們在季辛吉主持之下,一起生活整個夏天,每天上午是全體會議或小組討論,下午則參觀學校、監獄、法院和其他機關。

政治小組的主持人是Amherst 學院的Latham教授,他非凡的機智和幽默,使我們特別高興。我也有機會聆聽一些著名人物的演請,並與他們討論問題。這是一個機會,使大家就當前問題自由交換意見。因為這時台灣海峽正面臨一連串的危機和軍事衝突,亞洲是否會再受到全面戰爭的威脅,當然也成為討論的對象。

哈佛大學研究會結束後,我便飛往巴黎。在這次短暫的重訪巴黎期間,我發現從前日本三高的同學田淵已經成名了。已有一個畫廊買了他所有的作品。他已與日籍太太離婚,與那位挪威小姐結婚,在法國鄉間買了一座別墅,安頓下來。在飛回台灣之前,我又花了幾天拜訪了在瑞典的朋友們。

一九五七年,我的第二個小孩,我寵愛的女兒曄出世了。

參加哈佛大學研究會並匆匆訪問歐洲以後,回到台灣,其後幾年,我每天忙於教書、兼課、著作。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不少論文,於一九五八年,以法文出版了一本書。我仍然不認為自己是行動家,而是純學術人士,隔絕於實際政治活動之外。這時可以說是我這樣生活的最後時期。

一九六○年,我再度應季辛吉的邀請,參加哈佛大學主辦而由他主持,在東京舉行的國際問題研究會。同時,我又受派為參加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舉行的「中美文化合作會議」代表之一。

對於我應邀參加哈佛大學在東京的會議,台北當局無多大興趣。倒是在西雅圖的會議,台北的政府認為非常重要。它是由當時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主任泰勒(George Taylor)所主持。幾個美國大學也將派代表參加,給台灣的政府在美國學術界進行遊說並請求補助的機會。

胡適先生為主席代表,此外有四十多名學者由台灣去參加。全體代表都拿公務護照出國,而且彷彿要強調這次會議的重要性,蔣介石和夫人還邀請全體代表到他們的士林官邸,給我們一個歡送宴會,我是代表團中兩名台籍學者之一,又是最年輕的。當不滿的同事們質問何以我被選為代表時,胡適先生挺身為我辯護,明白給人一個印象,他是我的庇護者。我相信胡適先生所以偏愛我,是因為我在麥基爾、巴黎、日本以及台灣的學術表現。我也確信他真誠的希望台大當局,為了大學的將來,認真考慮將我和一些台籍學者盡量栽培。

在這次歡送宴會中。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蔣介石。當他在客廳出現時,胡適先生即抓著我的手,領我到這位總統和國民黨主席面前,將我介紹給他:「這就是彭明敏。」其口氣好像以前已經提過我似的。蔣介石便問我:「你的家人怎麼樣了?」「有幾個小孩?」「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在我的答話和胡適先生插話之間,蔣介石僅只枯燥地說「好!好!好!」,未令人感覺有真實的興趣或關懷,反而使我覺得好像帝王在問我要不要什麼恩惠似的。蔣夫人卻在午宴時才出現。

帶著蔣介石夫婦的祝福,代表團飛往西雅圖了。胡適先生做了主題演講。有些熱衷維護中國傳統的人認為他對傳統中國文化過份批評,太急於改變中國傳統的價值觀。這種論戰後來回到台北以後仍繼續進行。

在一次討論會中,國民黨政府當時派駐聯合國的大使蔣廷黻,突然提議研究如何改革國民黨政府,使得與會人士大為驚異。他一向被認為政府官員中最開明、最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有一度他甚至公開主張成立了一個真正的反對黨。然而,沒有人預料他會在這場會議中做這種建議。胡適先生,顯然非常尷尬,提議說這次會議不宜於討論這類事情,最好在其他場合再討論,而阻止了蔣廷黻。

