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逃到瑞典

決心逃亡

我還有些朋友與特務組織有私底下的聯繫,他們警告我,現在我已非常的不安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逮捕或「意外事故」,想要把我除掉的人,都會設計出來。我聽說安全單位已經決定,台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刻毀滅,一個是台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我。我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

監視我的特務們,整天分成三班輪值。我的妻子被跟蹤得更緊迫了。我家附近與全巿其他地區一樣,在街角巷口有小攤販的違章建築,它們常是退伍軍人非法搭起來的,政府不管它們。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為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
我很小心注意特務們的動靜,不久發現,他們有時在深夜一段時間不在那裡。他們大概是覺得太無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時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蹤。

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過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王淦的來訪,變成一種刺痛了。國民黨「開明份子」仍然要我妥協,仍然想說服我靠向他們,仍然想使我公開向他們認同。他們繼續在談要為我找一個職位。王涂不斷勸我接受他們的安排,他說那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又可以解決,而且對我造成這麼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

然而,相反地,我決心要逃亡。

精細計劃

我已願意要冒任何危險,但不敢告訴家人我決心要脫出台灣,或在這個企圖中身亡。依照國民黨法律,如果家人知道我的計劃而沒有立刻報警,他們便會被看成同謀共犯,受到嚴罰。

有一個晚上,我悄悄地溜出,未被特務發現,按照事先約定,在一個地點與幾位親信朋友見面。我告訴他們,已下決心,要脫離台灣。這使他們震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大家心裡清楚,這要冒多大的險。我提出可能成功的一個途徑,向他們說明。經過沈默躊躇和熟慮之後,他們終於認為或許可以付諸實施。於此,我們開始一步一步檢討我們所須解決的難題。

第一個問題便是我到底要到那裡去?

美國是不可以的。因為如我到那裡去,便會使美國政府為難,國民黨會立即要求引渡,會使問題非常複雜,並且拖延很久。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已有許多例子,日本警察與國民黨合作,將流亡在日本的台灣人引渡給國民黨,以換取日本欲從台北取得的好處。我要去的國家,必須是與國民黨沒有外交關係的。然,我不願意到共產國家,因為中共政府與國民黨同樣,恨不得將台灣獨立運動消滅掉。我提出瑞典,朋友們都同意了。

於此,第一步驟便是要寫信給那個非凡的組織,國際特赦協會。我有些朋友曾長期幫助我,將信件帶出島外,也從島外帶進來給我。在他們幫忙之下,我寫了一封短箋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請他們能否將我的案件告訴瑞典政府,問如果我突然在瑞典港口或機場出現,身上沒有護照和簽證,能否得到政治庇護。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得到肯定的答覆。有些朋友勸我立刻離開,因為他們深深關切我的安危。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多的細節需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我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入。我需要在台灣與瑞典中間幾個接頭站,找出既可靠又肯幫助的人。還有經濟問題也必須解決。我必須安排好一筆款項,在中途以及到了瑞典之後,做為費用。

旅途的計劃佔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時間,簡直好像要設計到月球的旅行一樣,其間實有太多的變數、不可知數和危險了。一個獨臂人要環繞地球半圈,而不被發現,是不容易的。

到了春未,大多細節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朋友們又勸我早走。可是,化裝的問題,是最大的困難。我認為在冬天可能容易些,因為那時可以穿大衣戴帽。我嘗試了各種化裝的方法,試留鬍子、把頭剃光。母親覺得我越變越古怪了。

仲夏,我開始讓監視我的特務們習慣於我長期不出門。我一出門,不論到那裡,他們總是跟著。我如果買東西,他們便擁向前看我買什麼,然後又要問店鋪老板一些問題。有時候,我待在家裡整整二、三週不外出,然後再出現,坐計程車、公共汽車去買東西,或去餐廳、飯店等。有時候,我只在大學宿舍區附近走走,讓特務們看看我還在那裡。到了年底以前,他們已習慣於長久未看到我而不感奇怪。其實,我卻常在半夜偷偷溜出,處理事情或看看朋友。

到了秋天,我開始感覺非常興奮,感覺生活有意義起來。我有事情做,有希望在將來,儘管前途充滿著極大的危險。我發明了一套英文電報明碼暗號,送到島外朋友手裡,做為緊急聯絡之用。例如「祝女兒誕生」「叔父入院」「請速寄樣品」「書籍已寄出」「祝新婚快樂」等等,藉以表示我何天出發、出發延期、安全抵達等等。沿途接力站也都安排好,在那裡會有人接應我,並提供所需幫助。

