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從美國看台灣

抉擇去向

我一直寄宿在伯納家裡,一切都很舒適愉快,但是不是就這樣在瑞典永住下去?我猶豫難決。

瑞典是高度的福利國家,當局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相當關心。不久,接到通知,我被任命為人類博物館的正式研究員,待遇也算不錯。在這個美麗、人情又濃的國度裡,定居下來,安心工作,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引誘。可是海外台灣人,尤其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強烈要求我應盡早想辦法,移居北美或日本,因為那裡台灣人最多,台灣人運動也因我來到海外而急速發展起來。

在我內心的奧底,無可否認,有一種沉重的責任感,使我深深感覺,我實在有義務為了台灣和台灣人的將來,盡一點力量。對於大多數台灣人來說,我在這「天涯海角」的瑞典,安逸久居,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

還有語言也是一個問題。雖然瑞典人大多能講流利的英、法或德語,我到達以後,不論要做什麼事情,未曾遇到任何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決定久留,還是要學會瑞典語,這在時間、精力和心理上,對我將是相當的負荷。

所以,我決定探究到北美的可能性。

密西根大學

我與美國學界再度聯絡上。

我於一九六五年被釋放而受軟禁期間,密西根大學曾連續兩年,寄來聘書,雖然我無法前往。如今,該大學法學院教授格雷(Whitmore Gray)來信說,他們對於過去我在台灣時與他們討論過的研究計劃,仍有興趣。那時,他剛要到莫斯科一趟,打電報給我說他願意到斯德哥爾摩某時某地與我見面,要我打電報到布拉格他將住宿的旅館,確定這個約會。我打了電報,到了他所定的時間前往他所指定的旅館去,但沒有看到他。約十天以後,他才由密西根打電話來,說在布拉格沒有接到我的電報,所以沒有去瑞典。他問我對於前往密西根大學研究是否還有興趣,我答說有。

在其後接著的長久通信中,我對於密西根一直對我有興趣,願意給我研究的機會,表示感激。密大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穆爾飛(Rhoads Murphey)教授也加入通信來往,最後決定,我的聘書由密大法學院和中國研究中心共同發出,法學院提供研究室,中國研究中心則成為我的研究基地,我的研究題目將是國民黨佔領下台灣的現行法律制度。

密西根大學問我能否自一九七○年四月開始工作。那時已是二月,而有許多手續要辦,包括申請美國簽證等。

當我的瑞典朋友們知道我打算到美國時,他們都極力反對。從瑞典人的觀點看,我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歐洲報紙每日載滿著美國城巿裡的暴力、法律和秩序的崩潰。他們認為我此時到美國是等於要自殺了,國民黨能容易計劃把我暗殺。我在與美國的通信中提出這個問題,也向前來訪問我的美國記者們詢問。他們卻都認為在美國許多城市裡街頭暴力雖是個嚴重問題,國民黨如想傷害我,則愚不可及,因為國際輿論的指責將會嚴重損害國民黨的名聲,甚至可能成為致命傷。

雖然我很清楚,政治行為,尤其國民黨中國人的動作,未必會服從理性,或遵循朋友們所提出的邏輯,我還是決定申請簽證,前往美國。

美國領事的躊躇

一些美國朋友,曾向國務院為我私下探詢。在正式申請簽證之前,我們要確實知道,我的申請有獲准的可能。美國國務院並沒有承諾什麼,可是大家都比較樂觀,認為可能會有拖延,但問題總可以解決。

有一天,我帶著伯納教授的一封介紹信,到在斯德哥爾摩的美國領事館,填妥申請觀光護照的表格,遞交給副領事。他講得令人洩氣:我是個政治亡命者,又無長久職業,難以視為真正的觀光客。不過,他答應將我的申請呈送華府。

一九七○年四月廿四日,兩位台灣青年,在紐約一旅館門前,企圖槍殺蔣經國,我的朋友們因此變得悲觀起來。他們相信現在國務院一定極不願批准我到美國。據說國務院覺得我逃離台灣所造成的傷痕,在台灣和中共,都記憶猶新,現在批准我到美國,仍嫌過早。

新的學年日漸接近,我們決定採取行動。七月卅一日,我提出密大的聘書,再正式申請,這次申請的,卻是「文化交流」簽證。美國領事館已等著我再度前往,請我進去與一位領事和女副領事談話。我開頭便說,我瞭解這是複雜的事情,但是開學在即,密大和我都需要知道此事如何決定。

領事雖然客氣,但也坦白表示使館為此事感覺為難。他問:「你申請簽證的目的是什麼?」我指著桌上的密大聘書說,這不是很清楚地說明我的目的麼?

