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

從政治系到政治界--聯合國

屢次受派出席各項國際和國內會議,以及年近四十而獲選為傑出青年等等,這些都過去了。一九六一年台大任命我為政治系主任,這是相當大膽的任命。當官方對我愈表示信任時,正是我心裡對於整個政局的疑慮愈加深時。在政府裡面,想法似乎也分裂著。國民黨中有些年老官員,在流亡期間,變得愈來愈反動,另外的則變得較開明,試圖使台灣社會發展成能容納各種份子的進步社會。

系主任的職務,是八月一日開始的。但在九月開學前,有一天早晨,台大錢校長忽然派他的車子接我到他的辦公室,說有緊要事商量。看到他後,更使我吃驚,說我將被派任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的顧問。那天下午,外交部的通知,確認這項任命。

從這個任命可以察覺政府非常緊張。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已經無法再拖延了。華府和台北必須改變策略,因為前一年聯合國大會表決是否讓中共進入聯合國時,支持國民黨的國家降至最少數目。尤有甚者,此年要決定是否允許外蒙古和茅利坦尼亞加入聯合國時,台北當局企圖一直抵制對壘。蔣介石政府仍欲自稱代表外蒙古,雖然它被趕出大陸已十年多了。蘇聯則支持外蒙古加入聯合國。如果國民黨政府否決外蒙古入會,蘇聯也將否決茅利坦尼亞的加入。但是,非洲國家卻很希望茅利坦尼亞加入聯合國,所以如果因為國民黨政府否決外蒙古而茅利坦尼亞無法入會,就會得罪非洲國家,國民黨會失去為維持其聯合國地位所需要的支持。有關方面告訴我,他們需要一個人,真正能在紐約工作,且具有國際法的知識,精力充沛,而能得到國際的尊重。

如今,我對官方事務的參與進入了一個新的階層。在得到外交部通知不久,我收到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個通知,邀我去一談。

接下去幾天,我忙碌極了。我的新職發表以後,報社的訪問、拍照接踵而來,這個任命獲得很廣泛的注意和討論。這是台籍人士首次受到這種任命。外交部長沈昌煥也召見了我。

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與秘書長唐縱會面。在這個會談中,我個人的窘境很明顯地呈現出來。

唐縱單刀直入地要求我調查在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這似乎在於我做為聯合國代表團顧問的職務之外。我謹慎地回答。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指出,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們,多在外國大學得到了學位,並不是單純天真的小孩,我是否能夠影響他們,值得懷疑,甚至他們的父母,對這類事情,恐也無影響力。

唐縱告訴我,有另一個人要跟我談話。他竟然是張炎元,我後來才知道他是個有名的特務主腦之一。他也要求我去調查在美國的獨立運動,運用我的影響力,說服他們放棄這種運動。「看看他們吧!告訴他們回來看看這裡的繁榮,我們可以保證他們的安全。」

我離開中央黨部時,心情沈重。顯然,國民黨想利用我。難道政府、大學以及幫助我的人們,也都處心積慮要利用我?

我到了中央研究院,向胡適先生做禮貌性的拜訪,並向他辭行。他對我這項任命,似乎覺得很興奮和驕傲。在交談中,我無意中向他說道,這項任命或許不過是推出一個台灣人妝點門面而已。對我這種說法,他顯然感覺有一點震驚,反而使我覺得很歉疚。

外交部的代表團人員,早我幾日離開台北飛往紐約。我接到副總統陳誠,邀我到他公館。下午四點到達他家裡時,他一人獨處,神情愉悅。他端莊有禮地接待我,我們在平易輕鬆的氣氛中坐下來,茶和點心放置在面前。他說:「其他代表,昨日都在這裡晚餐。我很遺憾我們來不及把請帖送給你。」這話使我感到驚奇。顯然這是一個禮貌的謊話,因為我一直在台北,請帖是隨時可以送到我家裡的。我覺得陳誠或者是有意與我單獨交談,或者是其他代表要與他討論台灣內外形勢而不願意有一個台灣人在座。

