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台灣人遺產

生命中的三個世界

海島的最後一絲微光,在後面漸漸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公海,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掌握。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受到這樣「真正」自由的感覺。過去十四個月的牢獄和近五年的監視,使我實在無法相信我終於能夠從囚禁脫出。

自由的感覺是那麼強烈,幾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更使我興奮的是想到我現在已能公開否認我曾被迫承認而國民黨用來羞辱我的那些「自白」和「懺悔」。我冒著生命危險逃離台灣這個事實,就已完全否定了那個政權和它想毀滅我的各種宣傳。

當我瞻望未來時,忽然領悟到,命運注定要我為著同胞的權利和期望,而公開發言。過去,我一直自認是一個純粹的學人。可是現在,一個新的命運將要劇烈地改變我的全部生活。一種深沉的宿命和幻妙的感覺,貫穿了全身。過去幾十年,我生活過的三個世界,清晰而同時地浮現在我的腦海裡:我種族傳承的華人世界;度過童年和接受早期教育的日本世界,日本曾一度統治過台灣;及在思想知識上與我關係密切的西方世界,而此刻我正在向它回航了。

現在,我朝向著一片空白而不可預測的將來。不過,有一件事我能確定的,則是未來的生活再也不會與我度過的生活一樣。我尖銳地意識到,我的經驗正象徵著整個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他們的生涯和他們的悲劇。

我的先人

我對於祖先所知有限。不過,在父系這邊,由於我是在台灣出生的第五代,應該假設先人是極為貧窮的農民或漁民,在一百多年前離開福建,移住於這個崎嶇的海島邊疆。

我幽默的老祖父總是愛說,他的祖父只穿一件單薄的褲子,抵達南台灣 窮得連一件衣衫都沒有,他在晚年,喜歡草擬家譜自娛,但是祇能從那位只穿褲子沒有上衣的祖先寫起。他似乎記不得或沒有興趣去追溯台灣海峽對岸的家族淵源。我們確實知道在福建有一個村莊裡,彭姓非常普遍。但是,在台灣彭姓幾乎全屬於客家,他們的祖先大都來自廣東。我的家族卻不是客家。

在一八七五年以前跨海到達台灣邊疆的華人,在北京朝廷的眼中,大都是「罪犯」或是「叛徒」,這是現代台灣與大陸許多不佳關係的背景。這個海島,當歐洲人最初來探險時,是個蠻荒叢林的地帶,只有獵人頭的印度尼西亞或馬來亞系的蠻人定居著。在第十七世紀,荷蘭人和西班牙人開始拓墾,發展農業,設立教會和學校,在西南部開拓道路,又從鄰近的福建引入廉價的華人勞工。於一六六三年,他們被一個叫鄭成功的冒險海王所驅逐,他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國姓爺。鄭是華人和日人的混血,夢想征服大陸諸省,卻被驅趕到金門和台灣。他未曾實現野心之前就死了。但他的兒子統治了台灣二十年,發展成為一個海洋王國,完全與中國分離,卻積極與日本、菲律賓和東南亞貿易。他也懷有與其父親同樣的夢想,直到最後,北京於一六八三年派遣一支遠征軍到台灣。這支軍隊摧毀了獨立的鄭氏王國。清廷在台南設置台灣兵府之後,又敕令嚴禁華人渡海移民。

這些敕令雖然一再重申,直到一八七五年仍等於空文,貧苦的農民和漁民根本無視之,因為他們覺得福建和廣東的情況簡直無法忍受。他們有些到了東南亞和南洋群島,有些到了菲律賓,成千上萬的卻潛往台灣。台灣是個開闊的拓荒地,管制不嚴,任何人只要膽子夠大,便能趕走原始土著,清理樹木叢林,取得一片新的土地。

到了十九世紀初,台灣西南平地已經墾殖得相當不錯,而冒險的農人也開始向北部推進了。

我的曾祖父,那位沒有衣衫的窮人,就是那些成千上萬的移民之一,切斷過去與中國的關聯,冒險到台灣南部,尋求新的生活。他在東港沿海小村,大約在今高雄以南三十哩,定居下來。他在這荒僻的地區,娶妻成家。東港位在該區最大一河流的出口,距離縱貫台灣南北的中央山脈不遠。其時,從華南來的客家移民正向東推進,越過狹長的沿海平原,向鄰近的山腳處開拓,而不斷與較開化的原始住民排灣族發生爭端,這些原始住民仍然堅守祖先傳下的部落土地。往南沿海是一些「劫船者」和海盜所住的法外村落,他們有時耕種,有時捕魚,並劫掠不幸在附近擱淺的船隻。

