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軍事監獄和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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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這處拘留所,意外地,接我的竟是大約十天前再問了我許多反覆過的問題、記下我的回答、要我簽名紀錄的那個衣服粗陋的瘦小書記。原來他就是我的檢察官。現在也已準備好一份打好的正式紀錄,與我一起花了二、三小時,小心一一核對我們問答的內容。最後,我又得在上面簽名。

女囚的聖誕歌

天暗下來,晚飯時間到了,我才被帶到監獄囚房第二號室。房裡有兩張床,一個水龍頭和馬桶,但是沒有桌椅。我發現一個大陸籍的軍官已關在裡面,他犯了貪污罪,正等待審判。我警覺到隔壁的囚房關了幾名女囚犯。

晚餐送進來,因為沒有桌椅,只有把餐盤放在床上,蹲下來吃。這晚我沒有食慾了。

我的床旁有一個窗戶,但不准我們關上。那時是十二月了,所以感覺相當寒冷。當我們用飯的時候,監獄長,姓張的,出現在鐵欄杆窗戶之外,他是陸軍少校,肥胖,面相狡詐,而又多嘴。

那天正是十二月廿四日,聖誕夜。晚飯之後,隔壁的女囚們開始唱起聖誕頌歌,聲調那麼哀怨,簡直使我難過得無法忍受。想到虔誠的母親和基督信徒的親屬,也回想幸福的幼年,感傷得幾乎流下淚來。

等待審判

其後六星期,我等著正式的起訴。依照監獄規則,未正式起訴以前,不准寫信或收受信件,不許接見家人,也不得聘請律師。我唯一能做的,便是觀察周圍監獄生活的景象了,如今,我能從新的層面去了解許多監獄的特性。這些監獄的恐怖使得台灣人屈服。「民主」或「人權」,對一般人來說,不過是抽象的概念,而監獄的嚴厲則是具體而切身的。

我被關的房間,原來是做為病房的。聽說雷震和蘇東啟也曾關在此房。犯人必須自己購買所需日用品,如牙刷、肥皂、筷子、洗臉盆,衛生紙、飯碗等,也可以買到筆紙。從我們的房間,可以看到監獄操場。每房的犯人被允許輪流在操場放封十分鐘,一星期四次。但是當其他犯人被允許在那裡放封時,所有面向操場的窗戶都要關閉,以免犯人暗通信息。

我們囚房的對面,隔著操場,是圍有鐵柵、像動物籠子的較大囚房。每一個大囚房關著一、二十名犯人,他們睡在地板上,常受突擊檢查。這個看守所,本來只是關閉著審判前的犯人而已,但是現在卻混雜各種不同的犯人,有些在服十年以上的徒刑,有的在服無期徒刑,還有些是等著死刑的執行。那裡沒有餐廳,所以所有犯人都要在戶外圍著大飯菜盤子,蹲著吃飯。下雨的時候,他們就要擠向走廊旁邊。這些人大多從事勞役。有的在廚房工作,並要送飯給其他犯人,有的是在洗衣工廠工作。監獄與政府機關、軍隊等訂有合同,以廉價洗燙制服、床單等。監獄也有製衣廠,利用犯人縫製各種制服。另外還有一個建築小隊,常由守衛帶領和看管,到外面做些公共或私人的建築工作。這些廉價勞役可以賺得龐大利潤,由監獄軍官和職員分贓。

後來,我在被釋放後,認識了一名曾任大學講師的大陸人,他曾被指控為共產黨而被捕,在各地不同的監獄裡輾轉關了十三年。據他描述,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間,這些監獄的情況,簡直令人無法想像。那時,蔣經國正在島上施行大整肅,以便確保他的父親能夠安全撤退到台灣。據他說,當時監房擠滿了犯人,所以無法同時躺下,而必須輪流睡覺。當時,政治犯很少受到正式審判,大多人以點名方式宣讀刑罰,十年、十五年、無期、死刑等、而且也無法上訴。