陳誠開始談及他最近的訪美。他在華府曾遭到台灣獨立運動者的示威,這是在美國首次發生的。顯然他感覺得很不愉快,太沒有面子了。他似乎覺得美國當局應該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

我告訴他,在美國每天都有示威,有的是贊成,有的是反對,而且其對象有時是想像不到的,例如,蘇聯把一隻狗送到太空做實驗,就有人示威反對。他點點頭,不再提及台灣獨立運動了。經一段交談之後,我辭退了。我領會到國民黨領導人們對各式批評是多麼敏感。

剩下沒有幾天,我到台大醫院病房探訪劉慶瑞。他現在是台大法學院副教授,憲法專家。他因患鼻癌而瀕臨死亡。他在入院之前已在準備草擬一部台灣憲法。這部憲法是為將來台灣人獨立時用的。到那時,大陸難民將在全島行政體制中得到他們應有的地位,並融入本地居民之中。我想起數月前發生的一件小事情。那時哈佛大學賴世和教授(Edwin Reischauer)曾到台灣訪問。在一個學術人士集會中,劉慶瑞和我與他會晤。這個集會,大陸人和台灣人各參半。當時,美國總統的選舉正受到世界的注意。台灣人也特別注意到總統候選人甘迺迪宣稱金門和馬祖外島對美國並不重要,所以必須放棄,以澄清美國對防衛台灣的承諾。但是,尼克森則主張國民黨應固守金門馬祖。提到這點時,賴世和半開玩笑地說:「現在讓我來做一民意測驗,你們希望誰當選?」於是,所有的大陸人都說「尼克森」;所有的台灣人則說「甘迺迪」。

我探訪劉瑞慶,明知這是最後的告別了。我到紐約十天之後,他便去世了。我的失落感無法形容。我常想到他的夢想:在台灣建立一個妥善、有效的憲政。

到了紐約,我住在帝國大廈附近一個落寞的旅館。代表團中並無台灣人,向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做一禮貌性拜會之後,我便每天盡職上班了。我與一個海軍武官共用一個辦公室,並被分派到聯合國大會第六委員會工作,那是主管法律事務的。

聯合國大會正式開幕前幾天,聯合國忽然面臨了重大危機。其秘書長哈馬紹(Hammarskjold)因公出差到非洲時,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當聯合國必須緊急選擇其繼任者時,蘇聯堅持採用所謂「三頭制」,即任命三個秘書長,以取代以往的一名秘書長,分別代表西方集團、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和第三世界。西歐國家則極力反對,直到最後一刻,雙方才達到妥協,折衷任命宇譚(U.Thant)。

在這次大會中,國民黨政府的處境特別複雜。蔣介石已公開宣稱將反對外蒙古加入聯合國,而蘇聯則稱外蒙古的加入如遭否決,它也將否決茅利坦尼亞的加入。因此,美國對國民黨施加壓力,要防止它對外蒙古行使否決權,對此國民黨很感惱怒。另有非洲國家,因它們很希望茅利坦尼亞加入聯合國,如其加入遭否決,則會遷怒國民黨,以致影響它們對國民黨代表權的支持。在代表團與台北當局間緊密往返磋商多回之後,蔣介石最後不得不讓步,讓外蒙古加入聯合國,而不行使否決權。蔣介石在世界面前丟了臉,要有人為此做代罪羔羊了。蔣廷黻逃過了劫數,倒是駐華府大使葉公超,雖頗有人緣,則成為蔣介石不悅的對象。這又牽連到國民黨宮闈政治的幕後鬥爭。大家都知道外交部長沈昌煥向來與葉公超不睦,所以在此事端中,他也插了一腳。蔣介石召喚葉公超回台,聽了葉的解釋後,對他簡單地說:「留在台北,不用再回去美國了。」

葉公超就這樣丟了大使職位,但因為他是陳誠副總統的人,仍被留在內閣裡。國民黨認為他太過開明,從此便緊密監視他,派特務跟蹤他。至此,胡適先生與蔣介石的關係也漸趨冷淡了。