大約在一八五○年中,我的曾祖父和他的村人,一定開始聽到「洋蠻」,因為英美船已開始到達台灣西岸各地,伺機以銀元和鴉片交換客家人從山區帶出的樟腦。到了一八五五年,冒險的美國商人已在高雄(其時稱為打狗)圍椿內設立了一個據點,並在淺水入港處升起了美國國旗。四年後,西班牙天主教教士在此港口登陸,向內陸推進了幾哩,在東港稍北的客家村埤頭建立了佈道所。這些大膽陌生人的出現,造成轟動,我的曾祖父一定也對他們感覺好奇。

祖父時代

一八六五年,大約我的祖父出生時,英國的長老教會傳教士也在高雄設立起來。這件事對我們彭家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傳教士的領導人是馬雅各( Dr. J. L. Maxwell ),他是從愛丁堡大學以及法國和德國學校畢業的醫生。最初,他在高雄港開設一個小診所,數年後,又將其傳教和診所遷到較大、而在高雄以北三十五哩的台南。我的曾祖父據傳是早期皈依基督教的人士之一。

其後二十年間,長老教會曾設立學校和印刷所,印行教科書和一份以羅馬拼音的廈門語報紙。他們並在台灣發展先驅的醫療服務,最後在台灣南部成立了約四十個禮拜堂的聚會所。我的祖父年輕時,受僱為傳教士醫生巴克里(Dr. Thomas Barkley)的廚子。他皈依基督教,直到一九四五年去世時,他一直是台灣人基督徒生活圈中虔誠而活躍的領導人。台灣傳教史裡稱呼他為「彭牧師」,可是,他似乎沒有正式受封為牧師。對於祖母,我們知道得很少,只聽說她脾氣非常暴躁。她為祖父生了五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她去世後,祖父再娶一位寡婦,又生了一個女兒。

很明顯的,我的祖父跟外國傳教士和醫生相處得很快樂,對於西洋文化和他周圍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也很感興趣。經歷兩次革命性期間,他逐漸地遠離傳統華人的生活。一八五○年到一八九五年間,台灣常成為國際爭議的焦點。西方航海國家和日本要求清廷,如果後者宣稱台灣為其領土,則應在海岸點燈劃圖並維持法律秩序。他們也要求清廷取締台灣海域的海盜,並控制居住東岸深山裡獵人頭的原始土著。當清廷滿口答應,卻不採取行動時,外國列強英國、法國、美國和日本--提出各種對付辦法。一八七四年,日本曾派了一支遠征軍,佔據了台灣南端,直到北京勉強地付出大筆賠償並採取一些改革措施為止。

一八七五年開始,兩位較進步的巡撫曾設法取消禁止華人移往台灣的敕令,並撤除了許多對於擴大墾居和經濟發展的阻礙。可是北京清廷未幾又失去興趣,台灣人再任由一群貪婪的中國人擺佈了。一八八四年,我的祖父青年時,法國封鎖了台灣,法國外籍軍團佔領了基隆。清廷再度派遣相當進步的巡撫到台灣,而法軍撤退了。其後五年,巡撫劉銘傳致力建設台灣成為大清帝國內最現代化的地區。他建築了一條由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引進郵政和電報制度,購買輪船以利台南和東南亞的貿易,從淡水到廈門佈設電線,嘗試引進電燈,在台北開設「西學堂」,試辦「官醫局」,並且清丈士地和清理賦課。一八八七年,台灣道升格為中國的一省。

這些改革所以成為可能,因為台灣人比大陸華人較無傳統的負擔。外商推動海洋貿易,外國領事又駐在港口,這刺激了經濟,使其有了可觀的收穫。但是,一八九一年,劉銘傳被召回,而傳統的、既無效率又極腐化的由大陸來的官僚又使得大改革都歸空了。
在這個時期,像我祖父這樣的人,已經將注意力從傳統的中國轉移到西方世界了,北京的忽略和在台灣任期短暫的中國官員們的濫用職權,激怒了不少台灣人。