最使人寒慄的,便是目睹被判死刑的犯人。依中國傳統,犯人一被判死刑,即在法庭就將腳鐐焊接在犯人腳踝上,一直到執行死刑之前才除去。我們常看到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監獄操場走動,那在窗外鎯鐺響的腳鐐聲音,實在令人心痛。有時,犯人戴著腳鐐二、三年,等待上訴的結果。被判死刑,上訴是自動的。如果上訴被駁回,在黎明前,獄卒便來打開囚房的門,那一剎那,犯人知道自己的命運了。死刑即刻執行。所有的犯人都明白如果早晨四點之前監獄辦公室的燈光亮起來,便表示有人即將被帶去槍決。接著是獄卒用鐵槌打開犯人腳鐐的可怖敲擊聲音,有時還會繼續一、二十分鐘,整個監獄都會醒過來、而那敲擊聲音會刺痛每個人的心房。我看過好幾個人被帶走。有一次,一個高大的大陸人被帶出去。他要唱歌,並高呼「毛澤東萬歲」,但立刻嘴裡被塞入毛巾,被毆打,猶如被綁去屠宰的大豬一樣,尖叫地被拖走。每次有了犯人被槍斃,監獄裡所有犯人都變得非常淒靜,空氣裡瀰漫著無限的悲痛。

全台灣都知道廖文毅的嫂嫂的故事。她關在我們隔壁囚房,年已過七十,又有高血壓。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帶上腳鐐,一週四次在監獄操場來回走動,他母親從窗戶可以看到。直到廖文毅決定放棄台灣獨立運動,從東京回到台灣,他的嫂嫂母子才被釋放。

元月過去了,一九六五年二月農曆新年的時候,謝、魏和我都收到一份寧將軍送來的禮品,肉乾、皮蛋等。寧將軍仍在努力,要使我們改變想法,二月,我們正式被起訴了。我們收到起訴書,被控「以不法手段圖謀推翻政府」。

與家人會面

正式被起訴以後,監獄生活改變了。現在可以與家人通信,每星期可以寄收家信一次,每信不得超過二百字。在兩百字內實在不能寫些什麼,但是反正也沒有多少准許我們寫的。現在家人於每星期四可以來看我,每次見面十分鐘,我們已經有四個多月沒有與家人聯絡了。
在我家人要來看我的前夜,監獄長顯得很緊張。他說,在犯人被捕後初次與家人見面時,常發生很尷尬的場面。有時,犯人已有二、三年沒見到家人,所以有的婦女會大哭大叫。他要求我儘量控制情緒。我感覺到他是害怕我們可能會對我們的處境,表示不滿。

當家人來時,他們先在外面辦公室登記,通知單送進來後,一名守衛就護送我到一間小會客室,它的一邊以厚厚的玻璃板隔開。我可以看到我的母親與妻子,但是不能接觸。我只能用傳話筒互相對談。有一個紀錄員在旁邊記下我們的對話。我知道,像我這樣的犯人,一定也有錄音。在玻璃板下的長櫃子邊,不僅只有我們,還有其他犯人也在接見家人。

我們被嚴禁討論自己的案件,所以只有談論健康、孩子等小話題。我的母親,那時已近七十歲,一再吩咐我要讀聖經和祈禱。

聘請律師

在這第一次見面時,我母親提出僱請律師的問題。因為我已經簽了自白書,國民黨也已經把我起訴了,我告訴她要自己來辯護,沒有必要再花錢去請律師。但她很憂慮,覺得聘請一名律師有些方便;她只有這樣暗示,未明白說明。幾個星期之後,我終於同意,由她們去決定要聘請誰。

我已經開始準備答辯書。針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是沒有用的,所以我決定以「言論自由」作為辯論基礎,指出我們並未曾使用暴力。