蔣廷黻、蔣介石、蔣經國

有天早晨,蔣廷黻的秘書來找我,問我有沒有時間到郊外蔣的家裡,與他一起吃午餐。他派他的車子接我到他家。他的年輕夫人簡略歡迎我以後,我與蔣廷黻兩人便坐下午餐,開始漫長而不拘形式的談話。他的話坦白得使我有一點驚奇。那時,他六十二歲,而開始回憶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出任駐蘇聯大使時,在莫斯科的日子。不久,話題轉到蔣經國身上了。我警覺到這或許是這個午餐的主要目的了。

大家都知道蔣經國年輕時,曾經與其父親非常不和,據說是因為蔣介石對待妻子,即蔣經國的母親,極為粗暴。蔣介石年約四十歲時,遺棄蔣經國的母親,娶了上海有財有勢的宋家最小女兒宋美齡,也就在那時,蔣經國離家,到了蘇聯。他到莫斯科孫逸仙勞工大學進修,不過,其後他的行蹤不明了。蔣廷黻從此開始述說他的故事。他說有一天他收到蔣介石的電報說:「請找出我的兒子,送他回國。」

蔣廷黻立刻求助於蘇聯當局,幾天之後便得到通知蔣經國的下落已經查到了。蔣廷黻邀請蔣經國到大使館,告訴他蔣介石打電報來,要他回去。蔣經國當時正二十多歲,回答說:「我有一個問題,我已與一個蘇聯女子結婚了。」蔣廷黻便要他將那妻子帶來大使館。根據蔣廷黻說這個蘇聯女子是一個非常單純的鄉下女子,她「連怎樣好好使用刀叉都不懂」。蔣廷黻說:「我告訴他,不論如何一定要回去,而且得帶著妻子同行,蔣經國同意了。我便為他們準備了禮物,讓他們帶回去送給蔣介石。」幾年之後,蔣廷黻回到中國,很驚異地發現那位蘇聯女孩已經轉變成一位「典雅的中國淑女」,而且已取了一個中國名字。

此後,蔣經國便以父兄之禮對待蔣廷黻,對於後者似乎抱有對於那可畏的父親所沒有的親情。從此,蔣廷黻每次回去台灣,蔣經國一定親自到機場迎接,特別客氣招待他。

蔣廷黻在與我的談話中,特別詳述他們的關係。他說蔣經國並不「愚蠢」,而只是那種環境中的犧牲者。蔣廷黻說:「有一次我坦白地告訴他,他的四周似乎總是圍繞著一些較差的人,他應該設法引用一些有才能的人,而他回答說:你認為有才能的人願與我在一起嗎?他們都不願意,只有沒有人要的人才來找我。」蔣廷黻認為這就是蔣經國不愚蠢的證明。他也提及蔣經國感覺與學生或較低階層的人在一起時較舒服,而與受有較高教育的人在一起時則感覺不自在。

蔣廷黻說他有一次找到機會率直告訴蔣介石,應給他的兒子一份較適當、較受人尊重的工作,而不應該只給他做一名警察頭子。蔣介石的回答是含糊的:「他能做什麼?」這可以解釋為「他有能力做別的事嗎?」,或「你有什麼建議嗎?」。
蔣廷黻再說:「蔣經國不是一個壞人,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需要有能力的人幫助他。」蔣廷黻這樣回憶過去,我卻覺得有些奇異,他為什麼這樣向我坦率。

我們奇異的密談,並沒有別人在場,一直持續到下午四點鐘左右,然後他再派車送我回到旅館。在駛回市區的漫長路上,我回想蔣廷黻曾對蔣介石也非常坦率。他說有一次曾經勸告蔣介石削減軍隊,因為它花費了太多的預算,但蔣卻不理這個建議,說:「你也許懂得外交和政治,但是對於軍事卻一竅不通。」

