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偵訊

在警察局

在警察局門口,我最後看到謝和魏,然後立刻被帶到三樓一個燈光刺眼、像會議室似的大廳。他們命令我坐在桌旁,並以鍊鎖將我的右手鎖在桌腳。一個穿制服的年輕警察沈默地坐在我旁邊。窗門緊閉,整個房間悶熱得令人難受。

我們都聽過警察如何對待犯人的故事。我想我就會被毒打一頓,並受各種酷刑了。一個官級不高、年老而穿制服的警察進來,看了我一下後說:「如果這是十年前,你會被槍斃,但是現在,我想你是不會的。」他並沒有再多說什麼,就離開了房間。我坐在那裡大概有一、二小時,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水喝。因為我不能舉起手來,那沈默的年輕警察必須替我拿著杯子就我嘴唇。幾次之後,他顯出不耐煩,不願再做了。

一個矮小、中年、其貌不揚的大陸籍便衣人員走進來,才打破了僵局。他自我介紹是特別調查組的組長。他最初的幾句話,使我知道他已經與謝談過話了。他似乎對我們宣言的內容沒有多大興趣,倒是想知道我們準備過程中的技術問題。他說:「你們所做的極為專門,無法做得更高明了。」

當他知道我還沒有用晚餐時,便派人向附近的飲食攤販,買了一份飯盤,有飯、菜、肉、湯等。我的手銬鬆開了一會兒,但是我沒有胃口,大部份食物都沒有動。我硬起心腸要面對即將開始的苦刑,或至少痛揍。我的手銬再扣上了不久,走進一個身材高大、態度自滿的人,他沒有自我介紹,沒有穿外衣,外表冷靜,看起來官階較高。我感覺他只是來查看我一下。他沒有待多久,也沒有講多少話。他說:「這是一個政治案件,不必太擔心。這並不很嚴重。當然,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政治意見。這並不算什麼犯罪。有批評才能有進步。」他似乎想慰藉我,減少我的恐懼。

他走了以後,那個矮小中年警察又進來,他帶著紙筆,要我寫下自傳,從祖父開始,寫下所有我想得起的細節。這實在是荒謬的習題,但是我只好慢慢開始寫了。

焦慮和疲倦

那時,大概已經午夜以後了。我才寫完二、三張時,三個高大的男人走進來,他們粗魯地告訴我,不用寫了,要即時與他們一起走。我們走下馬路,黑暗而靜寂,爬進一部美國製軍車,兩個守衛夾著我,坐在後座,兩個人在前,擠在司機旁邊。他們都武裝著。我們離開靜靜的市區,穿過士林郊區,轉向一個訓練特務的營區地帶。提到這個禁區,一般民眾都會心跳。這裡好像是軍營,許多人在走動。我被帶進一個小而赤裸的房間,四邊都是水泥牆。大約有十二平方呎大,只有一個簡陋木桌子和兩把椅子。還有兩塊石頭大小約如蜜瓜,放在房間一角,給我很深的奇怪印象,我不斷地想,這兩塊石頭是不是與拷問有關。

他們命令我坐下,這次沒有扣上手銬。在警察局對我講話的那個高大人物走進來。他在我對面坐下,又再說這並不是什麼暴力犯罪,也不是沒有廉恥的行為,與個人人格無關,他又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另外一個,官階似乎更高的人,走進房裡,在我後面站著,也重覆同一論調,並加上一句:「你與他合作,一切就沒問題了。」然後,他就離開了。

偵訊開始了。坐在我對面的,看起來並不是面目猙獰,但是全無表情,像機器一般,既不帶同情,也不帶憎惡。他面前放著一疊紙,開始單調的正式訊問,姓名、出生地點、出生日期、父母姓名、家庭狀況、職業等等。他的口氣也平坦如機器。他終於進入審問的主題,他說:「說明你所做的。」

我們二個人在那間赤裸而不舒服的房間,面對面坐著,至少有四個小時。天亮了,我聽到營房那邊傳來起床點名的聲音。我的偵訊人出去一會兒,帶來麵包和茶。他說,「你想吃什麼就吃。」然後走出房間。我並沒上手銬,但在門口則有衛兵守著。我疲倦極了,但是無法在那張僵硬的椅子上,直直坐著睡覺。隨著時間進行,我可以察覺在外面有許多活動進行著。大概是中午已到,有人送進一碗飯和一些菜。我只是坐著,趴在桌上,把頭埋在手臂彎裡,太疲累了,全不想吃。整個下午,僅有一個人進來。一個彪形大漢,粗糙的臉孔令人厭惡,他實在非常醜陋難看。使我吃驚的是,他竟然說我們曾見過一次面,在我從法國留學回來不久時。我完全記不起看過這個人,但他堅持有這麼回事,並說,他聽說我在那裡,所以「進來瞧瞧」。他說完就離開了。我覺得莫名其妙,也想到那種身材面貌,他或許是我的拷問者之一。

就這樣,我整個下午都一個人坐著,只有到過隔壁的廁所一、二次。當黃昏時,我又察覺外面營房有相當的活動聲音。我雖然累極了,但還是睡不著。我後來知道謝和魏也在附近受審問。還有替我們收存那二個旅行箱的學生,也被帶進來審問。