有一段時期,看起來整個計劃似乎要垮掉了。紐約來的一封密信說,那裡曾有人聽到人家說:「你知道嗎?彭明敏可能從台灣逃出來。」是不是消息走漏了?差不多花了一個月多方查證之後,才發現那不過是有人信口開河,隨便猜臆而已。計劃照原來進行了。

整個計劃中,另一精細的部份,便是在出發日期決定以後,安排某些朋友,在適當時期到台灣來。有些對我是陌生人,由居間幫忙的共同朋友安排擔保。挺身出面合作。他們是依照事先約定的信號,要認出化裝了的我,有的是要負責從頭到尾盯住我,一直到我安全離開台灣為止。如果我被捕或當場被殺,他們則可以做證人。

脫出前夕

因知道我的房屋將會被徹底搜查,我開始整理文件,燒掉大部份,我的妻子、兒女似乎覺得這幾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尤其兒子頗起疑心,但沒有說什麼。我花了許多時間,伏案寫遺囑給我妻子兒女、母親和其他親屬。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聲明,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蔣介石以慈悲姿態特赦了我,但是我於出獄以後的遭遇,卻使我日子無法再繼續下去。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卻因為我的關係,都有危險。如果我被捕,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自白」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我在那份聲明中,事先予以否認。這份聲明將秘密存放於台灣,其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國,萬一我逃亡失敗,便將之公佈。我從少年時代一直保存起來的日記也全部燒掉了。
我小心計算要長好相當的鬍子需要多久,然後把鬍子刮得光亮,公開再露一次面。這時,要最後一次到高雄探視母親了。監視我的特務們已習慣於我南下高雄,因為我在過去也到過好幾次。我的母親那時身體不舒服,大多時間都待在二樓房間裡。她的房子是我大哥的緊鄰。她的電話裝在一樓,每有電話,她便需要走下樓梯。我這次去看她,決定給她裝一個分機在二樓,免得她為接電話跑上跑下,覺得這是我能為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我去叫電器商安排這件事。然後我買了一束鮮花,到郊外拜掃父親墳墓。

後來才知道,母親那時以為我想自殺。她並沒有透露她的猜疑,但是我快要搭火車回台北前一兩個鐘頭,她突然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必需要相信上帝,你一定要相信永生。」她帶著幾乎生氣的聲音說:「你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相信,不然的話,你的生命沒有用了。」

我的心情非常沈重而悲傷,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我們的分離竟沒有比這樣稍微溫暖一些。以後才瞭解,那時她正在努力抑壓她內心深處的激動。

我回到台北,立刻隱居起來,開始養起鬍子。幾個星期之後,所有必須打的電報都已發出,化裝也準備妥當,依照事前安排,由海外也有人抵達台北。

最後一天到了。我打算半夜以後離開我家,要佯裝冷冷靜靜,若無其事,非常困難,我的兒子向他母親提醒我的動靜相當古怪,但是她避開了這些問題。當我的兒子、女兒準備就寢的時候,我把他們叫過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他們覺得很迷惑。當我向他們道晚安時,其實我自己心裡卻在說「何時再見?」了。

所有必需品,早已一件一件運到別處了。所以,我能夠如往常一般,半夜之後溜出家門,越過市區,到達一朋友家裡。第二天整天我都待在那裡。負責聯絡者,已與由海外來台的護送者見面,我還需要與也是由海外來、但未曾見面的一個人,依照預先約好的檢明身份方法,當面商討。也許由於人性弱點,我忍不住再與家人聯絡,告訴他們我有事必須到台中一趟,然後還要環島旅行,約一星期以後才會回家。然後,我託付朋友兩封很厚的大信封,一封是我逃亡失敗時要打開,另一封則是要等到他們聽到我成功脫離國民黨掌握時才打開。第二天在朋友家裡,大多時間花在修飾化裝,使自己更能舒適習慣於這個新外貌,他們並為我照了一些照片,我發覺自己並沒有過份緊張,有的只是一種奇異的安靜感和懸而未決的心情,意識到我必須走最後、最終一步棋的時候,已經到了。