我的家人決定請梁肅戎當我的律師。他是國民黨黨員,屬於所謂「開明派」,東北人,於一九四七年在大陸被選為立法委員,與我差不多同齡,曾在日本留學,雄心勃勃,與國民黨內要員私交不錯。我的家人並沒有什麼幻想,因為梁曾經也是「自由中國」雜誌社雷震的律師,而雷震終被判徒刑十年,那時還在服刑中。雷震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企圖與台灣人合作組織反對黨。

梁肅戎因我的家人選僱他做我的律師,非常驚喜,立刻去報告國民黨,與他們商量。他對他們強調,像我這樣的台灣人願僱用大陸人來辯護政治案件,是一個很好的徵兆。也告訴他們,他千萬要接受這個案件,如此可以成為台灣人與國民黨之間的橋樑。但我知道他也格外小心,避免去招惹已下令起訴的蔣介石的憤怒。

依照規定,犯人的辯護律師可以探訪犯人,討論案情,所以,梁律師來訪時,我就被帶到一個小房間。每次我與律師會面時,檢查官竟也帶著錄音機在場、坐聽我們的對話!

準備審判

審判預定在三月下旬舉行,雖然我還不知道。現在,警備總部政工人員的那個王軍官,常來看我,要「使我的起居儘可能舒服」。我的家人第一次來看我的時候,我曾抱怨有一個多月未能洗澡。顯然,這些話被錄音下來。沒有多久,公共浴室再開放了,我們每星期可洗澡一次。王軍官也常去看我的家人,向他們說我生活得很好,也告訴我,我的家人過得不錯。他說:「當局對此案件非常小心。」從他的談話口氣,我感覺當局擔心我在審判時可能會激烈攻擊國民黨或批評監獄行政,所以在盡量安撫我。

在這期間,我曾三度出庭,由一法官做簡單的初步聽證。這些聽證是非正式而非公開的,只有一名書記在場,問的問題都很簡單,每次都不超過一小時。

審判

在正式審判前兩天,我接到通知,我的家人也受到通知應將我較好的西裝送來給我。理髮師也來給我理髮修面。自從九月廿日以來,我第一次感覺到多少恢復些舊日的體裁。當局顯然認為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場合。法庭內外,由犯人們重新油漆,王軍官也一天中來看我幾次。營區裡充滿緊張,當局好像擔心將會發生什麼事似的。後來得知,國民黨恐怕我受審那天發生學生示威或市街暴動。三月廿七日,開庭當天早上,整個區域緊密巡邏,動員了軍隊,交通受到管制。整個城市都警覺到這個事件的重要性。

當局派了一部車子去接我的母親、妻子、和兄弟到法庭。他們受到極客氣有禮的接待,被帶去參觀營區。營區內外都已刻意油漆修飾一新了。

這樣「公開審判」,對於國民黨來說,已經是一個大讓步。但是所謂「公開」,卻是有名無實,幾十名旁聽人是經過謹慎挑選,而憑券入場的。他們包括有立法院、青年商會、報社、學生團體的代表。美國大使館曾要求並得到兩張旁聽券,但僅派一名代表來,停留一會兒觀看一下營區,在審判開始前便離開了。大概因為美國常被誤指幫助台獨運動,他們要避免任何嫌疑。結果,法庭內沒有外國人在場。

所有的旁聽者、律師們,和三名法官都入席,上午九點正,準時開庭。令我驚訝的是,當我進入法庭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站起來。我站立著,其他人都就座,審判開始了。審判過程很短,因為他們早已確定了罪狀、這不過是要滿足法律手續的形式而已,我發覺那個衣服粗陋的瘦小檢察官已由另一比較像樣的人取代了。

上午,聽取檢察官的說詞。他引述我們的宣言,指摘我們宣稱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彷彿講這句話本身就是高度叛國的。我們在宣言裡曾嚴辭指責政府,用了「推翻政府」的字眼,並說必須採取任何手段,「以汗和血」來達成目的。檢察官一路辯下去,依照我們宣言內容,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如此,在上午的審詢告一段落以前,在場的所有旁聽人都已熟悉我們的論點了。