台灣割讓日本

一八九五年,北京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那時,日軍已在滿州擊敗中國軍隊,正準備向北京進軍。台灣乃被用來抵償消災。一八九五年四月,馬關條約簽訂了。同年正月,在日軍抵達接收之前數日間,台灣曾紊亂而又無組織地嘗試建立「台灣民主國」。這個企圖失敗了。六月,日本國旗升起於台北後,日軍便向南推進。成千台灣人躲入山區,加入武裝集團,展開游擊戰,絕望地試圖抵抗日軍。中國官員和士兵卻已從北部潛逃回大陸。在南部台南一帶,清軍將領「黑旗軍」劉永福堅持到十月,而有組織的抵抗全部崩潰,劉永福則化裝成一名老婦,逃到了廈門。

北京決定將台灣割讓日本,事前未曾與任何台灣人商量過,日本卻給所有台灣居民兩年時間選擇國籍。願意離開台灣者,可以帶走財產。願意繼續做清國國民者,可登記為「旅居外人」。但是,任何人在兩年期間不辦理上述登記者,則自動成為日本帝國臣民。數千台灣人回到大陸,數千人登記為外僑,但是,絕大多數--約三百萬--則決定繼續留在台灣。我的祖父便是其中之一。

那時,霍亂、瘟疫、瘧疾、肺病、黑河熱、砂眼和其他許多疾病蔓延台灣,使這海島惡名狼藉,除了劉銘傳曾在台北短暫試辦官醫局之外,沒有任何中國官吏想設法清理這個海島。公共衛生的觀念,對中國人是陌生的。新來的日軍,在四個月的鎮壓期間內,因病死亡或殘廢者,達一萬二千名。平民的死亡率也極高。日軍的名義總司令是一位皇室親王,而這尊貴人物儘管獲有細心的照顧,在南征途中,仍難免感染霍亂和痢疾,而死於台灣。這件事震撼了日本。

日本帝國政府立即看出,如果想在這新領土上定居成功,勢非好好清理台灣不可。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以前,軍人總督將全神貫注於討伐在農田平地和山腳的游擊隊,公共衛生的問題只有讓給缺乏有關知識的軍官去管了。如果軍人和文官的死亡率繼續那麼高,日本便無法建立永久的行政。而且要殖民成功,也必須有健康的台灣勞工。然而,那時一般平民可以找到的唯一醫療服務,只有長老教會在台北和台南設立的傳道醫院和診所。顯然,大規模的醫藥服務,必須儘快設法實現。

因此,在一八九八年,當東京派第四任總督男爵兒玉源太郎將軍時,這位具有非凡見識的軍人便帶了一位醫生後藤新平同行,做為民政長官,掌管軍事以外的所有事務。有六年之久,這兩人嚴格執行一個政策,用來改組台灣行政、經濟和社會生活。沒有一個台灣人家庭不受到影響。後藤的最先步驟之一,便是在台北設立一所醫學校,提供短期課程,訓練人才,投入於全島衛生清理運動。他招收學生,每月提供少數補助金。

到了這時候,我的祖父已成為世俗牧師,在英國人的長老教會服務。他是一個窮人,有五個兒子和三個女兒要供養。男孩子要上山揀拾木柴,也要到城裡做工,以幫助家計。祖父太窮,無法送所有的兒子上學。但當新政府提供補助金給醫學校學生時,他便鼓勵第三個兒子--我的父親--到台北進入醫學校。

日本人很難贏得台灣人的合作,因為其軍人和警察都太嚴厲了。台灣島民過去就常企圖推翻中國人的統治,而且在一八九五年亦曾抵抗日本軍隊。而今將十年了,他們在城市裡仍然採取消極的抵抗,在較偏僻的鄉野則訴諸破壞和游擊行動。一般說來,雙方都互不喜歡、互不信任,這種情況持續了許多年。然而,我的祖父是個樂觀的人,心地善良,對於新思潮極感興趣。他在台南與傳教士和醫生的長期交往,影響了他,使他的眼光漸漸轉離中國和過去,而嘗試適應日本人決定要在台灣造出的巨變。他雖然缺乏正式教育,卻是一個真正開明的人。