結束了西雅圖五天的會議後,我飛往麻州劍橋,匆匆訪問了一些老朋友,然後飛向日本。在我參加哈佛會議以前,還有幾週自由的時間,所以我利用機會到京都、神戶等地。舊地重遊,有無限的感慨。我卻沒有再到長崎。在京都時,我曾去探訪三高時租住的人家。離開那個堆滿書籍的房間以及滿腦子充滿對法國幻想的歲月,匆匆已是二十年了。從前的老房東很驚喜而熱烈地歡迎我。他說他早就預料我有一天會成為大學教授。這次重訪日本是戰後在日本滯留最久的一次。所看到日本的一切,使我印象很深。日本被徹底打敗,舉國盡成灰燼,如今卻無軍備的包袱,進步神速。我想到台灣,想到國民黨流亡到台灣,維持龐大的軍備,國防預算佔了總預算百分之八十,如果我們也能解除戰備的負擔,像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日本,不知道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台灣的國際地位和內部政治

這次在東京再度參加哈佛的國際問題研究會,使我非常高興,也能與上次一九五六年同我一起在哈佛大學參加會議的一些老朋友們重敘舊誼。這次會議也與上次一樣,為期二月,每天聚會討論,氣氛與西雅圖會議不同,參加者坦誠地試圖討論當前的問題,所觸及的問題非常廣泛。胡適先生若是參加這種會議,或許會較快樂些,因為參加會議者,對於維持現狀或光榮的過去不見得有興趣,倒是較迫切於尋求途徑來解決日漸複雜的國際關係。這是真正面對問題的努力。

在會議中我曾發言,發展一個政治思路。這是我第一次公開指出台灣的法律地位並未確定,而建議台灣住民對於自己前途應該有發言權。我的措辭雖然小心謹慎,但含義是明顯的。我開始認真思考我的故鄉和同鄉每日面臨的真正問題,一些與會者私底下找我,討論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我開始以現實政治的觀點,思考這個問題,而慢慢從抽象理論走向實際。一些在東京的台灣人來看我,他們總是要問台灣前途如何。這個問題,我遲早要去想的。

一九六○年夏天,給我更多思考的機會。回顧過去,我們發現在台灣言論比較自由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接著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嚴厲攻擊。任何人膽敢指出蔣介石反攻大陸僅是幻想,立即受到制裁。國民黨流亡台灣已經十年,思慮較周到的人認為應該正面努力使流亡的大陸人與台灣人團結合作。年紀日增的高級官員,數目日減,卻將金錢和子女送到國外。軍隊士兵,台灣人已佔多數。台灣人人囗急遽增加,與流亡的大陸人的比例已達五比一。流亡的大陸人與台灣人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的日子已經到了。

在我飛往西雅圖參加會議的前幾天,我以前的學生傅中梅(傅正)前來看我。他神情憂悶。他以前是國民黨青年軍,也擔任過政工,現在卻在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社當編輯。雷震一直在建議政府允許反對黨的成立,將國民黨自由化,較實際地估量台灣真正的政治和軍事處境。他尤其主張大陸人和台灣人間的合作。傅告訴我,雷震的「自由中國」正受到國民黨特務日增的壓力,「隨時都可能出事」。如今,事情真的發生了。我在東京看到報導,雷震和一些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了傅正。這是一個令人寒慄的消息,也終止了成立反對黨、大陸人與台灣人的合作一類的談論。雷震,已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終於被宣判十年徒刑。傅正被送到綠島,單獨隔離監禁多年,不准他與外界有任何接觸。

「國家講座」、陽明山會議、「十大傑出青年」

在東京的時候,我接到自台北來的電報,通知我已被聘任為「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國家講座」。胡適先生為該委員會主席。這個聘任是很高的榮譽,而且每個月可以得到補助五千元台幣,用來彌補在台大二千元台幣的薪水。「國家講座」目的之一,是要使受領人安心教書和研究,不必再東跑西跑兼課。我過去曾在東海大學兼課,但自從接受「國家講座」以後,便不再到東海大學去了,雖然該大學曾一度提議我向台大請假,搬到台中,當專任教授。