旁聽者,不論任何理由,一旦涉出法庭,便不准再進入法庭。所以,有的到了廁所以後,便不能再入庭旁聽了。

我被送回囚房,謝聰敏和魏廷朝接著被帶出接受審問。

被告的答辯在下午四點左右才開始。這次,我們一起被帶入法庭。這是我們被捕以來第一次見面。我們互相凝視、點頭,並肩站立著,但不許講話。他們兩位,看起來都還好。

答辯

我們的答辯主要以言論自由作為根據。我們說,愛國並不只是呼喊口號或高呼領袖萬歲,批評也是一種愛國的方式。我的律師梁肅戎猶豫而又膽小,只是呆板地將我的論點重覆一次。謝的律師則很機警又有力,辯論更為尖利。他提出一點,整個案件的核心似乎是犯了批評蔣介石的「罪」,但是依據法律,這頂多只不過是一宗誹謗罪,由蔣介石告訴乃論。有些旁聽者,聽到這裡,不覺爆出笑聲,檢察官和法官顯得很尷尬。

我們感覺到聽眾大體上還能了解我們的論點。我們和我們的律師都沒有大聲呼籲,或做出戲劇性舉動,我們誠懇而堅定,未曾為我們所為找藉口,也沒有自認是英雄豪傑。我們盡可能顯示我們是講理的,而為了要改善台灣的處境,曾願意冒這個大險,並不是狂熱份子。
後來得知,我們的態度,曾給那些受挑選的旁聽人留下良好印象,可是,因為我們未依中國傳統,痛悔前非,乞求寬恕,使得某方面感覺不滿。

當被告答辯完結,我們三人都講過之後,法官則邀請被告家屬,如果願意,可以講話。也許他期待至少被告家屬會依照傳統請求寬從。我的母親,兩個哥哥和妻子都在場,但卻拒絕發言,謝的兄姊也同樣保持沈默。我們都感覺抗議或乞求都是無效的,審判結果早已由最高當局決定好了,這場審判不過是裝門面而已。

比較之下,魏的弟弟卻使法庭震驚。他站起來,開始憤怒的斥責整個過程,說它是非法的,政府本身是非法的,戒嚴法也是非法的,我們三人根本就不應該受審判。

我們被帶離法庭,審判就此結束。此時已近晚上八時,我們發現整個看守所的作業都停止了,犯人等到此時才開飯。但是我太興奮,太疲乏,吃不下飯了。

隔天早晨,王軍官一大早便急忙地跑來看我,說審判後有一位在場的新聞記者,大概是新近派駐台北的美國華僑,到警備總部詢問我是否受到酷刑,因為他注意到整天審判中,我的左臂都垂著不動。警備總部發言人不得不立刻公開解釋,我曾在戰時因美機炸彈而受到重傷。
那天,全島中文報紙關於審判的報導,千篇一律,一宇不差,都說三名被告都對於攻擊政府反攻大陸政策,自承錯誤,在法庭上全部「悔過」,請求「寬刑」。

我年老而堅強的母親,非常憤怒,她一看到王軍官便大發脾氣,說:「看看這個,你們全部都在說謊」。

警備總部派遣一名代表到台北兩家英文報社,要知道他們將如何報導,要求事先檢閱。這兩家英文報的有關新聞非常簡單,大體上正確,省略了為國民黨保留面子的「請求從寬」一類謊話。

判決

這次審判的快速,確實不平常,三個人在一天之中受審完畢。很明顯,他們事先安排好,要儘量避免宣揚和緊張。我們都沒有想到很快就會宣判。因此,未到一週便受命令再度出庭時,很感驚異。這個速度更證明早在開始審判以前,其結果已經決定了。