在警備總部

突然有人進來,沒有說明自己身份,要我在一張印好的保證書上簽名,這似乎是一種例行公事。那文件印著:「我不得將在此處所見所聞,告訴任何人。否則願受嚴罰。」簽好後,我便被帶到一部等候著的吉普車,兩旁坐著便衣警衛,開回台北市區,經過火車站。警衛和司機都一言不發。我已累倦得近於崩潰邊緣。當我們沿著我熟悉的街道開著時,我擔心我的家人、即將開始的台大及其他學校課程、我的親友、以及我前已經答應的一些事情如在長老教會有關「人權」的演講、到韓國大學的訪問、到泰國開會等等。

經過火車站後,我警覺到我們正走向台北市最可怖的地方:警備總部在北門的安全單位。這個巨大的建築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是日本人的佛教寺廟,「西本願寺」。地下的墓穴,原來存放骨灰的地方,於中國人接收以後,將骨灰予以清理,改成監牢和審訊室,從那裡沒有什麼聲音可以達到外界。許多人在被送到監獄執行刑期或處死刑以前,會在這裡受審問或酷刑,所以在一般市民眼中,它已成為拷問和酷刑的代名詞。它位於市區中心,四周高牆,裡面有幾棟軍事建築物。我感到我的命運將在這裡決定了。

我們的車子直接開進營區裡,沒有在門口盤問。顯然事先一切都安排好了。車子停在寺廟旁邊的一個建築。在黑暗中,龐大的寺廟如要威脅似地屹立著。押走我的警衛沈默地對我揮手示意,要我下車。在門口有一個穿制服的軍官等著我。他自我介紹是魏參謀。他極客氣地對待我,幾乎有如對待貴賓,稱呼我「彭教授」,說很抱歉這樣麻煩我到這裡。他還謙稱「招待不週」。在我目前的處境裡,聽到這種客套話,使我吃驚,也哭笑不得。這位魏參謀,口操福建口音,非常客氣謙虛。

我們走進一個內室,他對我說,這就是我的房間。這與我剛才被拘留的十二呎平方大的赤裸偵訊室,太不同了。這個房間有冷氣,中間有一個圓桌,周圍擺了五把有椅墊的椅子,在一角的牆邊擺了一個整潔的單人床,枕頭毯子也都已舖好。魏參謀再一次道歉說房間的設備太簡單,要我委屈忍受一點,他並說他不是偵訊人,只是負責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所以在這方面如有問題,隨時可以找他。他又說:「這是政治問題,並不嚴重。你只要對偵辦人員坦白說明一切,問題不難解決。」他離開以前又叮嚀一次「如有什麼個人的需要,向守衛要求找魏參謀好了」。

一個士兵進來,例行公式般地搜查我,帶走了靴帶、皮帶,及身上一切東西。這對一個人的自信和自尊,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必須拖著沒有鞋帶的皮靴走,又要提著沒有褲帶的褲子以免其滑落。他會感到孤零無助,無防無衛。

晚餐送進來,是標準的軍隊菜式。吃完後,我問正在門口探望的年輕人,「可不可以洗個澡了?」我在盛夏中已經兩天沒有洗澡,感到全身又黏又髒。他似乎被我問得有點驚愕,走出去,大概是去請示。一會兒後,他回來,很正式地告訴我:「你可以洗澡。」他帶我到我房間斜對面的一個浴室,叫我不要把門完全關閉,要留個縫。在這小浴室有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水槽和水龍頭。我迅速地洗了一個冷水澡。浴室有一個小小的窗子,三呎外便是高牆,牆外即是街道和自由世界,可以聽到附近電影街的熱鬧喧嚷。

不眠不休的審問

我回來房間不久,便走進五個男人,他們臉上都不帶表情,看不出有任何感情,一個較矮小的,在此後漫長的時間中,從頭到尾,未發一語。他們沒有自我介紹,也沒有表明身份。一個人領頭說:「我們要你詳細說明一切。甚至毛澤東,一旦進來這裡,也必須全部招供。你沒有辦法隱瞞任何事情。」

在這句話裡隱含著威脅,有必要時,他們有辦法逼我招供。就此,真正的審問開始了。

我無休無止地被審問七十二小時以上。同樣的問題再三重覆地提出來。當場並無做什麼紀錄。但是我立刻察覺到我們頭上甘蔗天花板裝有錄音機,將一問一答錄音下來,或者傳送到另一房間,由別人監聽。大約每二小時,便有另一批審問人進來替換,那個矮小沈默的則大多時間都在場。過了一段時間後,每隔幾小時便有一個自稱醫生的中年人進來,帶著醫具,測量我血壓,聽診我的心臟。他在檢查我的時間中,審問就停,等到他點頭示意而離開後,審問便再繼續。吃飯時間,休息約一小時。我吃的很少,想辦法利用這段時間睡覺,但五人審問小組總是又回來繼續審問。

在這無休止的審問過程中,漸漸有一個模式顯現出來。審問者似乎斷定我們準備宣言,只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份,後面有強力的後台在支持著,「誰在背後支持你們?」,「有多少人?」,「什麼外國組織?」,「這只是你們的初步行動,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你們有外國的經濟援助,美國政府在後面不是麼?」,「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在所有國家都有特別單位,推翻他們所不喜歡的政府,如李承晚、吳廷琰等,現在輪到蔣介石?」