我的父母

我的父親年輕時就進入台北醫學校。這位年輕外來者,曾在淡水和台北得識了長老會教會圈中的教友。在那裡,他遇見我的母親。她是淡水加拿大教會女學校的學生。她的家人早就定居於八堵,在今基隆和台北間的路上。她的父母認識了最初經過那條路的外國人和北部地區的傳教士。一八七二年,加拿大人馬偕醫生(Dr. George Mackay)設立淡水教會,他們大概於其後成為基督徒。我的外祖父母是釀造米酒的商人,所以比起彭家較寬裕。他們有足夠的積蓄,購買些稻田。外祖父是一位非常文靜、溫柔、隨和的人,把大部份釀酒的經營留給勤勞的祖母去做。日人來後,製酒變成政府專利,所有私人酒廠都由政府收購了。我的母親有二個兄弟和一個妹妹。她的大哥曾到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學求學,那是一個美國人的教會學校。他回台以後,成為長老會牧師、馬偕醫院董事會董事長和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大會議長。母親的弟弟曾入淡水教會學校,以後成為商人。

我的父親畢業醫學校以後,在台北馬偕醫院實習了二年,而在這個時期,我的父母結婚了。他到台灣中部海邊的一個小鎮大甲,開設他的第一個診所。這個不到二萬人口的古老海邊小鎮,當時頗為有名。它是非常繁榮的手工業社區,生產大甲草蓆和草帽,外銷到世界各地。在最好景期時,單單美國,大甲便輸出了近一千萬頂的大甲帽,外銷到日本的數目也非常龐大。

父親在大甲定居後,一切也順利發展。醫生的收入不錯,且在每一個地方都受尊重,而有影響力。因為他是家裡第一個開始賺錢的人,一有能力便儘快將他的兄弟們也送到醫學校。他們也相繼地發展,而兄弟們很樂於讓祖父的生活較舒適些。

祖父很驕傲地發現,他事實上建立了一個「醫生世家」:他的兒子的孩子,不是取得醫學學位便是嫁給醫生,他們的孩子也陸續進入醫生這個行業。彭家約有廿人,包括五名女性,完成醫學學位,而第三代,包括我的二個兒女或一些姪兒姪女,也在醫學院就讀。

父親終身與其兄弟姊妹保持密切關係,而他們都熱心於教育,要使每個小孩都得到最好教育的機會。

父親在大甲行醫十八年,將積蓄投資於稻田,買了約四十甲田,依當時標準,這算不少產業。他想給每一子女十甲田。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們時常搭火車北上時,他總是指著黃色的稻田,驕傲地說:「那些稻田都是我們的。」

我出生於大甲,是三個兄弟和一個姐姐中最小的一個。我們長大後,發現父親確實是非凡的人,以及為什麼他贏得大甲地區廣大的尊敬和愛戴。他喜愛馬,有時畜養四匹,常有一名馬伕照顧。他會在大清晨騎馬到遠處出診,這在台灣是很不尋常的事。我清晰地記得有一天他騎馬狂奔回家,後頭有一匹憤怒的水牛一路追趕他。還有一次,他的馬真的被水牛角牴傷了。

他的興趣很廣泛而奇特。他學會中國拳術,熱衷於園藝,培養菊花和珍奇蘭花,畫水墨畫,並學會小提琴。他與佃農的關係良好。記得他們常來討論未來收穫中應付多少收成,或來求父親諒解何以未能付出約定的份量。他在其大診所,也做了不少慈善。他心腸慈悲,不在意患者付不出診費,常給免費的治療。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在長老教會中擔任長老,並支持教會的慈善和教育工作。

記得有一個問題,擾亂我們家庭的和諧。當時台灣有一普遍風俗,就是較富裕的人家「收養」女孩,在實際上,是做為僕人。這些養女在五、六歲時就被帶到家裡,她的家人拿到一筆錢,做為她做僕人直到婚嫁年時的代價。在有些家庭,這些女僕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在有些家庭,她們則受到虐待。我們家裡常有這樣的女僕,甚至當我的姐姐結婚時,還有一位親戚送了她一名這樣的女僕。我的哥哥進入高中以後,便攻擊這種習慣是一種奴隸制度,有時甚至說:「你們自稱為基督徒,而這些人在此當奴隸!」雙親因此發窘,試圖辯護,指出在我們家裡的女僕受到良好的待遇,然我的哥哥從來不曾為此感到舒服過。