九月至十二月間,國民黨代表團為了又將來臨的中國代表權的表決,展開緊湊的遊說,尋覓支持。從該年起,策略不得不變了。從前是以「不討論中國問題」的決議,年年拖延,但今年已經無法這樣做。如今則要主張中國代表權問題是一個「重要事項」,必須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才能變更,我除了第六委員會的工作以外,還要分析各國代表有關中國問題的演說。這些演說稿一到我桌上,我就從國民黨的觀點審視其利害得失。最後投票的結果,國民黨險勝,維持了其在聯合國的席位。

中國代表權問題,因為年年重複,國際間對它的興趣也變得遲鈍了。此事有關國民黨的命運,而台灣人的命運也隨著浮沉。聯合國討論這問題時,極少提到台灣人民,國民黨當然不承認台灣人與它的利害並不一致。

有些台灣人不懂為什麼我願意做國民黨代表團的一員,有的在紐約的台灣獨立運動活躍份子曾來見我,勸我找一個機會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言,突然戲劇性地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並訴請聯合國採取行動。他們並認為我應同時向美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這種建議完全不切實際。我根本無機會在大會發言,而且我也沒有做這種戲劇性行動的心理準備。客觀環境也未發展到能使這種激烈舉動發生實際效果的程度。

從聯合國回來

大家都很清楚,國民黨除了對維持在聯合國內的席位以外,對於聯合國的其他事務,興趣不濃。所以代表權問題表決以後,高潮已過,代表團人員有的回國,有的出差到其他國家。我也在年底回到台北。

回來台灣,發覺我成為學生以及各界注意的焦點。那時,我在自己專門的學術圈裡,正達到事業的高峰。國際太空法方面,我是公認的開拓者。做為一個年輕台灣人而擔任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尤其轟動。演講的邀請,洶湧而至。在每次演講,我都試圖解釋清楚中國或台灣問題在許多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的地位。這些公開演講遠不如在我自己家裡或私人場合的討論來得有意思。參加討論的學生和朋友又帶著朋友,人數越來越多,討論到台灣前途時,總是氣氛熱烈,有時又相當憂愁痛苦的。當然,我猜想在參加討論的人當中,有國民黨的特務在內。

我從紐約回來後不久,又被邀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十名左右的安全、情報單位人員見面,報告我對聯合國大會的觀感以及在外國的觀察。他們一再要問在美國台灣人學生的立場、想法和活動,以及台灣獨立運動的情形。我很坦白直率地告訴他們海外學生的想法和主張。我說,他們獨立的主張並不是私人的或個別的嗜好,而是對於國民黨基本政策的整個反應;他們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體制和結構;他們不滿足於僅僅參加省政而被摒除於「中央政府」實際權力之外;他們認為台灣人有繳稅的義務,卻無參政的權利。

在中央黨部聽我說話的人,都表示很渴望改變留學生的觀點和想法,但我告訴他們,除非國民黨的基本政策改變,想要扭轉留學生的立場是相當悲觀的。這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問題。在場的人都很清楚國民黨的政策就是蔣介石的政策,我沒有說出政府應做什麼改變,也沒有必要說出。這些人不是傻瓜,他們約我來談談,是因為我是台灣人,又是國立大學的政治系主任,而剛由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回來。談話結束時,他們表示感謝,他們似乎真正地欣賞我的坦誠。

如今,我的兒子已經上學,讀書讀得不錯,女兒已五歲,快要上學了。我們都很喜歡狗和熱帶魚。許多年來,我們養了各種不同的狗,牧羊狗、大丹狗、臘腸狗、北京狗、狼狗等等。也有一段時間,我們培育了貴賓狗。我還擔任過愛狗協會的副會長。有時,我和兒子把狗帶去參加比賽。