我們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廿日被捕的,他們以為我們計劃在十月十日雙十節國民黨的國慶日那天,陰謀推翻政府,或至少群眾示威,讓參加閱兵大典的外國人親眼目睹反政府的抗議行動。我們後來知道,安全單位預期這是一個大規模案件,曾清理了好幾個監獄,準備逮捕幾百人。我們在宣言中曾宣稱我們有普遍的民眾支持,有一個龐大擴張中的秘密組織,在全島各地都有小組。現在卻非常困難使偵查人員相信我們上面的話實在是誇口,只是要向國民黨做心理作戰而已。我們相信我們的想法和主張有很多支持者,但是我們並沒有什麼組織。宣言的目的就是要激發大家的關心和信心,藉以贏取全島的支持,來抵抗國民黨。現在治安人員真的相信我們的誇言,要我說出細節了。他們又認為宣言文章寫得太好,一定有大陸籍的人參與其間,否則台灣人不可能寫出這樣的好文章。其結果,他們至少懷疑到兩個人,一是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另一是作家李敖,他們兩位都是我的朋友。但這完全是冤枉。

現在我了解經過了二、三天不眠不休的審問之後,實在沒有什麼必要再求諸肉體的酷刑了。犯人已經身心疲乏不堪,只要施以最輕微的苦刑,他就會讓步,會承認任何事,簽名於任何文件。他會大叫:「讓我休息,讓我睡覺。我會說任何你們要我說的話,會簽名或懺悔任何事。讓我安息,不要再管我!」

偵查人員一再強調,許多人攻擊警備總部施用可怕的酷刑,以求犯人自白,而他們一再要我注意,並承認我並沒有受到拷問。但這或許也是一種暗示,為了得到全部自白,如果需要進一步用刑,他們並不遲疑。

他們不相信真如我們所說的,這只是我們三人的單獨行動,並無其他人牽連在內。

經過三天極緊迫的審問之後,步調稍微緩慢下來,審問的間隔時間拉長起來,直到最後,有一個高級將官出現,他穿著白色便衣,冷酷強硬的樣子,其他的人都對他非常敬重。他表示他不相信我們所說的我們背後並無更大的陰謀,我們只是要分發宣言並無準備立即的集體叛變。他聽了一些偵查人員與我的一問一答之後,又說:「你還在掩藏了些事情,這不是像你所說的那麼簡單」。他在離開房間以前,用一種輕蔑的口氣說:「你瞧,政治是世界上最骯髒的事情!」
獄卒的話

大約一星期後,審問終止了,生活變成極端無聊,沒有報紙、沒有書籍、沒有紙筆。只有偶爾年老的大陸籍衛兵進來房間聊天,談他們在大陸的家園,才打破這種單調的生活。有一個高高瘦瘦的衛兵特別愛講話,他告訴我他怎麼樣於一九四九年被帶到台灣,與他的其他同僚一樣,都相信不久就會再回去大陸。那時他已經結婚,並有一個女兒。有一天,他在街上被拉伕去強迫充軍,帶離家鄉,翻過一省又一省,最後被運送到台灣。他說;「假如我知道會永遠留在這裡,我早就逃掉了。」他在台灣已經十數年,他的女兒現在已經成年,大概已經結婚了。然他大概此世不可能再見到她了。他說這類的事情,他已不堪再去想了。只有在中秋節晚上,與其他年老的戰友們,帶一瓶老酒,到山上坐在一起,一邊懷鄉感嘆,一邊流淚。

他來找我聊天幾次,其後忽然不見了。我猜想他的大膽怨言可能被錄音了。其他還有幾個衛兵偶爾也進來與我聊天,有的還帶牙籤、泡菜等來給我。還有一位甚至帶著他自己的晚飯,到我房間的桌上,與我一起進餐。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總是談談他們的過去,懷鄉念舊,埋怨微薄的薪給。有一個使我覺得很有趣,他感慨地說:「其實,你真的不像一個壞蛋」。有一天,有個穿著廚子白色圍巾的人,親自給我送來晚飯,當他把飯盤放在我面前時,小心地低聲道:「我曉得你是誰。我有一個姪子是你的學生,不要告訴別人。」

我收到家人送來的一包襯衫和內衣褲。但是沒有片言隻字。魏參謀給我安排偶爾洗一次熱水澡。在肉體上,我已沒有什麼不舒服。當我被捕時,我的口袋裡有些錢,他們將其保管起來。現在,我可以用那些錢去支付送去外面洗衣的費用。

疲勞訊問終止以後,除了極度無聊之外,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經我一再要求之後,魏參謀帶來紙筆,使我能寫下台大法律系學生補考的試題。他答應將其送到台大法學院,但我後來發現他們並沒有那樣做。

密告者獲巨額獎金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因為我們的被捕而在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凡對我們的逮捕有幫助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報酬。通報的旅館女服務生、盜印報警而拒絕印刷我們宣言的萬華印刷廠老板等,都獲得巨額賞金。替我們印刷宣言的赤峰街印刷廠老板,事後也立刻向警察局報告我們的行蹤。據說,他拿到賞金之後,變得很害怕「共匪」的報復,在床頭上裝了一部電話,以備於緊急時可以打電話到警察局求援。曾處理我們案件的治安人員卻獲得晉升。率領逮捕小組的警官晉升兩級,升任為分局局長,魏參謀也得到晉級和一枚獎章。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得到嘉獎。

蔣介石震怒

我被捕以後,蔣介石並未立即得到消息,結果,給台大錢校長一個異常尷尬的場面。每年九月下旬的教師節,蔣介石照例要選邀一些教授學者,與他一起吃晚飯。我秘密被捕之後幾天,一封邀請參加那宴會的正式請帖送達我家。當我未能在宴會中出現時,蔣介石便問台大錢校長「彭明敏在那裡?」。錢雖然已知我被逮捕,卻不敢將此消息首先告訴蔣的人,所以極尷尬的支吾其辭;好不容易編出我缺席的理由。其後,當蔣介石獲悉我被捕和其原因時,極為震怒。