四月二日,我們再度被帶進法庭。進去的時候,我們三人再有機會彼此點頭示意,但除此無他。這次,旁聽者除我們的家屬以外,不超過十人,包括五、六名新聞記者。

我們再度站在三名法官之前。主席法官站起來宣讀判決。謝聰敏判十年徒刑,魏廷朝和我,各判八年徒刑。新聞記者們對此重刑,似乎感到驚訝,有的搖搖頭,臉上露出同情的神色,甚至愛嚼口舌的獄卒後來也對我表示吃驚。我們的家人都被如此嚴厲的判決呆住了。

後來獲悉,由於我們未在法庭上乞求從寬量刑,被認為傲慢,本來只計劃各判五年徒刑,但最高當局對於我們毫無悔過,很感不悅,改變原意了。

我們立即著手上訴。上訴僅以書面提出,而不再舉行法庭聽證傳訊等。我和律師草擬上訴書,再申論我曾在法庭提出的論點,把公文送上去。依照規定,法庭必須在六十天內答覆,可是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過去了,我仍沒有得到回文。我們想,這或許是一個好徵兆,表示最高階層意見未定,不能或還沒有做最後決定。
獄中生活、
來自海外的兩封信

獄中的生活起居,稍獲改善。我獲准閱讀一些書刊,監獄規則不許閱讀小說和報紙,但是我也得到特准由家人送來大眾小說雜誌。未幾,我得到全套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和法文平裝本戴高樂的回憶錄,英、法文的國際法書籍、英文法律辭典等。最後,終於獲准閱讀「新聞周刊」、「時代周刊」和「讀者文摘」,但都要經過監獄官緩慢而小心的事先檢查。我也拿到幾本法文文法和會話書,每天上午花了幾個小時閱讀和練習。這對於囚犯是一項很好的心智運動。

我被捕以前,曾在英文「讀者文摘」中,看到一篇有關「國際特赦組織」的文章,它是一非政治團體,承擔營救世界各地政治犯的困難工作。令我很驚訝的,我在獄中竟收到一封凱琳.葛威爾夫人(Karin Gawell)寄來的明信片,她是「國際特赦組織」瑞典分會的會員。顯然有人向該組織報告我們的案件。

這是我從海外收到的第一封信。第二封則來自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同學伊安.麥克富遜(Ian McPherson)。他已成為加拿大航空公司的首席律師。司法部次長查良鑑訪問加拿大時,他要求查良鑑回台時轉達此信,查照辦了。以後知道,這只是海外寫給我許多信中的兩封而已。其他的,我都沒看到,但是單單這兩封便使我感動得幾乎流淚。它們證明海外朋友不但知道我的處境,還深深關切我。對於一個被禁閉的囚犯來說,沒有一件事比知道他並未被外界遺忘這個事實,更使他感覺無限的安慰和鼓勵。

春季和夏季幾個月格外悶熱和潮濕,尤其犯人在操場放封而我們必須緊閉窗口時,真令人難以忍受。大多時間,我都是情緒緊張而懊惱,一點瑣事都易使我發怒或沮喪。我不斷與獄官因為語言問題而發生爭執。看守所副所長,姓謝的,是一個討厭的傢伙,眼睛詭詐,內心陰險而卑鄙。他堅持我與家人會面時必須用「國語」(北京話)交談,我指出監獄規則並沒有禁止人家講台灣話。他說:「紀錄員不懂台灣話,所以無法記錄。」我回答說:「你應該去找一個懂得台灣話的,來做紀錄。」我氣憤之餘,寫了一封長信給警備總部司令,提出控訴,謝某才軟下來,因為知道我的信會引起高層的注意。他們一面假意安撫我,一面仍威脅我,所長提醒我雷震住在這第二號病房時因不守規則,曾像小孩一般地受到處罰。

