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被捕

討論台灣前途

我從海外回來,正受黨政官員矚目之際,我與校外的接觸也逐步發展起來。在外面流傳的話似乎是我平易近人並歡迎任何人來談政治。我的房子總是擁擠著台大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偶爾,巿議員和地方政治人物也來加入我們的談話。

沒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大家都認為政府揚言代表中國是荒唐的;蔣介石對新疆、外蒙古和西藏的主張也是荒謬的;對沖繩和琉球群島企圖作類似的宣稱,更是可笑的。我們感覺更嚴重的是政府對台灣本身所做的不切實際的宣稱:它代表中國和「自由世界」,以及島上人民一致支持「光復大陸」。雖然沒有公開談論「獨立」,但是大家都認為政府如果堅持其立場和政策,它有一天必會從聯合國被驅逐出來,所以,最基本的問題是改革和重組,藉以創建一個與現實切合的政府。

我已不可能繼續做為一個超然的旁觀者;對我來說,給人為國民黨支持者的印象是很尷尬的事。

我接受一項特別的研究計劃,那是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安排的。我同意準備一份有關非洲的研究報告。國民黨正努力對抗中共在非洲的日益擴張,而上述研究是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非洲與台灣形勢,並不是從表面看那樣毫無相干。我研究報告的那一部份,題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發表於台北的文藝雜誌「文星」,造成一陣騷動。我詳細評論非洲為獲得認同和獨立所做的鬥爭。我呼籲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統治而與過去斷絕關係,如今則正為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掙扎。我並非有意要寫一篇政治文章,是編者按語則說:「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們可從這段思潮的激盪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

有一天,我參加一個酒會,遇見了一位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James Leonard,他開玩笑地說,如果看到美國大使館檔案中有關我的資料多麼厚,我會吃驚的。我也認識了美國大使館的其他外交官,其中有幾位曾到過我家,就國際和台灣的政治形勢做了極坦率的討論。有一次在中山堂的音樂會中,我認識了美國大使寇克將軍(William J. Kirk),他知道我的經歷,邀我到他的辦公室長談。此事未安排好之前,他突然被召回華府了。

我常被邀在基督教團體演講。我的祖父、父母、兄姐都與長老教會有密切關係。我有幾位親戚是牧師,也有當過神學院長的。在我的學術背景和這種私人關係之下,我在教會主持的演講會出現,通常都吸引了不少聽眾。

在一九六二年初,我向台南神學院學生演講。這是台灣唯一所有課程都使用台灣話的學校,所以我用台灣話演講,而比在其他任何公開聚會,還大膽地討論台灣人民自決的問題。

謝聰敏和魏廷朝

有一天,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徐慶鐘來看我。他奉命要辦一份日文雜誌,叫做「自由中國月刊」,由國民黨出資,在台灣編輯,在日本發行。他要我推薦一個人擔任編輯,中、日文都好的。雖然知道這是黨營事業,我決定推薦一位年輕人。兩年來,他常到我家裡,熱心談論台灣的前途。謝聰敏是因我的同事劉慶瑞而受到我的注意。他在劉指導下,提出了一份有關憲法的傑出畢業論文,於畢業台大法學院後,考入當時唯一的政治學研究所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在那裡,他給大陸籍教授留下極佳印象,而被推薦到鳳山的軍官學校任教。但由於距台北太遠,沒有知己,且身處乏味的國民黨軍官之中,他不久就感覺不快樂。我推薦謝聰敏給徐慶鐘,覺得在台北做編輯較符合他的性情。

在謝聰敏的朋友中,還有一位常到我家的客家年輕人魏廷朝,他是農家的兒子,具有勇敢、堅毅的性格。他也是台大法學院的畢業生,但是,當初他不願從事於與他學歷相稱的工作。直到他在煤礦工作數月之後,才在具有聲譽的「中央研究院」當研究助理。
謝聰敏和魏廷朝,在我家裡的談論中,總是將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內外,分析得很清楚。我們覺得遺憾,未能使更多人分享我們的討論。我們覺得,目前台灣局面是那麼荒謬而不平,要使人們看出這點是極合理而輕易的事。

僅在觀點相同的朋友之間討論,反反覆覆,總是停留在原點未能為解決問題而進一步行動,我們已感到厭倦了。如要解決問題,必須重組政府,並全面改革,使台灣人全面參與於政府各階層。

在本質上,我們一再討論下列問題:

第一、在台北的政權主張代表「中國」是一個荒謬神話,也等於一個巨大騙局。

第二、這個神話使得國民黨維持雙重機構,一是所謂「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另一是附屬的「省政府」,部份開放給台灣人參與。

第三、國民黨對外宣傳,這個「中央政府」是一「憲政民主」,具有選舉參與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員」大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依舞弊選舉中選出的。憲法所規定四年一次的選舉已經中止,俾使逃離來台的大陸籍委員無限期把持席位。

第四、把持統治權的少數大陸人士,為這種政治歧視辯解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受過日本人五十年的統治所污染,所以准許分享各階層的代表權之前,需要長期的「政治訓導」。

第五、在所謂「中央民意機構」中,台灣籍代表僅佔約百分之三,雖然台灣人佔全島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第六、國民黨政府控制金門、馬祖,並展示「軍事行動」,使得政府能夠藉口「戰爭狀態」和「國家緊急」維持戒嚴,停止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民權。這樣故意永久持續「緊急狀態」,目的在阻止台灣人民在正常民主憲政中的參政。

第七、國家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耗費在軍事方面,包括精心設計的秘密警察和特務組織,這是全世界最高比例的軍事開支,甚至比越南、韓國、以色列還要高;六十萬以上的軍隊,不足以進攻中國大陸,卻大得非台灣經濟所能負荷,只有大量的外援,使得這個規模能夠保持。

第八、真正的反對黨,不准存在,國民黨不敢面對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可能的挑戰。

第九、黨、政、軍,充斥貪污腐敗,台灣人民不堪其困擾和負擔。

第十、從幼稚園到大學,灌輸政治教條,扭曲學生心智,藉以製造對國民黨和領袖的盲目擁護。

第十一、青年救國團是國民黨準軍事性組織,大專學生被強迫加入,其效用類似德國納粹的「希特勒青年團」及其他極權政府的青年組織。

第十二、任何非傳統性行為、創造性思想、批評性思考、獨立的精神,不但受到限制和反對,甚至受到懲處;國民黨要使台灣人民回復古代中國的狹隘和固守,其後果是可怕的。

第十三、任何真正的工會,不許成立;而在「國家緊急」的法令下,勞工遭到剝削。

第十四、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國,台灣農工被政府重重剝削,如重稅、肥料換穀等;大肆宣傳的「土地改革」也無法粉飾。

第十五、每人要公開表示忠實於國民黨;愛國的唯一標準是效忠於蔣介石;任何考試,都要測驗效忠「三民主義、國父、總裁」的程度,甚至理髮師或駕駛執照也要考三民主義。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一九六四年初,我們決定將上述看法草擬一份綱要,將台灣的處境和所面臨的問題,分析清楚,分發給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相信大部份大陸人也不滿於國民黨的專制,對前途也感覺恐怖。謝聰敏自願起稿,魏廷朝同意幫忙。

不久,有一天晚上,謝聰敏到我家裡,帶著一個鼓鼓的包袱,打開來,竟是一份厚達百頁的手稿,闡釋人權,從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宣言談起。我告訴他,我們所需要的是簡短有力的文章,不是大論文,於此決定以宣言形式寫成精簡的聲明。

其後,經過密切的商討,多次的修改,在魏廷朝的幫助之下,以流暢的中文完成定稿,剛好可以符合於報紙一樣大的型式。如此我們能將台灣內外問題,分析得非常清楚,並指出我們應走的未來路途。這份文件的最大功臣,首推謝聰敏。

我們決定將這宣言稱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在簡短的前言裡,它指出台灣島上的人民,既不願被國民黨、也不願被共產黨統治,而是要自已統治。基於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萬人民必須以自由選出的政府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並以公共的福利為施政方針。我們提出八點基本主張:

一、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台灣。國民黨政權所以能夠倖存,只是因為美國的支持,然而,美國的政策也漸漸移向承認中共。

二、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國民黨軍隊只能防衛,其裝備完全依賴美國。其數目小得無法反攻大陸,卻大得不適合於和平時期,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預算。國民黨一邊大言不慚民主自由,一邊卻任意蹂躪人權,壟斷政權,利用秘密警察,強行獨裁。政幹制度削弱軍隊,並減低效率。被徵召的台灣兵正在取代逐漸老弱的大陸籍士兵,他們雖然穿著國民黨制服,卻是國民黨沈默的敵人。