從東京回來,就任「國家講座」教授,我的研究題目是「科技發展與國際法」。這是一個極嶄新的課題,很引起學界的注意。報界對我的新職位大肆報導。回想起來,可以猜想,胡適先生與其他一些自由派的學界領導人可能是要顯示台灣人有能力在台灣學界最高層佔一席之地,而為了國家利益應該栽培這樣的台灣人。

大約在這時,國民黨內較開明的人士曾答應召開一大規模的會議,藉以團結世界非共產的中國人。海外講求實際的華僑已開始認真估量蔣介石的將來性如何,並面對毛澤東已控制全國而且其力量漸增的事實。國民黨急須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證據,以證明它仍有活力。舉行這樣一個大會議,為國民黨內頑固份子所反對。蔣介石也不敢冒險由政府正式召開這樣的會議,恐怕它對國民黨和其領導提出不利的批評。
其結果,產生折衷辦法,由國民黨政府從海外華僑精心挑選一些代表,參加一種諮詢性會議。會議分為經濟、教育和文化三組。與會者將看到在國民黨領導下台灣的突飛猛進。當然,政府不會提及美援的巨大數額或戰前日本在台灣的長期建設等。

會議在陽明山舉行,因此稱為陽明山會議。傳播媒介展開宣傳,給民眾加強印象,這是一極重大的事件,又說蔣介石本人將親自出席會議,並歡宴代表們。

應邀參加會議的海外代表們,大多是年老的華僑,在各自的行業上是資深的領導者。他們不太可能會提出使國民黨發窘的問題,而返回僑居地以後也不會使國民黨難堪。政府高官、內閣部長、國民黨領導者亦要出席報告。在會議前夕,我從新聞報導知悉我竟也被選為代表之一。這使我很驚訝,當時我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教授,因此可能是在與會者中資歷最淺的。
政府和國民黨官員的報告都嚴格遵守國策,預言北京共產政權必然滅亡,政府必能迅速光復大陸。與會者所提出的問題只觸及一些瑣屑的枝節,政府的基本立場和政策是不容置疑的。蔣介石在午餐時分批接見代表。會議結束時,有了一個盛大晚宴,所有的代表和政府高官都被邀參加。

不久之後,教育部也舉辦了一個全國教育會議,討論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台大校長和院長都是會議的當然代表。我也被邀請為代表。台大校長在會議中很熱心地為我介紹,雖然這幾乎已經不大必要,因為近年來新聞界對我的不斷報導,我在台灣已成為鋒頭人物了。
台灣的青年商會,模仿美國,決定選出「台灣十大傑出青年」,各地分會分別推薦。在公佈獲選者之前不到廿四小時,我才知道我也被選為十大傑出青年之一。這使我感覺很尷尬,因為我已將近四十歲,但要辭退已經太晚了。廣播電台和電視大肆宣傳,報紙也有連篇的專訪報導和花絮新聞,整個過程是徹底的商業推展企劃。最後,還有一項精心設計的正式頒獎典禮,在圓山飯店舉行,我應邀做一簡單的演說。

當時,蔣經國為青年救國團主任,他便邀請十位「傑出青年」茶敘。無疑,在這種場合,照例會拍攝團體照,而這些相片也必會被救國團拿來做宣傳之用。這些實非我所能接受。我仍然自認是超然、非政治性的純學者,我實不願我的學生看到我與眾人所畏怖的特務頭目而又自稱「青年導師」的人,公然在一起。


我寫了一封信請人送到蔣經國的辦公室,說明我有事往台中,不能參加茶會。隔日,當全島報紙大登團體照時,我的缺席顯得太醒目了。立刻有各式各樣的猜測,為什麼我要杯葛蔣經國的邀請?沒有想到,這事日後竟被列為我「反政府」證據之一。

前往>>第七章 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