開始上學

我大約五歲的時候,曾被帶到中國。我仍記得上海有多冷,也記得南京中山陵的長階梯。父親的朋友黃朝琴,當時在南京外交部任職,帶我們遊覽這個首都。我年紀太小,不能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一切,但這次旅遊卻給父母一個機會,將大陸中國人與被日人統治了幾十年的台灣人的生活情況,做一比較。當然,他們對中國的廣大,印象深刻,對祖先的土地,也感到有些鄉愁。不過,就社會發展、工業化、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比起台灣,中國還有許多有待改善的。

當我的兄姐到了上學年齡時,父親在台北美國領事館附近租了一間日本式房子。母親與我們住在一起,父親則儘可能北上與我們團聚。偶爾,我們亦一起回到大甲與父親一起,而六十哩長的火車行程總像是一次大旅行。

進入學校後,我們開始遠離鄉下家庭的保護和溫暖,而投入殖民地都會較複雜的生活裡。在大甲,我們是望家子弟,有僕人呵護縱容,又有台灣朋友來往。在台北,經過嚴格考試以後,我們獲准進入最好的日人學校,學生大都是日本官員的子女。

那時情況,對於台灣人小孩,是非常特別的。由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日本人為著在台日人子弟,採取與台灣人隔離的小學教育。在日據時代初期,台灣人兒童不懂日語,這種隔離政策還算有正當理由,但二十五年過去後,情況不同了。然而,隔離政策仍基於偏見而繼續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台灣人發動第一次有組織地要求實施地方自治並廢除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歧視。歐洲戰爭中日本加入聯軍,刺激了日本工業的異常擴展,隨著城市人口和工人貧民區也相應的增加。與革命運動開始橫掃歐陸同時,日本都市的新無產階級也要求更廣泛的選舉權。俄國帝制被推翻,英國、荷蘭和法國的殖民統治也受到挑戰。美國威爾遜總統宣揚個人平等,並強調少數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這情形下,日本在凡爾賽會議中要求國際正式承認種族平等。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便立即要求日本停止其在殖民地學校的種族歧視。一九一八年,日本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平民首相,而東京當局在台灣也開始稍做讓步,例如經過二十五年的軍人總督之後,第一位文官總督受派任了;而於一九二二年,學校的種族歧視在理論上廢止了。在日本統治下的第一代台灣人開始成熟了,而他們大都懂得兩種語言。

當我達到學齡時,法律規定任何會說正確日語的小孩,都可進入從前只供給日人小孩就讀的學校。可是,實際上歧視仍然繼續存在。所有申請進入日人小學者,必須經過考試測驗。日本兒童佔多數的學校,師資設備都較好。我兄姐獲准進入建成小學和我入學大正幼稚園,都是經過嚴格入學考試的。在我的幼稚園裡,除我以外,還有一名台灣小孩。老師們很和善,可是,很顯然,我們被認為是榮幸的特權者。
讀完一年幼稚園之後,我也通過考試,進入建成小學,與兄姐一起上學。第二年,母親決定回到大甲。她攜我同行,而將兄姐託給外祖母照顧。我轉入大甲的日人小學 全部學生只有約二百人。我相信我是該校唯一的台灣小孩。在那裡,日人校長特別疼愛我,總是要在公開場合問我別的小孩答不出的問題,而我常被推選為學生代表。

到日本

在這樣愉快的情況下我渡過了二年。但是,父親在大甲行醫十八年之後,決定停止診所,到日本進修一段時間。姐姐剛從台北第一高女畢業,正在準備到東京參加女子醫學院的入學考試,大哥在台北高等學校、二哥則在台北一中就讀。

在那些年,我們知道許多關於日本侵略中國和「上海事件」等事情,這些都引起我們很複雜的情緒。日本報紙登載的都是日本軍人崇高的行為和日本為了正義而征服落後中國的故事。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響應這類愛國的情緒。但是,在家裡我們卻聽到父母談論英勇的中國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我們離開大甲那天,那日人小學的校長率領了全校學生到車站給我們送行。這實在是前所未有的,使我們驚愕。等到長大後,我開始發覺許多有思想的日本平民並不贊成政府的歧視政策。有許多無偏見的老師和知識份子其實想平等對待台灣人,並希望溝通日本人與台灣人間的裂縫。