三、「反攻大陸」的口號,成為國民黨政權的籍囗,對外適合一些美國人對共產黨和中共的嫌惡、對內則可做實施戒嚴的理由,使得延續獨裁統治。

四、國民黨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它於一九四七年選舉二後年,即被驅逐出中國。佔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在「中央」立法機關的代表佔約百分之三。國民黨雖然在宣傳上宣揚台灣人與大陸人合作,在實際上卻用各種手段分化彼此,使他們互相敵對,以防止他們彼此合作,推翻其獨裁政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分化派系.在此也延用到人民。

五、極繁重的軍事費用和極高的出生率,是二個極嚴重的問題。一九六四年的統計顯示軍事費用佔全部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這還不包括其他許多隱藏和間接的開支。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主張節育者被視為失敗主義者。鼓勵高出生率據說是要用來充實二十年後的兵源!

六、黨軍領導者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毀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消滅反對勢力。一九四七年當各地領導者起而反抗國民黨統治十八個月來的壓制和剝削時,二萬名以上的台灣人被屠殺了。隨著一九五○年,又推行「土地改革」,卻使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窮困。
七、經濟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不是要發展適合台灣資源和人力的健全農工生活。農民因人為的價格制度負擔過重,農產主要是以餵養軍隊為目的,不是要供給有生產力的勞工。真正的稅制改革必須以削減軍費為前提。社會的不穩日趨尖銳,因為少數與國民黨合作者變得富有,而多數的農工卻極貧困,又要負起苛稅的負擔。

八、台灣可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嗎?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便獨立了。就人口而言,台灣在聯合國會員國間,排名第三十。我們必須放棄強權的幻想,面對現賣,建立一個小、但卻民主而繁榮的社會。有人說,蔣介石已成為一個皇帝,我們只好等待他死亡。但是我們不能忽略一個可能性,即絕望的小蔣將台灣轉手給中共;也不能一刻或忘,台灣可能再度成為國際強權政治下的犧牲品。我們不能被動等待「進步的改革」。國民黨的歷史清楚顯示任何與它的妥協,不是幻想便是欺騙,是個陷阱,藉以誘捕期待和平轉移的天真知識份子。我們必須警告任何與國民黨合作,以獲取經濟利益的台灣人。他們必有一天向憤怒的人民付出極大的代價。

我們將上述各點說明以後,摘要訂下三個基本目標:

第一、確定「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團結全島人民,不論其出生地,共同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新的政府。

第二、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具有實效並向人民負責的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民主。

第三、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與其他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為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上述原則,在宣言中,清楚地提出來,國民黨政權的缺陷也明白地指出來。比如,我們強調民主原則必須確定,國家元首應依普選而產生,而他不應該是做為崇拜的偶像,既不可享有絕對權力,也不可免於受批評。他應該是一個專心致力於服務大眾的公僕,而且應該接受民意代表的控制。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以及反對黨的合法地位必須得到保證。政府中的貪污腐敗必須消除,軍人和公教人員的待遇必須改善,並增加政府的效率,建立健全的公務員制度。司法獨立必須確保,並廢除所有侵犯基本人權的法律,從此防止非法的逮捕、審訊和懲處。

我們又說特權制度應予廢止,根據民主的原則,規劃警察的職務,積極培養人民守法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權不受限制地通信、自由行動、自由旅行於國內外。軍隊的負擔應該減少到自衛所需要的程度,並應保障退伍軍人的地位和生活。

我們最關切的是個人的自由和有條理而公正的政府。先談這些後,才能談論扭曲的經濟、黨軍特權份子、牽親引戚問題。大量減少軍事開支以後,才可以發展長期經濟計劃。台灣的物質和人力資源一直大大被誤用了。我們提議增加國民生產、減少失業率,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減少貧富的差距。國民黨沒收日人財產,吞沒外援,藉以自肥,以低廉勞工供應工業,強行「肥料換穀」辦法,剝奪農民的正當利益。一般民眾也深受苛刻的間接稅之苦。

最後,宣言的總結說,我們既不要國民黨極右的黨綱,也不要共產黨極左的教條。我們呼籲大家支持台灣人自決運動,以打破國民黨的獨裁,使所有台灣人在具有建設性的民主政策之下,團結起來。

我們經過數月直接和間接的討論和推敲,終於同意最後的定稿,而非常興奮,充滿了成功的感覺,同時也覺察到我們現在已走上一條危險的路途。生命似乎已有了新的意義。我們期望這份宣言能對所有台灣人和流亡的大陸人,都會產生宏大的影響,比較起來我們路途上的障礙便變得微不足道了。任何能思考的人們都會意識到我們所提出的問題,至少其中一些,確實存在,我們所做的,只是將那些問題更清楚地呈現出來,為大家界定那些問題,或至少幫助每個人界定而釐清各自的問題。如果這份宣言在各界引起討論,則可能得到普遍支持, 國民黨的獨裁政治則會受到公開挑戰,特務制度也受到威脅了。