「你會不會從事於政治活動?」

「你如何為政治活動下定義?」我問道。我指出我的專門是公法和政治學,我一生只致力於研究和教學。我認為我的專業職務包括讓世人知道我對時事的看法。如果我到美國,這將也是我職業的正當範圍之內。依照我的觀點,對於政治提出專業的評論,並不構成政治活動。
領事說:「不過,假如一個退休的大使建議承認中共,我便會認為那是政治活動。」然後,他問我,是否要尋找新聞界人士,表達我的看法。我說:「我不知道會不會去尋找他們,不過,如果他們來找我,我不會拒絕評論當前的時事。」

領事下一個問題,使我有一點驚異。他說:「你會不會讓你的名字被用做信紙上頭銜?」我回答說那不太可能,我從來沒有想到那種事情。然後,他又問我,如果我的申請不獲批准,我會怎麼辦。我只能說我不知道;心裡卻很想告訴他:「我不會因之自殺的。」
領事又指著申請表格上細字註釋,說:「也許你已注意到這一條裡,有一項問題,關於犯罪紀錄的。你有沒有看到?」我回答說,當然看到了,但我不認為我的案件是個犯罪的紀錄。

他又問道:「可否請你將你案件的細節寫下?」我回答說那大可不必了,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裡有我的完全檔案,相信如果去要,他們一定會提供全部資料。

領事似乎有一點訝異,說:「你要瞭解,每一個領事館都是獨立作業的。」

在這種相當尷尬的氣氛中,談話結束,領事最後說,最終決定是在華府做的。

姐姐被迫辭職

中國傳統觀念的「罪及九族」,起了作用。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自從創辦以來,一直由我姐姐擔任校長。自我被釋放以後,當局便開始加以壓力,要強迫我姐姐辭職。可是該校董事會,不管董事長蔡培火與國民黨的勾結,一直抗拒這種壓力。但是如今我逃離台灣,國民黨的態度,蠻橫起來。董事會接到通知,如果我姐姐不自動辭職,教育部將直接干預,命令解散董事會。國民黨有人告訴我姐姐,勸她自動辭職,暗示廖文毅的例子:他的嫂嫂被判十二年徒刑,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直到廖放棄在日本的政治活動,回到台灣接受等於俘虜一般的生活時為止。

這樣的暗示已夠清楚了。主辦該校的長老教會提早召開總會,於一九七○年十二月,接受了我姐姐的辭職,但拒絕當局的要求以「無能」做為理由。

同時,有位遠房堂兄的太太,她一向喜愛到國外旅行,忽然接到通知,她的護照已被吊銷,從此不准再出境了。

獲得簽證

自我申請美國簽證之後四周,在美麗的夏日與伯納一家人在一起,我開始知覺我多麼深深愛上瑞典這個國家、多麼喜歡瑞典的朋友們。我可以猜得到,伯納一家人暗地希望我最後不能獲准赴美。伯納教授因公出差到紐約和波士頓,在那裡,他曾與一些出版社接觸,想解決我的經濟問題。回來以後,他勸我不要再想到美國去,說:「留在這裡,寫一本書吧!」

除前往密西根大學以外,我還沒有心情構想長期嚴肅的計畫,而且我又沈醉於斯德哥爾摩美麗愉快的氣氛,以及伯納和瑞典朋友們的溫情裡。我們喜愛一起談笑,也多次到海邊別墅歡度周末。