謝聰敏和魏廷朝分別被拘押在與我同一營區的地下室,而與我一樣的被審問。他們未曾受到有計劃的酷刑,但有時被掌摑或抓住脖子,要強迫他們說出事實上不存在的大陰謀。偵察人員對我們每個人都說,其他二人已經全部招供,所以每個人都要全部說出,口供細節一定要吻合,否則會受到嚴罰。顯然,謝和魏所受待遇遠不如我。

我得悉每次審問時都在場而不發一言的矮小便衣人員是警備總部政治作戰部的特別代表,姓王,是在場監視這個案件處理的情況。他以後告訴我,他的太太曾經是我的學生。他從頭到尾與這個案件有關。

政府被迫發布消息

因為我於星期日下午與謝聰敏離開家裡以後,一直沒有回來,而到了午夜,治安人員洶湧而至,在我家裡大肆搜查,我的家人知道我被捕了。雖然治安當局保持沈默,消息還是洩露出來,謠言立刻傳遍全城。紐約時報一位通訊員到警備總部查詢此事,但是所得答覆是「我們並沒有拘留這樣的人」。

顯然,我失蹤了。大學新學期已經開始,但我未來授課,我還預定要到韓國參加漢城大學的一個會議,也應邀到泰國曼谷參加由一個宗教服務團體(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主辦的國際會議。警備總部繼續否認知道我的下落。紐約時報通訊員經一再詢問而仍不得要領後,終於告訴警備總部說,他有確切證據證明彭明敏等人被逮捕,如果警備總部不宣佈此項消息,美國報紙將予以揭發。這才迫使他們,於我們被捕一個月又零四天之後,發佈一項簡短的正式聲明,說我們三人因「從事破壞活動」而被捕。

台北的英文報紙,經過警備總部事先檢閱以後,被允許發佈我們被捕的消息。十月廿四日英文「中國郵報」裡的第六頁,有一小則新聞,標題為「一教授和兩名學生,因叛亂罪被捕」,我被形容為「傑出青年,四十一歲」,文章內容只是說:「台灣警備總部在昨晚發布的簡短消息中說,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於上月在台北從事破壞行動時,當場被捕. . . . . . . .此地,如今在備戰狀態之下,涉及叛亂顛覆罪名者,一律依軍法審判。」

封鎖消息和醜化運動

全島所有中文報紙都將警備總部所供給的消息照登不誤,既無引伸,也不評論。

所有我們的朋友們聽到此消息無不震驚,幾乎不敢置信。有些朋友,在私下責怪我們過份天真,竟想企圖印發批評政府的文件。事後回想起來,我們想要做的,如果與任何極權國家的反政府活動、美國民權運動者或反戰份子所做的比較起來,並不更為激烈或狂熱。那些活動包括示威、阻撓別人上工、破壞徵兵文件、甚至綁架政府官員。我們唯一的錯誤是我們沒有成功。如果我們成功,相信不會有人批評我們過份天真。我後來逃出台灣的企圖也是一樣。如果我失敗了,一定會有很多人批評我天真和魯莽。

國民黨各單位立即展開運動,盡力誣蔑我們所做所為,歪曲我們在宣言中所說的一切。國民黨典型的手段弄出來了。我們被醜化為「可惡的罪犯、背叛國家」。我們行動的真正本意和我們宣言的實質內容、我們所提出的改革主張完全被遮掩起來。不但如此,國民黨將我們宣言的內容全部黑白顛倒,開始做極惡毒的宣傳。比如,我們宣言裡明白地主張台灣人與大陸人應該互相合作,實現民主,發展台灣。國民黨卻廣為宣傳我們主張殺死所有大陸人,或把他們丟到海中,或將他們做為醫學實驗的材料。宣言各點都被扭曲、被誣解。國民黨並偽造證據,在各級黨務會議中提出來宣傳和討論,藉以鼓吹對我們的反感和憎惡。

造謠是國民黨不二法寶,他們利用軍隊、學校、各機關的黨務組織以及其他每一個可能的孔道裡,歪曲誣捏。他們召集無數的「彭明敏案檢討會」,佯稱要說明此案真相,實則在會中顛倒是非,極盡誹謗和中傷之能事,如此,盡量在台灣青年學生眼中貶低我們的形象,同時用來嚇唬大陸籍人士:「這個政府也許不完美,但是如果讓台灣人接管,我們都會被殺光了。」這是要聯合漸趨衰竭的大陸人士,以對抗台灣人日漸增強的正當要求。隱藏在這些醜化運動的背後,實有國民黨的真正恐懼,認為如果多數大陸人與大多數的台灣人合作的話,國民黨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說起來實在難以相信,然而又是千真萬確的,不少大學同事竟然相信這些惡毒宣傳,他們非常驚訝並憤慨,彭某原來就是這樣邪惡的傢伙。有的則半信半疑地說:「這有可能嗎?」台灣籍學生們對我們的被捕和其後對我們的猛烈誣衊,深感震驚。後來有人告訴我,在許多場合,我們變成「殉道英雄」。可見。國民黨的怪誕宣言,未必能夠達到全部目的。