直到那時,我們所做的,只是知識的運作而已。我們已有寫得很好的宣言稿,但是從此開始,我們便必須與警察國家控制人民的各種手段,如暗藏後巷的間諜和特務、政府和黨所控制的新聞電台、經濟壓力和威脅等等,開始做實際的鬥爭。我們計劃將宣言分發給台灣人和大陸人,各界領導者、生意人、醫生、教師、各級民意代表、各層公務員、軍人等。如果我們能夠突然間在全島散發宣言,國民黨和特務便無從搜索所有的傳單,無法箝制我們主張的傳播。政府不可能逮捕每一個收到宣言的人,況且他們都是被動的收件人。國民黨必大動盪。至少我們那樣想。

印刷廠走漏消息

我們決定印製一萬份宣言。接著的問題便是在那裡及如何印製。

我們決定油印是不切實際的。這個宣言,看起來應較正式,不應該像街上廣告傳單,看過便可扔掉。經過考慮,我們決定採用印刷的方法。謝聰敏的父親最近剛寄來幾萬台幣做為投資生意之用,所以我們想用這筆錢買一部印刷機。但我們不懂印刷技術,而且一部印刷機在私人家裡也無法隱藏。所以我們只有去找陋巷裡的印刷所。

謝聰敏花很大工夫準備了一份假稿件,能夠交給植字工人而不會引起疑心。在這假稿件中 他將宣言中提到國民黨的字句,全部改換共產黨,這樣,表面上看來彷彿是一份反共宣言。另一面,我們搜集各職業團體的會員名冊,選定分發對象的名單,請人打字。
謝找到一間小型印刷廠,專門替人植字,與老板談好,替我們排植信稿的版本。他同時又四處找尋所需鉛字,以便代替排好版面裡的一些字句,使其恢復本來面目。

這樣又過了數星期。當一切都準備妥當,單身的謝則在萬華區一個小旅館租了一個房間。有許多男人租這種房間做為幽會之用。謝包紮好笨重的排好版面,僱了三輪車,載到旅館去。我和魏廷朝也到了那裡。大概旅館老板懷疑了,不久他便以修理水管為藉口未經敲門突然闖入房間。但他只看到我們三個人在聊天,便喃喃道歉退出了。版面放在床底的。這個插曲應該足夠使我們警惕,要極端謹慎。我們正在複雜的萬華社區,但卻太天真,還不知道每個巷弄都有特務,每間旅舍都有受特務津貼的線民。國民黨從大陸搬到台灣的唯一具有效率的機關,大概就只數特務系統了。

我們在那個旅舍房間裡,將已排好的假稿,用買來的鉛字,改換了應該替換的部份,如此恢復了宣言的原來面目。接著要辦的便是購買紙張了,這件事很容易解決。然後,謝又在萬華區找到了一間極小而無執照的印刷廠,他們因常偷印黃色書刊,所以,做事偷偷摸摸,不敢聲張。其老板答應印刷,由我們供給紙張。

約好那一天,謝帶著笨重的排字版先到印刷廠,一方面等著魏帶紙張來,另一方面監督印刷廠老板將排字版按在印刷機上。過了一段時間,魏還沒有來,謝不耐煩了,便走出印刷廠到門口街上去看看,不久才看到魏僱了兩輛三輪車載著一大堆紙張到了。當謝和魏將紙張搬入印刷廠時,其老板突然說他已不願印了。謝和魏都驚駭,但也沒有辦法,只好又把紙張運回紙店,把排字版帶回謝所租住的房間。

此後約十天,我們靜待著。在印刷廠附近探消息的朋友告訴我們,其附近正在流傳說有些共產黨曾企圖印刷東西攻擊國民黨和蔣介石。於此,我們才發現為什麼印刷廠老板在那一天忽然拒絕印刷。當謝將排字版按好在印刷機上,而走出印刷廠到街上去等待魏那幾分鐘間,印刷廠老板已趕快把印刷機一轉,盜印一份,看了內容,嚇了一跳,不敢再印了。