六個禮拜過去了,我還一直等著美國領事館的回音。九月有一天早晨未到八點鐘,電話鈴響了,年輕的副領事的聲音傳來:「恭喜!華盛頓來電說你的簽證批准了。還有一些手續要辦,不過請你先去做身體檢查。」

當然申請美國簽證的過程中,發生很多問題,包括引來國民黨的抗議和反對,甚至牽扯到當時的國務卿季辛吉,這些資料在美國國務院已經發表的解密檔案中都記載得很清楚,沒有想到我脫出台灣後是否讓我進入美國教書,成為美、中、台三國最高層的激烈外交戰。國民黨政府甚至認為我的赴美是比美國對台軍援更重大的事項,而幾乎歇斯底里地予以反對。最後我還是得到簽證。

九月十七日,我帶著文件到領事館領收簽證。這次接待我的是與前不同的領事,氣氛也顯得較愉快,他也恭喜我,還恭維了一番。顯然,他已對我過去的經歷,相當清楚,他遞給我一切文件,咧嘴笑道:「當然你瞭解你是要到大學去做研究的,我們希望你不會與你原來的目的走偏差了。」

當消息傳開,我已獲准到美國時,國民黨立刻向美國駐台大使提出強烈抗議,駐華府的國民黨大使也親自到國務院,強調國民黨的反對。

當我獲得簽證時,我接有兩項邀請:一是到瑞典一所大學演講,另一是到在挪威奧斯陸(Oslo)舉行的國際特赦協會全球年會演講。前者不得不取消,因為我決定取道挪威和英國赴美。

要離別伯納全家和瑞典朋友們,以及離開瑞典是件非常傷心的事。這個國家、這些朋友們,在我性命危險時,給我庇護和照顧,溫暖仁慈地接納了我,這使我永遠難忘。

在國際特赦協會演講

國際特赦協會全球年會,在挪威奧斯陸郊外山區極優美的滑雪勝地舉行。在那裡又遇見了許多倫敦和斯德哥爾摩的朋友們。我以全世界政治犯代表的身分,發表演講:

世界各地因以言語或行動忠實表達良心而遭受懲罰的人們,雖然時間和空間把他們隔開,雖然他們彼此未曾晤面也不認識,但他們之間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心靈聯繫,使他們緊緊團結在一起。這種聯繫所以使他們感到親密如戰友,不只是因為他們處於相同的困境,更且特別是因為他們對於某些基本人權有共同的信念(雖然他們對於某種政治和社會問題立場不同)。基於在這些人們之間所存在的無形心靈團結,請容許我代表他們,講幾句話。

首先,我代表那些像我這樣,曾遭懲罰,關在監獄裡一段時間,然很僥倖地能擺脫那不幸的境遇而重獲自由的人們--謹代表他們,我想說的是,言辭無法十分表達我們對於國際特赦協會的感謝。我們能重獲自由,深受這個團體的幫助;它使我們重新發現自由的真正價值。

第二,我代表那些已被國際特赦協會接受,但是仍在世界各角落的鐵窗後面受難掙扎的政治犯們--我謹代表他們,對你們已經所做和目前正在做的努力,表達最深的謝意。他們知道貴會的努力未必能使他們立刻獲得釋放,但是這些努力不斷提醒他們,他們並沒有被遺忘。他們感覺鐵窗外仍有人關切他們,這帶給他們無限的安慰和喜悅,如果在牢獄內還有什麼喜悅可言。他們雖然生活在心身苦刑、痛苦羞辱之下,你們給他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給了他們道德力量,鼓舞激發他們,使他們不致對於人類完全失去信心。

第三,我代表那些因為忠實表達良心以致身繫於獄,但還未為外界和貴會所知的人們--我謹代表他們,想傳達他們拚命呼救的聲音,緊急呼籲對於生活在黑暗和絕望的這些人們,盡速給予一切可能的救援。

最後,我代表那些因為忠實表達良心以致招惹麻煩,雖未被捕,卻隨時有可能喪失自由的人們--我謹代表他們,渴望貴會的存在能發生防阻作用,其全球性活動能減輕他們所面臨的危險,對他們發生某種保護的效果。