有一名年輕的軍校學生,因捲入與吳俊輝同一案件而被捕,因受銬問而左手殘廢,總是得用繃帶包著。他的一些同伴已被槍斃,他的其他兩個兄弟也被逮捕,其中之一在衛兵看守下由台南押送台北途中,「因企圖逃亡,由火車上摔下死亡」,另一個則關在與我同一看守所內,已經兩年多了,仍在等候審判。他已神經失常而被綁著,時常整夜尖叫大罵,把大家吵醒。好幾個月以後,不見了。
另一中國籍犯人,在偵查期間,精神錯亂,不斷以頭撞壁,企圖自殺。他有時在晚上被帶到我隔壁的第三號病房,用鎖鏈綁在床上,他沒有尖叫,但我可以聽到他掙扎著要毀滅自已的聲音。

強烈颱風來襲時,營裡充滿興奮。有時候,整個地區停電了。通常我們整夜都得忍受天花板光禿刺眼的燈光,但因停電而整個監獄陷入一片黑暗時,守衛們頓時緊張起來,提高了警覺,所有的門戶都立刻鎖上,走廊上點起蠟燭。

有一天,獄官通知我,要重新油漆我的囚房,我被移到第四號病房,過了三天,又被移回。立刻有一油漆工人藉口要找刷子又跑回來我房間,他原來就是魏廷朝的叔叔,正在服十年徒刑。等到守衛隔我們稍遠時,他突然低聲向我耳語:「在天花板上,裝了一個竊聽器。」

偷傳紙條

我關在第二號病房,謝聰敏在第四號,魏廷朝則在第六號。魏廷朝有時在晚飯之後,高唱民謠。我們有時彼此發出高聲,只是為了要讓彼此知道我們還在這裡。每次,獄卒都要跑到我們門口,不久,謝聰敏開始想辦法使我們彼此之間,能傳送紙條。每天早晨,我們必須自己清掃囚房,然後,有一名犯人工役來,帶著一個垃圾桶,一間囚房、一間囚房去掃收垃圾。謝用食品賄賂那個工役,把我們的紙條,縐縐捲捲弄成像紙屑一樣,趁機丟進各人囚房。

魏和謝冒著受報復的危險,大膽批評監獄行政。謝著手控告我們在旅館被捕時毆打他的警察。兩個人並控告在偵查期間虐待他們的調查員。他們的控訴書,由監獄辦公室,轉到上面,警備總部也派人來調查,但是沒有結果。魏總是為了信件檢查,與獄官爭吵。有一次,他寄給家人的信件被檢查的獄官更改,他即著手控告他們,理由是他們可以削除文字,可以退還信件,甚至可以丟棄信件,但無權更改信件內容。這使得那個姓謝的副所長,大為光火。有一天我剛在操場來回走動放封,看到謝某跑到魏的門口,隔著鐵柵,與魏講話。不久,兩個人聲音愈來愈高,大吵起來。謝某大罵魏「你這個叛徒!」魏則回敬說:「你這隻豬,國民黨的走狗!」我有點驚慌,向魏叫道:「算了,算了,講了有什麼用。」我害怕魏會遭到報復,但是幸好沒有什麼事發生。他們仍小心對待我們,我們案件顯然也在慎重處理,但是對於我們的上訴,仍無下文。
蔣經國訪問監獄

有一天,得到通知,將有要人來訪,整個監獄緊張起來,這才稍微打破監獄的單調生活。每個犯人都得徹底清掃自已的囚房,白色床單發下來,每人一條,但只是為了那一天而已。時間到了,我們的窗戶都被關上,訪客到達時,大門響起一連串歡迎的爆竹,在監獄牆內響起奇異的回聲。我們聽到營內有人走動,從縫隙偷看,赫然發現來訪者竟是蔣經國。他穿著整齊的暗色西裝,皮鞋擦得光可鑑人,一邊檢視操場、走廊、大囚房,一邊微笑點頭。他的來訪,與我們案件無關的。他也沒有到我們囚房這邊來。他滯留約一小時,便離開了。
我關在看守所的幾個月中,蔣經國共來訪了兩次,每次的迎接方式都一樣。他那麼忙碌,為什麼特地要來探訪監獄呢?不知道他是否也去訪問其他監獄?目的是什麼?他的心態如何?恐怕別人無法回答。