胡適之死

有一天晚上,台大法律系教授戴炎輝邀我到他家裡去晚餐。就在我們離開餐桌之後,一個緊急的消息傳來。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一項會議上,心臟病猝發而倒地。我趕回家,並乘計程車到南港去,到達那裡時,他已經去世了,躺在地上,覆蓋一席白巾。我端詳他的面孔,他的神情就與他生前全神貫注說話時一模一樣。就在那裡,台大錢思亮校長告訴我,曾給我經濟支持、使我能夠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讀完第二年的,不是別人,就是胡適先生本人。在我們將近十年的交往期間,這位最仁慈、最親切的學者,對我始終隱匿他私人幫助我完成在加拿大的進修這個事實。我也太天真、太不夠經驗,毫無臆想到有這種可能。於是,我失去了一位最諒解我而最不自私的前輩和支持者。
蔣介石的召見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一個寒冷的晚上,大約八點鐘左右,一輛吉普車來我家屋前,接著是一陣劇烈的敲門聲,我太太去應門時,司機很粗魯地說要找「姓彭的」,並遞給她一份條子,那是一份請柬,要我過天早上十時與蔣介石會晤。

蔣介石的辦公室座落於台北市中心「總統府」大樓內。這是日據時代的「總督府」。就像沙灘上的寄居蟹那般,他把別人的殼甲佔為己有。這個建築,於一九四五年,遭到火災,但已修復,它本身很像一座大堡壘,在其前面的廣場可以舉行龐大閱兵,以滿足「反攻大陸」的幻想。

我從學校乘車到這幢紅磚巨大建築時,有點緊張。我把義手從口袋中抽出來,讓它垂懸在外面。大家知道,蔣介石的衛兵奉命射殺任何在他面前有什麼可疑或突然舉措的人。不知道我失去左臂的衛兵恐怕會誤以為我用左手在口袋裡握有武器。我想起一些傳說,例如在一次軍校畢業典禮上,一位上前從蔣介石接受畢業證書的人,緊張地要從口袋拿出手帕拭前額汗水時,當場被射殺。又聽說,蔣介石的車隊在高雄附近小路上疾馳時,正好有一個農夫在路邊大便,這可憐的傢伙看到車來,想急促躲避起來,即被擊斃,因為他行動得太突然了。

我到了總統府,就被帶往一間接待室,在那裡聽取拜謁規矩的說明,在何時何地要鞠躬,要行多少次,如果被邀請坐,就可以坐下,然應警覺蔣介石要終止會見的時刻,他會讓你知道時間已到了,那時,在他面前告退時要鞠躬,到了門口還要轉回過去再鞠躬一次。

我的名字叫到,門打開了,我向前進入一間龐大的房間,在遠遠的那一端,矮小的蔣介石坐在桌前。在他旁邊,坐著一位筆記的人,可能也兼保鑣。我進入時,看到蔣介石在膝上手持一份書夾或卷宗,正在翻閱,我猜想那是有關我的資料,他正在預習。

我鞠了躬,慢慢走向他桌前時,他正抬起頭,以他通常的那種唐突口氣示意邀我說:「坐!坐!」然後他說:「你剛剛從聯合國回來,很辛苦了。」「你家裡怎麼樣?你的孩子好麼?」「有沒有什麼困難?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來看我。」我對於這些老套問題的回答,不斷被他的感嘆詞「好!好!」打斷。這些沒有感情的感嘆詞封鎖了任何真正有意義的交談。十多分鐘後,他表示會見終了,我站起來,一如指示那般鞠躬告退。

為什麼他要召見我?我已在其他場合見過他,他也問過我同樣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他通常要會晤每一個被提名任命的人,尤其在考慮軍人任命的時候。聽說早期在大陸時,他一定要召見將軍或部長級的人,但到了台灣以後,他堅持較低層的人員也要召見。據說有時一些無聊的瑣事也會影響他的決定。當時流行著一個故事:一個倒楣的軍官患有無可救藥的近視,蔣介石召見他的時候,他看不清楚蔣介石坐在那裡,弄錯方向鞠躬,結果他的重要任命告吹了。

不久,一些高級黨政官員來訪問我,勸我加入國民黨。他們暗示如果我入黨,一定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我對此事,完全未曾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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