不幸,我們已習慣於在口頭上以不同的方法將此世界區分起來,例如西方與東方、基督教與非基督教、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與奴役、文明與非文明、開發與末開發,諸如此類。然而,相信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已經活得夠久、見得夠多,而十分瞭解這種二分法是多麼膚淺而且無意義。

如果必須將此世界區分為二,唯一有意義的分法便是一個世界認為自由誠實的良心表達是最高的美德,應予表揚;另一個世界卻認為自由誠實的良心表達是個無可寬恕的罪惡,應予嚴罰。

我誠摯希望國際特赦協會不僅是「良心犯」的保護者,將來更能成為「人類良心」的守護者。

謹代表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們,從心底最深處再向你們致謝。

抵達美國

在一九七○年國際間頻繁發生劫機事件時,我由奧斯陸,經由倫敦、蒙特婁,飛往底特律。在倫敦機場,所有旅客都須經過搜檢,所有行李也都要卸下,實施徹底檢查。

九月廿九日下午,我通過底特律海關,十年來首度再進入美國。上次我到美國時,我拿的是國民黨發給的外交護照,這次我卻做為政治亡命者,手持瑞典政府所發的無國籍者證件。

第二天,我便到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見其主任穆爾飛教授,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談話。

他很技巧地想知道我在美國是否打算做政治活動,關於此點,我與國務院之間有無諒解,換句話說,國務院有無從我取得承諾,限制我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我告訴他我如何向斯德哥爾摩美國領事說明此點:我仍然自認是個學人,打算專研法律和政治,而在我研究的過程中,無疑將會對當前政治問題,提供意見。

穆爾飛教授接著就說,他看不出理由,我為何不能享受與美國同行教授一樣的自由。

我應邀到密大,可以研究自選的任何題目,我曾提出計畫,要研究「台灣『國家緊急狀態』的法律和政治」。密大最初發聘書給我是一九六八年,其後我雖然受著監視,他們還是繼續發給聘書。對於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來說,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分」,也是他們能夠接觸並前往研究的唯一部分。所以,他們之間產生了一個疑問:彭明敏在「中國研究中心」的存在,是否會危及它與國民黨的微妙關係呢?研究中心有些同事曾建議,應對我警告,不要參與政治活動而影響研究中心的利益、傷害其與國民黨的關係或損害密大在台灣的研究計畫。但是,他們經過討論之後,決定由個別同事讓我知道他們每個人的想法。有的,照辦了。

我發現密大的學風刺激鼓舞。不久,我的研究計畫擴充到包含一百年來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演講旅程

不久,我開始受到邀請,向學術團體、教會組織、國際關係的公眾論壇、台灣人學生和其他團體,做公開演講。我利用周末、假日或學期間空檔,奔波於美國城市間,出席討論會,會晤各界人士,同對於國際事務有興趣的團體演講。報紙和雜誌也向我索取有關台灣問題的稿件,或派記者訪問。

我首次離開密大的一次旅行,是到堪薩斯曼哈頓的州立大學,參加近二百名台灣留學生舉辦的感恩節餐會。那些學生們的熱情,使我深深感動。

我也被邀到西海岸諸大學,如加州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等。有一度我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滯留二周,向法學院學生授課和公開演講。其他,美國主要大學和學術團體幾乎都有過我的足跡。

論及台灣問題時,我所強調的是下列幾方面:

一、台灣島內的政治情勢,有如時鐘停擺了廿多年似的。台灣的政治日曆仍指著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流亡到台灣那一年。從那時起,一直在停滯著,國民黨所持態度,一成不變,堅持它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共產黨控制中國,只不過是共產黨一時「叛亂」,國民黨不久會「收復」全國。說過去廿多年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是以「虛構」和「神話」做為根據,已沒有什麼新奇了。它是「虛構」,因為它自稱是全中國的政府;它是「神話」,因為它說不久會收復中國。