我們緊急做商量。印刷廠老板不知道我們身份,所以請人間接警告他,如果報警,對他不利,因為其工廠沒有執照,又常印黃色書刊,這個事件一報上去,一定會招來很多麻煩。我們以為這事情這樣就會過去,等一段時間以後,可以再進行印刷了。這又是我們極天真的地方。我們被捕以後才知道,原來那印刷廠老板還是把他盜印的那一份宣言拿去報警,其結果,全島警察和特務都接到通知,有人計劃印刷「反政府」傳單,特別加強監視和警戒了。這事,我們完全不知道。

等約一個月,謝又開始找尋願意接受這個生意的印刷廠。他終於在巿政府旁邊赤峰街找到一個有極老式印刷機的老板兼工人。那附近有一間小長老教會教堂,已經約好我於月底去做有關「人權」的演講。那個老板年紀相當大、同意接下這筆生意,在下一星期天印刷,剛好是中秋節那天。

到了約好那天,魏幫助謝搬排字版和紙張到印刷廠去。他們穿著軍服,口操北京語,自稱軍事學校教官,要來印刷考卷,要嚴格防止試題外洩。這在台灣並不是不尋常的事,那個老板似乎也不感覺異常。

他的動作很慢,既無助手,機器又老,工作了很久,自從早上九點一直作到下午三點左右。其間,魏站在印刷機旁,小心監督著。到了中午,謝才來替換。最初幾張印得不好的,也都收起來以免流出,可以接受的一萬張終於印妥了。每一份宣言,如果適當運用,都可以成為一枚政治炸藥。謝迅速檢閱最後一份,發現無誤後,便帶幾份來找我,說可以準備下一步行動了。

謝和魏付錢給老板後,僱了兩輛三輪車,把笨重的一萬份傳單,運到已訂好的附近小旅舍房間。我們帶了二個大旅行箱,把傳單裝入,然後,謝留在旅舍,魏和我再僱三輪車運送兩二大旅行箱,到衡陽路離「總統府」不遠的一位朋友家四樓貯藏間。這位朋友是一位女孩,她沒有問箱裡放什麼東西。我們打算把宣言暫時放在那裡,等到郵寄名單準備好以後,才在全島同時分發。

被捕的一刻

把一萬份宣言收好之後,魏和我即回到旅舍,三人會合休息,謝在床上打盹,魏和我則將那些印壞的幾份拿到房間廁所燒掉,把殘灰投入便器,放水沖掉。那時已經黃昏了,我正想應快離開,到一間日本料理店應約。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門。我們還沒來得及開門,便有七、八名便衣人員衝進來,轉動左輪槍,喝道:「舉手。」

當謝聰敏從床上爬起來時,被揍了一頓。他們命令我們站在一邊,然後徹底搜查整個房間。那時,我看到一個便衣人員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皺皺的我們的宣言。那並不是印在我們所用質料較好的紙張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個印刷廠老板利用謝跑到馬路上去等待魏的幾分間,匆匆盜印下來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緒激動的時刻,我們彼此簡單的交換了一些話,同意既然他們已知悉一切,我們將只說出有關我們行動的事實,不要牽涉他人。他們命令我們不准講話,除了服從以外沒有他途。

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台灣人已腐敗到甘願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我們天真的假設,印刷廠老板都遲鈍而未受教育,不會太注意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天真得沒有想到他們一報告,就可以領到一筆賞金。

我們被帶出旅舍,當我們走下旅舍大廳時,發現旅舍伙計畏縮進去,還有一個瘦弱三十歲左右的女傭人,把臉掩起來。我立刻猜到他們就是向警察密報我們帶著大旅行箱進出旅舍的人。

旅舍前的街巷擠滿了好奇的群眾,爭著要看到底警察抓誰和為什麼。他們向後退縮,讓出一條通路,使我們走到警車和吉普車。警察粗野地把我們推進車裡,便開動了。

我發覺自己不斷在自問,「將被關在監牢多少年呢?」很奇怪的,「七年」這個數目,不斷出現在我腦裡。我想到我的家人、妻子、兒子、母親、兄姐、親戚、島內外的朋友。

我懷疑我們三人能否有機會再見面。我後來才知道,魏廷朝曾經受到毆打和死亡的威脅。他曾經要求立刻槍斃我們。謝聰敏也遭到毒打。
在夜晚的街道開了不多久,便到了圓環附近的警察局。一九四七年引發二二八事件,就在這附近。
那是中秋節的晚上。月亮懸掛在東邊天上,渾圓而明亮。可是,今夜我們的家人和朋友不能歡慶佳節了。我們的前途非常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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