成功脫離台灣

我慶幸自己有能力控制情緒,甚至當我在內心默默向兒女說再見時。可是,在這最後晚上,我的朋友們使我再也無法自制了。在那最後那天晚飯時,他們開始唱起熟悉的聖詩,我忍不住跑入房間,哭泣起來。自從在日本和後來在加拿大,因太想家之外,我已很久沒有流淚了。朋友們相當尷尬。

按照計劃,還有兩小時我才離開那裡。有人提議玩撲克牌以打發時間。有一個朋友回憶說,他在結婚典禮之前也玩過同樣牌戲,以減輕緊張。果然,我們得以把令人難受的緊張,減少一些。

應該出發的時刻終於到了,大家反而鬆了一口氣似的。我們的計劃是分秒精確的。依照安排,我在此後的每一步行動,都有目擊者在附近,但我們要假裝彼此陌生,不得互相打招呼。我到達啟程地點,在那裡我立刻認出此後幾個鐘頭將在附近守候觀察的人。其他的人也安置好在適宜地點,密切注意我的一舉一動。

有一時刻,好像忽然發生阻礙,我陷入於被捕的危險,護送和守候的朋友們,後來告訴我,他們曾為我捏一大把汗,幾乎要「死掉」了。
通過最後一道難關時,我回頭做了再見的手勢。我一直凝視台灣島嶼和其燈火,逐漸在視線中消失。六年以來,我第一次,在精神上和肉體上,感覺從無比的重荷,獲得解放。

中途路站

在第一個接待站,接應我的是我以前就認識的一個朋友,他已經為我訂了一個旅館房間,整夜陪伴我。他只打了一個電話給他的太太,告訴她一切進行順利,我也很好。我們一直談到清晨三點,但是到了那時,我也睡不著。我開始感覺到這些日子來我所經歷的身心緊張。早上四點半,我們被叫醒,在黎明前黑暗中叫了一輛計程車,到達了出發地點。後來,這位朋友曾寄一封信給其他朋友,描述他所目擊的情形:

我猜想不到他到底裝成怎麼樣子的了。然,我終於看到……,而在他後面,跟著這個笨拙的不得了的披頭派。我的天!我已在當地旅館預定了一個雙人房間。因為時間不早,而我們又預計早晨出發,所以我想在旅館過夜是個好主意。這樣也較不會有人認出。還有,我們這個地區,每個人的立場如何,很難確定的。我們就是不願……認出……。……前往青年會旅館,我則與老彭在一起。老彭那麼興奮,根本沒想要睡覺,對於成功脫出台灣,好像還無法置信似的。我們一直談到三點半,我要求至少睡一個鐘頭。那混頭的旅館帳房竟於四點半就把我們叫醒(我是要他於五點半叫我的),所以等於沒有睡一樣了。老彭五點半起來,開始梳理(化裝)亂髮,又調整拳擊手套,這真是一個天下奇觀。看到他把粗重的裝束一層一層剝下來,又是最可愛景象之一。當他終於恢復人樣時,則可以看到這幾個月來他煩惱勞心的結果。他確實瘦得多了。可是,他的精神和閃亮眼神卻一點兒都沒有變。

大約六點,我們叫了一部計程車,沒有多久就到了……。我花了幾天功夫研究所有的可能性……而發覺每一可能性都有其潛在的危險。老彭不怕在……,所以同意我的計劃。我們覺得在……待一個至八個小時,總比在這裡等那麼久,來得安全些。但願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

老彭很興奮,也開始走下樓梯,甚至忘了說再見。他忽然自己察覺到,轉過身來說再見和謝謝。我徹頭徹尾感動了。(又及,當我們坐在床上聊天時,我對彭說:「想到世界上有那麼關心某些人的人權、尊嚴、自由和自我表達,而且還有人願意熱心幫助他,這不是太美妙了麼?」彭想了一會兒後說:「那就是這整個事情使人多麼謙恭的地方」。)
我回到觀望的地點。上午七點十一分,注視著……。

這是我們所喜愛的人們新希望的開端,一個嶄新日子的開始。

在第二個接應站,我感到較安全,更輕鬆。在那裡閒盪了幾個小時之後,我又繼續旅程。在抵達瑞典的前一站,我由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在里登戈(Lidingo)的葛威爾夫人(Mrs. Gawell)。自從一九六五年我出獄以後,我們一直在互相通信。我知道葛威爾夫人以及瑞典國際特赦協會的朋友們,非常擔心我的命運。當電話接通,我告訴她我已成功地逃出台灣時,她高興地大叫「這不可能是真的!」。我告訴她我抵達斯德哥爾摩的時間。