「宣言」流傳到海外

在我們被逮捕的時候,或在其後的調查期間,顯然一部份宣言落到私人手裡。在後來正式起訴書裡提到的,只有九千八百多份的宣言,而事實上我們確確實實印了一萬份。這表示著在處理我們的密件的過程中,有人取去了不少份。

有一份傳單流入某民意代表手裡,他把一份複本送給一位日本在台北大使館的外交官。這份複本又送到東京,據說就保存在日本外務省的保險櫃裡。以後,我被釋放時,日本外務省官員即將宣言出示給在東京的朋友們,於此,宣言全文便在日本印行出來。我們的宣言,本來還沒有印上標題和標幟,我們曾在宣言前面留了一片空白,等待以後再印上標題和標幟。可是,在東京印發的宣言,雖然內容完全精確,卻加上一個標題:「台灣獨立宣言」,亦加上一個標幟。

我們原來想把宣言稱為「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將台灣的內外問題做一個總結,藉此表達我們的觀點。警備總部猜疑我們曾將宣言偷運海外,因為不久在香港也有這份宣言流傳。可是,這並不是我們的功勞。

國民黨於十月廿四日簡單發佈新聞後,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審判前,並沒有公開正式提到我們的案件。儘管如此,它對於外國的反應,極為敏感。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曾投書紐約時報,表示關切。有人聯絡英國倫敦國際特赦組織,使它開始調查我們的案件。哈佛大學的季辛吉教授也向在美的國民黨大使館探詢。我在加拿大的母校,麥基爾大學法學院院長和同學們也向渥太華的國民黨大使館接觸。我在加拿大的台灣留學生曾在大使館前,示威抗議。其時,國民黨司法部次長查良鑑碰巧出差到加拿大,碰到加拿大各界為我們案件的抗議大費周章,強辯解釋,回台以後曾對人搖頭告白:「幸好,我懂得英文,並有些法律知識,假如換到別人,恐怕不知怎麼樣應付了。」加拿大國際法協會也寫信給渥太華的國民黨大使館和台北的「中國國際法協會」,表示關切。我在法國的母校,巴黎大學法學院教授們也向駐法國的國民黨大使館抗議。在海外的台灣人刊物報導了許多有關我們的文章,並提出強烈抗議。在紐約的蔣廷黻也打電報給台北當局,警告他們,這個案件必須極謹慎處理。這些海外的反應--震盪和呼籲--都給國民黨深刻印象,十分瞭解國際間對此案件,非常重視。從海外看,這個案件已成為自稱「自由中國」的一個試金石。駐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則保持慎重沈默。

謝聰敏的弟弟及其他

謝聰敏有一個弟弟,於我們被捕時,正是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撰寫並油印一份簡短的抗議聲明,分發出去。不久,他又再度利用油印,準備一份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文件。拿去分發。有兩位大陸籍同學參與此事。他們三人,終於被捕、被刑求。謝弟精神徹底崩潰,而發狂了。他半夜裡尖叫、有時陷入暴亂狀態,把所有能拿到的東西,到處亂丟,最後被送到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有一次,他躲過守衛耳目,走出醫院一天未歸,弄得治安人員大起恐慌,在全島各地到處尋找,但是後來他又自動回去醫院,他被關在醫院病房一段時間以後,又被押回監獄。後來經過軍事審判,判了三年半徒刑。他的一位大陸籍朋友被判四年,其他一人大概是被送去管訓。

國民黨的「思想改造營」中,最可怕的是「綠島獄營」。那是台東東邊海上的一個小小的多岩礁島。在那裡大部份的政治犯所服的刑期大多是十五年或無期,幾乎都被外界遺忘。按照國民黨的制度,如果有人被捕後發現是無辜的,他還是要找一個保證人才能釋放。同樣,一個人被判刑而服完刑期,必須找一個保證人出來,否則不能出獄。這對犯人來說,非常困難。誰敢去擔保一個被判重刑而已經有十數年沒有見過面的人?所以,在綠島有不少已服刑期滿,但因找不到保證人而仍被羈留的人。尤其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很多在台灣無親無戚,既無人為他們奔走,更無人願做擔保。

在我們的宣言和謝弟的事件以後,國民黨向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軍隊等單位發出命令,凡擁有油印機者,必須注意,尤其在夜間無人看守時,必須鎖起來,以免被「非法」使用。治安機關再進一步命令,電話簿只許印姓名和電話號碼,不許印出地址。這是一種「安全措施」,以免「顛覆份子」將「非法文件」寄發各方。所以,甚至一向馴服的輿論也提出抗議,不久,這個命令取消了。

一位青年理想主義者吳俊輝

日子過得非常無聊。再一個月過去,晚秋的時候了。有一個士兵忽然出現,說「要搬地方了」,立刻將我帶上一部軍車裡。這次我的右手銬鏈在車,二個武裝守衛坐在旁邊。車子穿過市區,經過和平東路、溫州街我家的巷口,經過郊區到達三張犁一個軍營。它在一個小丘上,稻田圍繞著,並有圍牆。我被帶到一排低矮木造營房中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放一個木桌子,兩張行軍床擺在兩旁,也可權充椅子。壁上貼著印好的規則「肅靜」,另有一奇異的規定說,「不可同坐在一張床上」。