二、內政上,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台灣宣布戒嚴,繼續到現在,而且依其說法,這個戒嚴將維持到它收復中國為止,也就是說,要無限期維持下去。廿多年來,國民黨所實行的,可以說是「國家緊急政治」,憲法的保證已被停止,示威、請願、罷工都受禁止,違者可處死刑。它以應付「國家緊急危難」做為藉口,採取「緊急」政策,通過「緊急」法令,建立「緊急」慣例。這種情況的荒唐怪誕處是那些所謂「緊急」措施的引用,已經不是真的為了要解除國家的危險,而竟是為了要延續「緊急」狀態本身,因為祇有這樣,國民黨的權力和壽命才能維持下去。國民黨為了保存其政治神話,實施多年的「國家緊急」政策,已經對於台灣社會產生毀滅性後果。

三、國際局勢也不令人樂觀。國民黨政權,事實上已不代表任何人,卻廿多年來在國際場面,在名義上繼續代表中國,這實在是天下怪事,嚴重破壞了國際秩序。我們說國民黨不代表任何人,因為中國人於廿多年以前已很明白地摒棄了它,所以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它也無法代表台灣人,因為廿多年來它未曾在台灣舉行中央級的普選,台灣人占全島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中央立法機關卻僅有百分之三左右的席位。

四、另一方面,在其他國家一些開明進步的領導者之間,產生了一種令人擔憂的新傾向。他們對於國民黨的荒謬神話,極感厭惡,因為這種神話對他們的理性、智慧和常識,確實是一大侮辱,其結果,他們亟思排拒之餘,倒向另一極端,竟而擁抱另一套新的神話。這些新神話,比較舊的,更不切實際、更無建設性。這套新神話如下:台灣一向是、所以將來也必須成為中國的一部分;為了要使中國恢復完全主權、重建國家自尊,必須乾脆讓它併吞台灣。

五、那些只不過是另一套神話,但是它為強烈的衝動情緒所支持和滋養,而其原因是不難理解的。第一,西方列強由於長期對待中國不公並常加羞辱,所以時常有一種深刻的罪惡感騷擾其良心,徘徊不去;第二,其結果,西方列強常有一種欲望,想向中國彌補這個罪惡;第三,西方目睹新中國令人目眩的誕生、成長、躍進和痙攣,不覺迷住著魔了;第四,西方面對中國崛起成為主要核子強國的可能性,心裡的恐懼難免纏繞漸長。這些情緒--罪惡感、迷惑、著魔、驚惶、害懼--在某程度上,是正當的。可是,出於上述複雜的情緒,溫馴地接受中國的一切要求,無條件地將其認為正當合理,是極不負責任的。那些趨向這套新神話的人們,其真摯動機,不容置疑,但我不得不懷疑他們對於台灣的情勢,到底有多大瞭解。針對這套新神話,有關台灣的一些事實,必須指點出來。

六、第一個新神話:「台灣一向是、所以將來也必須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點必須從歷史和國際法的觀點加以檢討。誠如研究台灣史的一位學者所指出,台灣的歷史主要是島上住民追求自決和自治的紀錄。綜觀台灣歷史,在這塊邊遠島嶼上定居的漢人移民,一向不斷努力掙扎要減少大陸中國人對此島嶼的影響,甚至企圖完全擺脫大陸的控制。這可以從每一研究台灣史者都熟悉的一句話得到證明:「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另一方面,中國歷來對台灣的態度又不是什麼關懷照顧。中國一向將台灣看做蠻夷島,住的都是叛徒、土匪、海盜、怪人和鴉片中毒者。或許台灣確曾如此。十七世紀,由於台灣帶來太多麻煩,北京朝廷甚至考慮將島上漢人全部撤走,直到十九世紀末葉,當外國遇難船隻的船員登岸而被台灣原住民屠殺時,中國政府竟謂它不能為「在其管轄外」所產生的行為負責。一八六九年,中國政府甚至允准台灣原住民的十八個部落首長,正式與美國締結條約。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造成台灣住民極大不滿,怒責中國竟拿他們來做犧牲,導致台灣人企圖擺脫中國和日本的控制,自己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民主國」。這個國家只維持了一百四十八天,但是這個事件實象徵著台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日本統治台灣半世紀,其間,台灣在政治和文化上,與中國完全斷絕關係。然於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黨接收了台灣,但是四年之後,於一九四九年,台灣又再度在政治上與中國分離,從那時到現在,台灣和中國分別由不同的政權統治。換句話說,一八九五年以前,台灣與中國的聯繫極為鬆散,幾乎只是名義而已,而且其關係動盪不已;台灣不斷試圖脫離中國的控制。更有甚者,自一八九五年到今天的七十五年中,台灣和中國政治統一只有四年,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而那四年卻絕不是台灣史上最快樂的時光。就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事件,台灣全島蜂起反抗中國統治,結果二萬以上台灣人領導菁英,全部被中國人屠殺了。