安抵瑞典

大約半夜十二點半,正月黑夜時,我抵達斯德哥爾摩。那天恰是那年最冷的一天。瑞典官員已獲通知我將會抵達,身上沒有任何旅行文件。氣溫是零下廿五度。有三對瑞典夫婦來迎接我,帶來了毛衣、長筒靴、手套、圍巾和皮帽。他們堅持要我當場將這些東西全部穿戴起來。我看起來一定很古怪可笑。我們便到一辦公室逗留約十分鐘,警察只是簡單記下我的姓名,然後很有禮貌地要求我隔天再回去辦理手續。我千真萬確進入另一種世界了。

這些瑞典的新朋友們都非常仁慈。他們都是國際特赦協會很活躍的會員。他們知道我將要離開台灣的大概時間,所以直到接到我的電話以前,都非常擔心和緊張。他們知道這幾天在每一個政治逃亡者的生命中,是最緊要的一刻。後來聽說,那天來迎接我的朋友之一,隔天一早便接到另一位也是國際特赦協會會員的電話。當被問道「他怎麼樣?他看起來如何?」時,她答道:「他看起來糟透了!」顯然,我的化裝和鬍子給我一個最不引人的模樣。

他們用車把我運到一對夫婦家裡。他們非常熱誠地歡迎我,雖然那時已經清晨二點半了。在我的小房間裡有一束鮮花,又有卡片寫說「歡迎到瑞典」。我洗了澡,跌入床裡,精疲力竭。可是,即使如此,在我入睡以前,腦海裡清楚地浮顯著二個不同世界的強烈對比,一個是這個文明世界,另一個是我剛逃出的那個充滿恐怖和醜惡的政治世界。

第二天早晨,主人倫登先生(Lunden)和他的英國籍太太葛威爾夫人陪我去補辦入境手續。第一件事,我需要作的即是向瑞典當局證明我確確實實是彭明敏本人。幸好幾年前我曾把我一本法文著作,親筆簽名,送給哥德堡(Goteborg)的一名著名教授,現在他自願出面證明我的身份和學術聲譽。他們並去詢問其他熟悉台灣問題以及我在加拿大和法國的學術研究的人。

瑞典移民局官員在每一個問題上都非常客氣,但他們仍然很謹慎小心地問我問題。我們面談過程超過三個鐘頭。

在瑞典要求政治庇護,必須得到內閣的正式批准,因此,需要等待一個月左右才能得到最後決定。在倫登夫婦家裡住了四天之後,我受邀搬到瑞典最負盛名的科學家伯納(Carl Gustaf Bernhard)教授家裡。他是諾貝爾獎委員會委員之一,後來就任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院長。他的家是一個大宅第,位置極佳.可以俯瞰斯德哥爾摩港口。我在瑞典期間,很幸運能一直住在那裡。

發佈新聞、台灣事後封鎖出口

瑞典入境手續辦妥,我能安全留在瑞典後,第一個問題便是何時、如何發表這個消息了。消息不能拖延太久,但是我們早先曾有約束,必須等到由海外到台灣來幫助我的人安全離開台灣以後,才能發布消息。當一切都妥當時,他們會以暗號拍電報給我的。

我離開後已十天了,但沒有信息傳來。我的逃亡隨時有被發現的可能。他們是不是被發現,被捕了?我開始深深煩惱的時候,信號終於傳來了。原來,於我離開後,他們感到極輕鬆,決定好好利用機會,悠閒地做環島旅行十天。

一到斯德哥爾摩後,我寫短箋給在紐約的一個朋友,告訴他我已安抵瑞典,要他準備發表我已擬好的簡單說明。可是,這個消息在紐約走漏,驚動了在日本的朋友們,打電話到瑞典來找我。於是我們決定應該立刻發布聲明。然而,我首先打了一封公開電報給我太太,說:「很抱歉不告而別,我現在安全,一切都好。」