我進去不久,一個年輕的陌生人,剛洗澡回來。我們自己介紹。他是東海大學化學系的學生,名叫吳俊輝,台中市人。他被捕已經二年,同時被捕的近二百名,是個「大陰謀」案件,所牽連到的幾乎包括每所大專及一、二所軍事學校的學生。成百的人被訊問,有的已被槍斃了。吳曾聽過我的名字,但看到我也被捕而與他共命運,非常震驚和興奮。在過去兩年中,他被用刑,從一個單位轉到另一個單位,轉來轉去,既未送去裁判,也末受判決。他是被遺忘的政治犯之一。

這個營地的氣氛,是極端的可怕、陰森,和絕望。在這裡走動的守衛和士兵,似乎特別挑選的,都極嚴峻而殘酷。有一個隧道通向山腹,深入的內部便是有名的刑求處。管理我們的守衛非常粗魯,對待犯人有如對待動物。配給我們的食物也異常的壞。我們的房門總是鎖著,如要上廁所,必須大叫守衛來護送往回,而他們一直站在我們身邊。有時候,在晚上,簡直無法叫醒他們來執行這項職務。

吳俊輝是我所遇過的青年中,最富有理想的。我們談論一切,我們的家庭、社會、歷史、和台灣的將來。他在研究一種新的羅馬拼音,可將台灣話以現用的打字機和印刷機表現出來,這樣可以與傳統的中文書寫切斷關係。他對蔣家的憎惡極不尋常。他認為自己可能被槍斃。但是如果不被槍斃,活下去的快事,是要親眼看著國民黨和其政府的垮台。

偶爾,我們並肩同坐在一張床上,或試圖以耳語方式交談,但是守衛就立刻跑進來,咒罵我們,不准我們那樣做。這使我們開始懷疑這間牢房設有盜聽或錄音裝置,顯然,他們把我們兩人關在一起,看看我們會不會在私談當中透露些他們要知道的秘密消息。在這期間,沒有人偵訊我們。

我們開始失去時間的觀念。吳告訴我一個辦法,將日子刻在我們被准購買的肥皂上。我們必須自己洗衣服,吳卻堅持要替我洗。有一次我收到家裡送來的一包東西,裡面有襯衫、一些食物和一本聖經。但是一些食物已經腐爛,水果也乾壞不能吃了。因為全天沒有什麼事可以做,我將聖經從頭到尾,讀了一次。這是我一生的第一次。

我們變得絕望、悲愁、和生氣。我發現謝聰敏和魏廷朝也關在同一軍營。有一天,我高聲歌唱聖詩,忽然聽到從遠處傳來回音,所以,我便以日語高叫「加油」。結果造成一陣騷動,四、五個獄卒衝進囚房,後面跟著盛怒的獄長。他們咒罵我,我回答說:「貼在壁上的獄中規定並不禁止唱歌呀。」他反駁說:「它明白規定不可喧囂。你是想與別人通話的。」

押回西門

我與吳俊輝關在一起,沒有偵訊,經過兩星期。有一天忽然衛兵進來說,我又要搬家了。那是在我被捕期間,最痛苦、最不安的兩星期,但是要與吳離別卻非常難過。我們雖然很誠懇的互相勉勵,互請「保重」、互道「再見」,心裡知道我們或許不再有機會相見了,這是很感慨悲傷的離別。

我被押上吉普車,手銬鏈在車上,衛兵坐在旁邊,開進市區,又經過我家附近,看到鄰居面熟的人們在馬路上走動,心裡想他們不知有沒有看到我。原來我是要回去警備總部西門,我原先住過的那相當舒服又有冷氣的囚房。到達了不久,有餐飯送來,卻沒有人來看我。

次天早上,檢察官進來。他把厚厚的一堆資料放在桌上,開始問問題了。面對那些資料,就是前二個星期我與吳俊輝同住時,我與他兩人對話的紀錄。這證實了在那囚房裡裝有錄音機,我們二人無所不談的對話全部記錄下來。他們從我們的對話中,指出一些片段,要我更詳細說明,譬如我們提到一些人名,他們就要較詳細知道這些人的言論立場,或我們引述一些人的意見,他們便要進一步知道這些意見的內容。為了不連累別人,我得花了不少功夫,裝傻充楞,閃避回答。

這次審問之後,我又待下了很久。連日的無聊,簡直令人無法忍受。既無書報可看,也無筆紙可寫,早晨一醒,即開始煩惱這漫長日子,怎麼度法。有時候,有些人會進來問我一些特定人物,有些我認識,有的我沒有聽過。有一次他們要我批評台北市長高玉樹,另一次則要我說明與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的關係。如果他們要我寫東西,所用紙張都要前後小心清點,所用鉛筆和未用紙張都在檢點以後,立刻收走。
如今已經十一月底了。在這段長時間裡,我可以從房間的窗戶看到警備總部辦公大樓前庭。我時常看到台大的一個職員姓孔的進進出出。我們都知道他是國民黨駐台大的「安全人員」,負責供給大學教職員和學生的「安全資料」。

從那時起,我的家人可以偶爾送來一些水果和其他食品。除此以外,我與外界完全隔絕了。守衛也不再進來與我聊天了。那是還算舒適的隔離監禁,不過,不論如何,還是隔離監禁。因入獄以後,未曾理髮,我已披頭散髮,滿面鬍鬚了。

寧俊興將軍

有一天,魏參謀出現,說:「你今天要去拜見一位重要人物,必需要理髮。」不久便有一位理髮小姐進來,為我理髮修鬍子,我的皮帶和鞋帶也還給我。天暗後,魏參謀穿著整齊地來了。一部黑色轎車在外面等著,他帶我上車,這一次我的手沒有上銬,也沒有警衛跟著。我心裡非常好奇,猜疑著到底是什麼場合呢?