七、台灣居民到底是誰?全島一千四百萬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台灣人。當然,他們是漢人後裔,但是他們祖先在十三世紀便開始移住台灣,一直繼續到一八九五年,日本領台以後,禁止漢人移住台灣,切斷了與中國一切接觸。台灣住民幾世紀來所經歷的,是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體驗,其結果,他們產生並發展與中國人不同的性格和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約二百萬中國大陸人加入了台灣當地人的經驗,進一步塑造了台灣的特性。時至今日,要將台灣人看做中國人,是與將美國人或澳洲人看做英國人一樣,並不正確。
八、從國際法的觀點來說,自從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條約或其他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台灣重新劃歸中國。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和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宣言都宣稱台灣將給予中國,但這些宣言並無法律約束力,只不過是盟軍戰爭目標的聲明而已。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簽署於投降文書,接受上述兩項宣言,這最多也不過是日本承諾將來願意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而已。一九五一年日本與盟軍所訂和約和一九五二年日本與國民黨所訂和約,都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主權以及其他一切權利,但這些條約並未曾指明日本放棄台灣以後,誰取得台灣主權。另一方面,一九四一年大西洋憲章明白規定:「任何領域變更,不得違背有關人民自由表達的願望。」聯合國憲章第一條規定:「權利平等和人民自決的原則」,應為國際關係指導原則之一。聯合國憲章第一○三條又規定,如果聯合國會員國在憲章下的義務,與它們在其他條約下的義務,互相衝突,則在聯合國憲章下的義務,應該優先。依據上述,有關台灣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不但原就缺乏法律效力,並且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和精神,應該視為已由後者所取代。因之,從法律觀點來說,台灣只能說已由日本剝離,但並末隸屬於任何國家,也就是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直未曾確定。當然,我不能說一切國際事務都能完全依照法律解決,但是,鑑於台灣目前內外情勢,其國際上地位還未解決這一事實,應對其將來有極大影響。

上面是我針對於「台灣一向是、所以將來也必須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這種新神話,所提出的一些事實。從這些事實,可以清楚看出,這第一個新神話是多麼的誤謬。

九、第二個新神話是:「為了要結束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為了要使中國恢復完全主權,重建國家自尊,必須乾脆讓它併吞台灣。」但是,如今的事實是,共產革命之後經過廿年,新中國已經結束了從前的半殖民地地位、已經獲得國際承認為完全主權國家、已贏回了國家自尊。也許西方人的良心,應為過去西方對中國所加諸種種羞辱,深感困擾,可是,西方國家不應出於這種罪惡感,將新中國所提出的各種需求,無條件接納。無論如何,中國有關台灣的情緒化主張,實在與其半殖民地地位、恢復主權、國家自尊等,沒有關係;它是與內戰、國民黨的苟延殘喘,有關係的。事實是,在本世紀初,中國在努力掙扎要贏回主權和國家尊嚴時,台灣從來未曾是主要問題。中國已經接受了台灣已經在法律上永遠與中國分離這個事實。毛澤東本身已經承認台灣永與中國分離了。只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黨流亡台灣,在美國支持之下,繼續向中國挑戰,宣稱要收復中國,並做煽動性宣傳--在這時之後,中國才開始對台灣提出這麼情緒化的主張。
當一些西方國家,基於上述第二種新神話,認為應將台灣交給中國,做為西方與中國和解的代價的時候,上述歷史事實和實際現實,必須提出來強調,提醒各界。