我的太太收到了這份電報。電信局通知國民黨當局,但他們絕不以為這是真的。他們首先認為是同情我的人,故意打這種電報來,想引起困擾,或認為電報拍得太早,我一定還在島內。立刻,緊急警報佈達全島,所有漁港、飛機場、基隆、高雄等都封鎖起來,凡要出境者都得經過仔細檢查。許多我的朋友或政治活躍份子都受詢問,他們的房子受到搜查。謝聰敏,魏廷朝、李敖被拘留幾天質問。
當局知道我逃亡後,立刻拘押我的太太、兒女和其他親屬。我的大哥在高雄被捕,以飛機押送台北受詢問。他們都受到廿四小時的疲勞審問,被釋放以前又受警告不得透露這場遭遇。他們都對這種嚴厲審問,表現得很堅強。

獲得自由後最初幾天,我在瑞典新朋友們圍繞下休息。但是非常擔心家人的處境。我的事件發生以後,從頭到尾,他們都表現出高度的勇氣、鎮靜和諒解。沒有任何人抱怨過。我的母親、太太、姊姊、哥哥們,還有我的兒女都給我極大的支持和精神力量,對抗國民黨、軍方、調查局和特務們的壓力。他們雖然不知我的逃亡計劃,卻讓我有勇氣付諸實行。我的兒子,於我被捕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初中學生。他能感覺出這個事件對我們家庭生活的重大影響,但沒有抱怨。在我被捕以前,他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秀,事件發生以後他的成績跌落一些,但後來又回升起來。一九六四年九月,我的女兒還沒滿八歲,年紀太小,不能瞭解整個事件的意義,但仍很清楚這是個重大危機。我們的房子被搜劫,又被嚴密監視,但是她從來沒有表現出害怕的樣子,也沒有向她母親提起過,如此為我太太省卻了極不容易的解釋。在我逃走的時候,二個孩子在學校裡都表現得很好。

特務被整肅

我的逃亡成功,倒攪得賊窩大亂。國民黨高級官員起初確定我不可能在瑞典,因為根據他們的紀錄,特務的報告,一直到我逃亡的消息在瑞典發表那天,亦即我離家約三星期後,我還不斷在台灣到處旅行呢!根據這些報告,我在這段期間,還住過台灣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餐廳吃飯,還看電影。在他們手裡的證據,卻是特務們以監視和跟蹤我做理由所報銷的開支單,事實很明顯,在我時常隱居起來的那些日子裡,或可能甚至從一九六五年我被釋放以後,以及我已離開台灣以後的幾個星期裡,監視我的那些特務和警察們,一直在呈繳虛偽報告,偽造收據和帳單,從中中飽。

調查局許多高級官員失去職位,王淦被革職。局長沈之岳,以中國人方式,「自請處分」。雖然他被放過,副局長則被革職。那些應該廿四小時監守我的特務們被關起來。還有調查局的監督主管,也很可能收取一些比例回扣的人們,都不能倖免,上次曾在調查局招待所的聖誕樹邊,那麼惡毒威脅我的科長,變成被關的人中職位最高的。他是最高階層中的代罪羔羊,如今竟被控迫我得太厲害、太過份,才造成我的逃亡。

謠言滿天飛

在國民黨鼓勵之下,謠言開始散佈開來,謂我離開台灣是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協助。許多人懷疑中央情報局,因為他們無法想像,任何人沒有中央情報局的協助,怎麼逃出台灣。不幸,已有許多人牽連在內,為了不危及那些忠實的朋友們,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說明如何離開台灣。然而;我可以說除了給我政治庇護的瑞典政府以外,我未曾獲得任何外國政府的幫助。

我知道許多曾經支持我、主張對我寬大、對我表示同情和友愛的人,現在因為我的逃亡,也許受到了騷擾。為了要盡我所能來回報他們,我寄出一些信,說明我決定逃亡的理由。我卻希望這些信會被中途攔截、閱讀。給我的律師梁肅戎的信中,我簡單地解釋我覺得在國民黨特務政權之下生活已經無法忍受,並謝謝他過去對我的幫助。我逃亡以後不久,梁肅戎竟然公開聲言我是接受「共匪」資助的。對有些人,我為給他們這麼多麻煩,表示歉意,請他們諒解我所做的決定。