當我們到離「總統府」不遠的一個辦公大樓時,魏參謀緊張地,又帶著很重要的口氣說:「你是要見警備總部政治作戰部主任寧將軍。」

寧將軍是一位非常客氣有禮的人。他開始便說:「我們很難過發生這樣的事件。這真是不幸。他們有沒有虐待你?請讓我知道。我也是大學畢業的。我原來是學農學的。你的學問比我好得多,我不能與你辯。我們只是在職務上,不得不處理這件事。」

後來,我才知道寧將軍剛剛升任這個職位,便接到我們這個案件,恰好給他一個好機會,藉以表現他的辦事才能。他似乎比較單純而誠懇,做為一個高級軍官,他實在很努力,比一般軍人好得多。早先參加多次偵訊,而不發一言的王軍官便是他的心腹,幾乎等於他的私人秘書。

我與寧將軍見面約三十分鐘,他客氣得對待我幾乎有如貴賓。他說他要安排我與一些重要人物見面,由他們來給我講解台灣的形勢。我得到一個印象,到目前為止,他們不打算嚴罰我,而是要給我再教育,看看能否利用我。魏參謀一直在外面走廊上等待。寧將軍以父兄的口氣說:「不要絕望。你有過很傑出的經歷,大家都很看重你。這種事情發生,非常可惜。」

當他結束這次會面,而叫魏從走廊進來時,他又再度提到希望我與一些重要人物見面。結尾時,他放低聲音,像要道歉似地問:「我把你們那份宣言給他們看,你不介意吧?」他這麼細心關切的態度,使我感覺很意外,也給我很好的印象。

在我們車子開回去營地的路上,魏參謀顯得緊張,一再問我:「他說了些什麼?」寧將軍是警備總部政工部主管,那是最令人畏懼的單位。我被那個單位請去談話,辦理我們案件的人員當然很怕我攻擊他們處理不當。

幾天之後,又接到通知,寧將軍要親自到營區來看我。整個營地緊張起來。理髮小姐又來給我修一次鬍子。囚房也清理得很乾淨。獄官們都穿起制服來。寧將軍和其助手們這次的訪問是很拘謹而正式的。他問我是不是一切都可以,還要想知道我吃的東西是什麼樣的。一位獄官立刻插嘴說,我吃的是最好的,與軍官伙食團吃的東西一樣。十五分鐘後,訪問結束,寧將軍臨去時說:「政府有天還需要你的。」

「再教育」、薩孟武沈默不語

幾天之後,又接到通知,要我準備再去看一些重要人物。翌朝,我被帶到一個軍中會議室。有十名左右的人,圍坐在一會議桌旁。由安排這次聚會的寧將軍主持會議。台大法學院薩孟武院長和國防部的一個代表在座。其他,有數名軍校教授。還有國防部政戰部主任王昇,一般認為他是蔣經國得力助手,他任政工幹校校長時,曾請我去講課。另有何浩若也在場。他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經濟,當過高官,在聯合國代表團服務過。但是國民黨流亡到台灣時,他相信一切都完了,所以向蔣廷黻大使建議將代表團存放在紐約銀行的存款大家分贓算了。蔣廷黻憤怒地將此事報告蔣介石,因此,其後有一段時間,他不准來台灣。後來,前教育部長張其盷為他說項,才能夠來台,但仍無法得到重要職位,祇能做些曖昧不明的工作。因為他寫了幾篇謾罵台灣獨立的文章,竟被視為「台獨專家」,如今,我們的事件發生,他便乘機要成為「彭明敏案件」的權威了。

參與會議的人士,一一發表意見。我可以察覺我們的宣言擊中國民黨的要害,因為他們的言論都為政府辯解。我們在宣言中攻擊軍隊的無能,他們或許是首次聽到這麼直率的批評。寧將軍顯然想要利用他的新職位,表現新的作風。他和王昇都說他們在年輕時也是革命份子,曾下決心改革曾使中國如此衰弱的官僚政客。他們講話似乎是誠懇的。王昇還感慨地說,「你不知道我們也多麼討厭那些立法委員。」談到我個人,他繼續說:「我們都認為你是一位傑出學者。我任政工幹校校長時,曾聘你去教書,就在你被捕前幾天,政工幹校還正式通過聘請你擔任政治系主任。當我聽到你被捕時,我實在非常尷尬,連臉都紅了,我正在軍事機構中盡力提升你呢!」

代表國防部的年輕將軍,很正式而緊張,他開頭說「我今天很榮幸到這裡來報告軍事形勢」,而似乎忘了他只是被叫來「再教育」一名政治犯人而已。他強調軍力忙於準備反攻大陸,而且成功的希望愈來愈大。

有一個人提到政府歧視台灣人的問題。他直率說:「政府裡較少台灣人,這是真的。難道你不知道職位有限,甚至我們(大陸流亡來台者)自己都要彼此競爭,那裡有足夠的職位給台灣人?外省人如被台灣人取代,我們要怎樣處置他們呢?」他這麼坦白,反而使人覺得可愛。