十、如果揚棄一切「虛構」和「神話」,認真尋求台灣問題的真正解決,有一些基本要點必須考慮到:第一,就美國而言,如果它認為可以永久維持軍事基地在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第二,就中國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併吞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第三,就國民黨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永遠在台灣實行極權統治,那是愚不可及的;第四,就台灣居民而言,因為台灣的政治地理關係,如果他們以為可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之下生存下去,那是不切實際而且愚昧的;第五,對於台灣人民來說,要無視他們獨特的歷史以及其所產生的民族特性和認同,並否認他們自治和由本身來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是極不公平的。這種願望是自然、天性、正當的。在討論台灣問題的解決辦法時,必須接受一個基本前提,即:除了台灣人以外,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無人有權指令他們應歸屬於何處或何人;沒有人有權要求他們接受某一外來勢力的解放,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來自有關人民本身。

真正解決台灣問題,應由台灣人自己來探求,也就是說,台灣人應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十一、我知道中國人不易瞭解現代國家的建立不是以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等,做為基礎,而是以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的信念,做為根基。後者是從共同的歷史所產生的主觀感覺,未必與那些客觀的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在近代歷史上,有許多例子,相同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的人們,卻分別成立不同的國家,因為他們缺乏上述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相反,也有許多例子,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們,則構成單一國家,因為他們具有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沒有一個國家有權單單基於某地域住民的種族、文化、語言背景與其相同而對該地域要求主權,而無視該地域住民的意願如何。

十二、中國必須接受一個原則,即一群住民,在某種地理和歷史條件之下,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構成一獨立的政治實體,不管他們的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的背景如何。

中國人必須捐棄那種陳腐封建的成見,認為任何漢人後裔,不論在歷史上和地理上與中國多麼隔閡,都應屬中國統治。中國人必須學習將種族、文化、語言與政治、法律,區別清楚,不再認為凡種族、文化、語言上與中國相同的,在政治法律上,也應該屬於中國,不再把要求自決的漢人後裔,咒罵為「漢奸」。有些中國人,為自己方便,歸化為另一國家公民,如美國公民,並不是對中國的叛逆,同樣道理,一群漢人後裔,基於歷史和政治現實,表示正當願望,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建立自己的國家,也不應當做叛逆。中國人應該瞭解,一個人可以為漢族和文化遺產,感覺自傲,但同時仍希望在政治和法律上,與中國脫離關係,就如同艾森豪將軍,驕傲自己是德國人後裔,但這並不阻止他領導盟軍,攻打德國,顯赫永代。

十三、國際組織,尤其聯合國,如仍有存在價值,在國際政治中欲扮演重要角色,那麼,台灣問題正是一個典型案子,它們應該採取行動,幫助設計公平解決的方案。

十四、那些主張根據自決的原則,解決台灣問題的人們,被視為「台灣獨立運動者」。很明顯地,台灣人痛恨現在台灣的獨裁政權,但他們同樣反對中共政權。他們渴望從中國國共兩黨永無止境的衝突糾纏中,徹底解脫出來,所以一旦有自由選擇的機會,台灣人必會建立自己的政治體制,與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隔離。

十五、因為中國對台灣的強硬主張,有人對於台灣做為獨立的政治實體能否生存,表示懷疑。中國不斷誓言要解放台灣,是因為國民黨繼續在台灣,不斷揚言要攻擊中國,故意在台灣海峽從事挑撥,藉此拖延內戰,使得台灣與中國之間永遠處於敵對地位。可是,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國民並無怨恨,相反地,願意與中國人,友好共存。台灣人一旦從國民黨政權下解脫,自己建立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時,他們會向世界宣布,與過去中國人的內爭,完全斷絕關係。這個新政府將會不遺餘力與中國建立密切的經濟、商業和文化關係。祇要中國不干預台灣內政,不阻撓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自由發展,台灣甚至將願意與中國研究出一套可能方式,以利兩國基本外交政策的協調。如此,台灣將可以自由而極力幫助中國的經濟、社會和工業建設。同時,台灣人也會盡力與世界所有國家維持密切而友好的關係,不管它們的政治思想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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