消息發表那天,我寄住的主人伯納教授正好舉行一個宴會。客人中有一位斯德哥爾摩最大報社的編輯。伯納教授以為可以幫忙他採得獨特新聞,便將我介紹給他,並簡單說明我以政治流亡者身份剛剛抵達瑞典。他很客氣,但似乎沒有多大興趣。隔天早晨,他頗悠閒地到巿內編輯部辦公室上班時,立刻發覺許多電文從各方不斷湧來,探詢我逃亡的消息。他即時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廿四小時內不要對其他報社講話,這樣他可以做獨家採訪。其後幾天內,國際間激起了強烈興趣,歐洲、美國、日本報刊都對此事件做詳細的報導和評論。美國「新聞周刊」,也令其英國倫敦特派員飛至瑞典,來到伯納家訪問我和拍照片。有一個週末,伯納夫婦帶我駕車二小時多,到他們在海邊的別墅去渡假,忽然斯德哥爾摩電視台來電話,希望當晚要播出現場訪問,他們便派專車來,又把我接回去。

立刻有一怪信來,由「瑞典中國友誼協會」一類的會員寫的,那大概是國民黨在世界各地資助,進行遊說的。這封信的收件人是我,卻寄到蘇聯大使館!最後由該大使館轉交移民局,然後才送到我手中。信中罵我是個叛徒,又是個共產黨徒。

日本人的怪誕行為

無名怪信之類,是預料中的事,並不重要,但是,對駐瑞典日本大使館的反應,我卻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在我逃亡的消息公開以後,惱羞成怒的國民黨,立刻要求世界各國攔阻我,不准我入境。他們對於美國和日本,特別注意強調,因為在這兩國,台灣獨立運動的勢力,正在增強,台灣人人口也最多。國民黨對我發出通緝令,每一個國民黨單位都獲指示,對我加強攻擊譭謗,標明我是猙獰罪犯。

那時我還不知道華府的反應如何,但是我知道日本並無政治庇護的觀念,通常對這類問題非常冷淡。我聽到日本政府將我的問題提到內閣階層去討論,最後決定要與國民黨合作。剛在那時,日本與國民黨有一個爭執。佐藤內閣正受到國內很大壓力,要迅速擴展與中共的貿易,同時,日本卻在台灣有巨額投資,其與台灣的貿易也獲利極大。國民黨則不斷對於日本與中共的貿易來往,提出抗議。我的案件,剛好給日本政府提供一個好機會,不花代價而能多少安撫國民黨。日本政府裡面似乎沒有人對於這類案子所包含的人道問題,感覺任何興趣。事實上,在日本已有前例,亡命在日本的台灣人被引渡給國民黨,成為無情的政治經濟交易中的犧牲品。

駐在斯德哥爾摩的日本大使,接獲指示,要探知我下一站計劃到那裡去。結果弄得自己貽笑大方。顯然,他們以為我會想設法潛入日本。於此,日本大使曾親訪瑞典移民局長,而被告以瑞典不清楚我的未來動向,也不管此事。其後,日本大使又派秘書到移民局,明白表示日本不會允許我入國。我根本不打算到日本去,所以這已夠可笑,而使得事情更加離譜的是日本大使又正式向瑞典政府提出要求,防止我到日本去。驚訝的瑞典官員只有指出,防止我進入日本,是日本政府的事,不是瑞典政府的責任,更何況,瑞典既無義務,也無權利指令我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

開始工作

在等候瑞典內閣裁定我的政治庇護請求期間,瑞典朋友們即開始為我找尋工作。大概是經過這幾年摧磨,我仍感覺身心非常疲倦,但是為了生活,實在需要一個工作,幸好,國際特赦協會一位活躍份子的先生,是斯德哥爾摩人類博物館亞洲部門的主管,兼管斯文赫定(Sven Hedin)探查旅行有關資料;那些書籍、文件、地圖都還未分類整理。博物館有這筆工作的預算,因此,我暫時得到了這份「分類專家」的工作。我寄住的主人伯納教授,非常親切幫忙,每天要到他教授醫學的卡洛林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去上班時,順道用他的車子,載我到博物館去工作。

一個月後,瑞典政府正式批准了我的政治庇護,撥給居留權,我可以自由旅行了。這使我鬆了一口氣。

我又請求瑞典政府允准我的家人來瑞典,這也很快照准了。那時我已得知,我太太已經直接寫信給嚴家淦(行政院長兼副總統),請求允許帶兩個孩子離開台灣。她指出雖然我的兒子將到兵役年齡,因為甲狀腺分泌過多,不必入伍,有醫院記錄可查。這封信曾以雙掛號寄出,且已有收條。可是對此並無回音,我只認為我的家人被扣留做人質了。