在整個「再教育」會議中,薩孟武院長始終保持沈默,一言不發,不斷抽那支永不離口的煙斗。使他陷入這種窘境,我覺得很難過和歉疚。

何浩若卻經常不請而自做評語。有一次他以英文旁白,說:「你要知道,蔣介石是不可或缺的邪惡(Necessary evil )。我們如要生存下去,就不能缺少他。」

召集這些比較「開明」人士的目的,是要給我再思考和反省。兩小時後,會議結束,我被送回囚房。

謝聰敏和魏廷朝也被送到軍中會議室參加同樣的「再教育」會議。據說,魏廷朝衝口而說:「槍斃我吧!但是你們在場的,也都值得槍斃!」其時,王昇便作勢要脫下外套說,「來吧!我跟你拚!」

再過幾天,我再接到通知,要準備好晚上外出。八點左右,魏參謀仍以黑色轎車,護送我到巿中心新設立的「國軍歷史博物館」。這個博物館的目的是要誇示國民黨軍隊的光榮成就。館長是一個將官。我到達時,看到全館燈火通明,館長親自在門口迎接我們,然後極客氣地帶領我們參觀全館。我們參觀了檔案文件、地圖、圖片,和一些據說屬於孫中山的物件。我們還得聽教條式的講說,費時一小時半,館長對待我一如貴賓,而不是被迫接受「再教育」的囚犯。他們相信我對中國過去五十年的史實完全無知,才會做出這種「反政府」行為。我們一樓接一樓、一個展覽接一個展覽地巡看,館長偶爾會插入些英文在說明中,想要加深我的印象。最後我們總算被送到門口,館長則以極客氣的口氣說:「什麼時候,你想要再來看,請隨時通知我。」

再下一步的「再教育」,是兩個國防部政戰部的高級文官來看我。一個年紀大的,自稱從前在中國大陸教過國際法。他告訴我,他們奉命來向我解說,政府為了準備反攻大陸所面臨的困難是多麼鉅大。我只有靜聽他們所說的,而覺得我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世界裡。

其後,我每日所受的待遇似乎有改進。魏參謀偶爾進來與我聊天,有時候在晚餐之後還帶來些餅乾糖果。他說:「我相信你不久會釋放,因為政府需要你。我們也向上面這樣建議。可是,當然你了解,最後決定還是上面做的。」

案懸未決

檢察官或偵訊人在晚餐之後偶爾會來找我聊天。在談話中,他們坦白表示他們對台灣人的想法知道很清楚。他們為政府辯解,並為低階級的官兵吐苦水。他們說:「中秋節我們所得到的賞金是一塊月餅!」當他拐彎抹角地提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和陳儀的倒行逆施時,他們承認台灣人的抱怨是有理由的。他們並未對我說那個事件是「共產黨的陰謀」。他們以委屈的口氣描述一般士兵是多麼的貧困,尤其日本剛投降的時候,「我們做勝利遊行時,必須輪流穿褲子,因為有些士兵連一條像樣的褲子都沒有。」

後來我得知,在這段時間,為了我們的案件所組成的一個特別委員會,正在討論如何處理這個事件。這個委員會,包括警備總部司令、國民黨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蔣介石的顧問陶希聖(中央日報社長)、行政院院長等。

那特別委員會所受的壓力很大。他們都知道我在學生和青年間很受歡迎,且有影響力。他們想利用我來避免激烈的反政府行動,也不願把我塑造成一個比現在更受尊敬的殉道英雄。他們似乎無法了解像我這樣有良好地位,又常受優惠的人,為什麼竟然變得這麼不滿現狀。在他們的世界裡,一切關係基於個人的忠誠或仇恨,並無餘地允許個人奉獻於抽象的理想,如民主或人權。他們也非常關切國際的,尤其美國的輿論。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支持使他們能夠維持權力,而海外的台灣人則在努力要就國民黨獨裁的不公正,喚起世界的注意。

在國民黨的眼中,所有對政府或蔣介石的批評都被視為對蔣個人的冒犯。任何政治案件都必須向他報告,必須由他裁決。他是國家的家長,全權的家長,家裡每個成員的生死大權操在他手裡,他也許會選擇寬大原諒,或許會選擇嚴格懲罰。他可以推翻或修改法庭判決。他最親近的顧問都知道,為政治案件而與他衝突是很危險的。國民黨上上下下,對於政治批評都反映著上述心態。他們都很驚訝我在享受那麼多個人的榮譽和恩惠之後,竟然膽敢批評政府和蔣介石。他們無法接受我的說明:我只是要批評、暴露、改革政府的不當。

十二月中,一個穿著粗陋西裝的瘦小男人進來,他看起來像一名微不足道的書記。他沒有說明自己身份,打開他的小提箱,拿出一疊空白十行紙,開始正式再度問我那些我已被問過好幾次的例行問題:「你的姓名?」「你的出生年月日?」「你的職業?」等等。我感覺得很奇怪,有如再重做一次惡夢一般。這次審問繼續到次日,最後結束時,他要我在紀錄上簽名,做為正式的供詞。其後十天左右,我完全孤獨留在囚房裡。後來得知,所有的正式手續都已完畢,所有的偵察人員,特別委員會和顧問們如今都在等候最高當局的裁定。

此時,我心裡相信,我即將被釋放。因此,有天早晨,魏參謀進來告訴我,已接到命令,要立刻將我移送監獄,接受軍事審判時,我極為震驚。他似乎也茫然不知所措,只是一再安慰我,「這是必須經過的程序,僅是一種手續」,似乎在暗示我最後還是會被釋放。

我收拾了東西,又再度簽了保持沈默的誓約書後,便從有冷氣的營房,被送到離台大法學院不遠的軍事法庭拘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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