特赦

初秋,我的上訴裁判的法定期間,已過了很久,母親和律師經過長久討論,並與親友商量之後,得到了一個結論。目前最緊要的,是想辦法把我弄出監獄。在國民黨獨裁之下,任何要把我變成「殉道英雄」的想法,都是徒勞無功,不但愚蠢,而且浪費生命,必須採取任何可行辦法,使我安全出獄。然而,凡熟知中國人政治和心態的人,都瞭解蔣介石必須顧全面子,若想把我弄出監獄,也必須顧及此點。一旦我走出監獄,就有足夠機會否認和反駁國民黨的各種說詞。

很久之後,我很有趣地發覺,甚至美國政府在亞洲國際政治上,也採用了亞洲人特有的辦法。當美國軍船Pueblo號人員被北韓俘虜時,美國為了獲得那些人的安全釋放,同意向北韓「認罪」,雖然在整個事件中,美國始終否認有過任何不法行為。然而,在人質獲釋之後,美國立即否認曾經「犯罪」,宣稱上述「認罪」僅僅是為了得到船上人員的釋放,如此而已。

雖然,這完全不合她的胃口,母親終於同意親自向蔣介石提出要求,她覺得這是被迫,世人必能瞭解。在家人探監的短促對談中,我們並沒有談論這些,但從秘密紙片中,我得到暗示。

母親的親筆函,送達蔣介石。當家人開始送來西裝、領帶、白色襯衫,和一束鮮花時,我預感到新的變化,或將發生。那束鮮花頗使獄卒感到納悶,他喃喃地說:「真奇怪,還有人送花?連一個花瓶都沒有,那來地方放花呢?」

十一月三日,我在下午正點吃晚飯,大約六點,天將黑的時候,看守所長派人召我到他樓上辦公室。他一個人坐在辦公桌邊,桌上攤著一些公文。他撿起一張,嚴肅地說:「你的上訴,已遭駁回,八年徒刑確定了。」沈默了一會,他又說:「這裡還另有一件公文,總統已下令,把你特赦了。你將可以回家。」

我立即問道:「謝聰敏和魏廷朝呢?」他說:「我不知道,公文沒有提到他們兩人。」我再問:「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他顯然要最後一次再玩弄一下他的權威,而寧可含糊其詞,說:「或許今晚,或許明天。你回去房間打點準備好。我們還有一些手續要辦。」

我回到囚房,把這個消息,告訴同居的犯人,他向我恭喜。

不久,王軍官來了,他有點緊張,問道:「現在,你不會去遊街,或來個大慶祝吧?也不會去燃放一大串的鞭炮吧?」我向他保證:「不會的,我對於鞭炮沒什麼興趣。」

士兵進來,包紮我許多書籍,帶著這些,陪我到監獄辦公室。意外地,沒人要求我簽什麼文件或保證書,或找保證人。我的所有東西受到檢查。這使我擔心焦慮,因為我隱匿著一些我在獄中寫的東西。這些文章後來在外國出版了。

十一月三日晚上九點四十五分正,我走出監獄大門。他們把我釋放的時間故意這樣精確安排,使得這個消息趕不上晚報的出報,但又能趕上晚間最後的新聞播報。到那時候,我已回到家裡,我家門口便不會有歡迎的人群會聚了。

看守所長和警備總部政戰組的王軍官陪我坐進一部車子,已有司機在內,同乘跨過市區。當我們的車子開進台大宿舍區的巷道時,我注意到另有一部吉普車已在那裡。我們車子開到我家門口,我走下車來,回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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