美國的新聞報導我逃亡到瑞典的故事,立刻有些老朋友寫信給我。經過「新聞週刊」倫敦辦事室轉來從前的史丹福大學兩個學生寄來的信,她們都已結婚,一在紐約,一在加州。她們說願意盡力幫助我,其中一位曾在其朋友間展開寫信運動,希望能使美國國務院准我到美國。

使我很驚訝的,駐斯德哥爾摩日本大使館的奇怪活動仍然繼續著。或許日本千方百計想給國民黨一個特別恩惠,或許國民黨對於日本所急想要的某種事,開出了價碼。在我開始在人類博物館工作後不久,日本大使館的一等秘書便邀請博物館的亞洲部門主管共進午餐,並無技巧的想探知我如何找到這份工作、我生活得怎麼樣、我的將來計劃如何等等。他還是非常擔心我會企圖偷渡到日本,並明白表示如果我偷渡了,將會被捕並送回台灣。他又要求那位主管,如果我沒有去上班或顯示有離開瑞典的意向,便立即通知日本大使館。博物館主管直率地告訴那日本人秘書,他沒有意思為日本使館打我的小報告。這件事本應該就此結束,但是日本使館還是不時打電話到博物館查問我是否仍在那裡上班。

後來,一位我好友的日本人教授,聽了我講述這個故事,非常尷尬,很誠懇地為他政府的古怪行為,表示歉意。

訪問英國和瑞士

我在博物館工作了大約一個月,清理出一堆積壓而未分類的資料。伯納教授有一別墅在海邊,大約兩個半小時的車程。我常隨他們和孩子一起到那裡度安靜的週末。

不久我開始收到國際特赦協會歐洲各分會寄來的信件和詢問。倫敦的占松館(Chatham House)、國際事務研究院、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國際特赦協會倫敦總部等都邀請我到倫敦演講台灣問題,並討論政治犯的問題。時間表大都安排出來了。

沒有意料到,當我申請英國簽證時,問題複雜起來了。一延再延之後,邀請我去倫敦的主辦者向英國外交部探詢之結果,說是還在審查考慮中。層層官僚上去,直到有一星期日,我接到電話說我的問題正在由有關官員與英國外交部長本人商量中。最後,在我預定出發時間前不到廿四小時內,我才得到簽證批准。雖然那是星期六,在斯德哥爾摩的英國領事館通常不上班,一位官員特別設法讓我去,在文件上蓋章。

到達倫敦以後,我又再驚訝了。英國外交部指示其上下官員要避開我將參加的任何社交應酬或正式集會。比如,我在占松館演講時,並沒有外交部的人員在場。有人通知我,這種迴避不是針對我私人,而毋寧是與中共有關。當時,北京政府正扣留著一些英國人,英國與中共的關係,極為微妙。我則被形容為「台灣獨立運動領導者」,而中共與國民黨一樣,堅決主張台灣應屬於中國,不論台灣人民願不願意。在英國外交部的立場上,如何得到英國人的釋放,絕對要優先考慮,任何會得罪或刺激中共的行為都應盡量避免。

這是我第二次訪問倫敦。一九五三年初夏,我做為年輕旅客去時,未曾留下深刻印象。這一次我深深愛上這個大城市了。在那裡的一星期,我差不多每天都去國際特赦協會的總部。有朋友事先告訴我,總部辦公室非常純樸,佔一棟古老狹窄的四樓房子,過度擁擠的房間裡塞滿了桌子、椅子、資料文件和人員。十多名專任職員,一些半工人員加上志願工作者們,以極奉獻的精神和很大的精力,推進工作。散亂的外表掩藏著他們極有效率的操作。我發覺這個組織實在能夠吸引一些一流人才。它對像我這樣新近才得到幫助而重獲新生的人,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我回到斯德哥爾摩,又到博物館上班工作。不久,我又受到邀請到倫敦參加國際特赦協會英國分會的年會,發表演講,從那裡飛往瑞士日內瓦,訪問普世教聯(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與有關人士交換意見。

安排我到日內瓦討論台灣情勢,主要是由法蘭克夫人(Mrs. Richard Frank)負責的。她和她的先生都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她的先生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過,目前則在瑞士一個私人大公司服務。她則在普世教聯日內瓦總部的國際事務委員會擔任行政助理。我在斯德哥爾摩的一次會議中認識了她,她年輕美麗、充滿理想、為實現較有人道和自由的世界,獻身努力。她對於台灣和台灣長老教會的問題,深感興趣,特別為我安排到日內瓦訪問,使我有機會與一些宗教的領袖們交換意見。

我由倫敦飛到日內瓦,法蘭克夫婦到機場迎接我,帶我到他們在郊外的家裡住宿。當天晚上,他們招待我到一個鄉村飯店。這是十年來,我第一次再度瞥見法國風的鄉村景色。我們舒適地坐在法蘭克夫婦家的客廳裡,幾隻大牛就在窗外安祥地吃青草。我們討論遠東局勢,以及台灣在中國世界的邊緣那不幸的處境。

其後數天,我接二連三,與普世教聯的一些幹部見面,討論台灣的政治和宗教情勢,我也與國際紅十字委員會本部的代表們見面。他們與我談話有一點不自在、客氣而冷淡,小心翼翼地想保持他們超然、中立、非政治的立場。他們在原則上是與政府,而不是與個人打交道的。相反地,日內瓦的紅十字協會則態度較開朗,似乎真正關懷任何人道有關問題。我提起我家人的問題,告訴他們我太太曾經上書行政院長,請求給予出境許可。他們也指出,既然「壞蛋」已經走了,而且瑞典政府又願意接受我的家人,國民黨實無理由再扣留我家人。顯然,國民黨是要留置他們做人質的。其後,紅十字協會曾非正式地向國民黨探詢,但沒有得到回應。

瑞士的訪問結束了,法蘭克夫婦送我到機場。後來他們搬回美國,先生在華府開業律師,專門接受「公益」(public interests)有關案件,太太則在美國國會工作。我到了美國以後,每有機會到華府,都往見他們,有時投宿在他們在喬治街的家裡。那時他們已有二個小孩。到了卡特當選美國總統,他們同時進入仕途,先生就任太平洋氣象局局長,太太則任白宮內閣會議副秘書長,雙雙官運隆通,一時傳為華府佳話。卡特下台,他們也隨著下野。先生重操律師業務。以後,不如什麼緣故,他們離婚了。

飛往加拿大

我回到瑞典以後,接到美國和加拿大朋友們來信,希望我去與他們見面,所以決定經由倫敦前往。我申請加拿大觀光簽證未發生什麼困難。所以經過倫敦飛往蒙特婁,然後再到多倫多。在那裡與許多老朋友們,重敘舊誼,也與不少台灣留學生見面,忙碌了十天,飛回倫敦,停留約一星期。

在倫敦那個星期,非常有意思。我很高興能再與國際特赦協會的人士接觸,也看到台灣同鄉。這次,我有機會與「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編輯交換意見。在那裡並且認識了印度駐倫敦的高級專員,我離開台灣時,他正派駐在北京。他說中共曾經公開叫囂,有時與國民黨的叫囂不易區別:我是「中國的叛徒」、「美國從台灣引出的走狗,從事於兩個中國的陰謀」等等一類說法。中共電台、雜誌,包括英文「北京週報」(Peking Review )都做尖銳攻擊,使得在北京的外國使節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倫敦接到斯德哥爾摩伯納夫人打來的一通緊急電話,說她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自稱是剛由台灣抵達的中國人。他說渴望能與我見面,但是繼續對話下去後,伯納夫人便開始懷疑和困惑起來。他英文不流利,又夾雜一些俄語和幾句瑞典話,口氣有點魯莽。當伯納夫人告訴他我不在,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的時候,那個人變得激動起來,帶著諷刺的口吻說:「彭與你們住在一起,而妳說妳不知道?那麼這是個秘密了?我再問妳一個問題,他拿的是什麼護照?」伯納夫人很堅定地再告訴他她不曉得,然後掛斷電話。她感到非常困擾。她記得幾年前有一個政治亡命者在瑞典被槍殺,兇手卻能搭飛機逃走。她便向警察局報告這件事情。

我離開瑞典一個月後回到斯德哥爾摩時,機場的警察主任在飛機旁守候,伯納教授也在場,帶著他的彪大德國狼狗。我們安全返抵家門,覺得非常快樂輕鬆。隔天,我們就到海邊別墅,駕船渡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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