首次到日本,將我帶入一個前所未知的世界。在台灣日人自覺是少數,約卅萬日人統治著四百萬台灣人,而兩個民族的差異是無法掩藏的。在東京我們一家人則迷失於世界都市之一的日本人海中,而無人注意到我們是台灣人。姐姐考試及格而進入女子醫學院,我也轉入北蒲小學,父親則進入醫院接受婦產科的特別訓練。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晨天未亮就起來,熱心學習德文,其用功程度不下於準備大學考試的高中學生,那時我們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

那時我已成為標準的棒球迷。當貝比魯斯(Babe Ruth)訪問日本時,我大膽地寫了一封信給他,得到了一張親筆簽名,做為我的珍藏。

回來高雄

當我回到台灣時,父親決定在南部新興的港都高雄開設一間醫院。日本政府正在那裡進行大規模的工業發展計劃。日月潭水力發電開始供應電力,舊高雄港灣已挖深以容納遠洋輪船,碼頭、倉庫和工業區也在興建,以配合日本的東南亞及南洋的推進。這些都使高雄成為一個極興盛的都市。

父親在高雄購置了一間相當大的旅館,改成醫院,其中一部份則做為小兒科醫院,由我一個伯父經營。能幹的母親協助處理日常瑣事。醫院立即發達起來,收入不錯,父親不久也贏得治療卵巢瘤專家的聲譽。

我當時十二歲,進入當地日人小學的五年級。此時我已有很明顯的喜惡。我最不喜歡毛筆和畫圖課,卻熱衷於棒球。學校很重視棒球,棒球老師則像軍訓教官,非常嚴格。我雖然是一個糟糕的打擊手,卻是極佳的二壘手。我成為學校棒球隊選手,而贏得全市冠軍。

自從孩童時代,身為台灣人,使我在心理上愈來愈感複雜。我講的日語完美無缺,在學成績也不錯,但總是太清楚地自覺與日人同學不同。我的名字也使我尷尬。中文「彭」字,在日語發音為「何」,每次在課堂被叫到,總引起哄堂大笑。母親穿的是旗袍或洋裝,每當有公開場面,她來到學校,總令我尷尬不已,因為她看起來與其他日人學生的家長那麼不同。

高雄中學

我進入高雄中學時,四分之一的同學是台灣人。他們都是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們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這些考試是用來限制台灣人得到較高等的教育和職業。殖民當局將中等教學做為台灣人教育的一個界限。理由似乎是訓練台灣勞工習得起碼的讀寫能力是有用的,但是發展台灣人知識份子或專業人才的領導能力,是危險的。

進入中學不久,校長換了。原來的矮小溫和的校長,由一位高大嚴厲的校長取代了。新校長向以紀律嚴格聞名。他的嚴重酗酒使得他的頭部不停的搖擺,甚至他向學生演講時也是一樣。我們立刻遭到斯巴達式的嚴厲管理,除了要應付煩重的功課以外,每一學生還要在校園內整理和照料一小塊的花園,挑好幾桶糞便做為肥料,分組割草並做其他勞動。大家對這些都極厭惡,但這都是必須的紀律,做為將來兵役的預備訓練。與全日本帝國境內的中學一樣,我們都要穿上土灰色制服,戴鴨舌帽,綁腿,這些實在不適合於高雄的熱帶氣候。即使在校外,沒有穿制服就會受到處罰。我們不准穿涼爽舒服而便宜的木屐、不准騎腳踏車上學而必須走路,絕對不准看電影,違反者立遭開除。
我們年齡都在十三到十八歲之間,而那些限制使大家討厭。像所有男孩子一樣,我們也曾冒一點險。我不會忘記,校長有一次參加本巿另一邊的女子中學運動會。在這樣的場合,女學生們都穿著短而緊的運動衣,而我們中學有些學生便偷跑到觀眾邊緣,想去偷看穿著緊身衣服的女學生。校長碰巧看見了他們,隔天早會,我們全校學生遭到校長兇狠的長篇大罵、叫囂,近乎歇斯底里的指責。我們心裡不服,私底下閒聊著那女中的游泳男教練,年輕力壯,卻可以與女學生同泳。

校長是當時日本許多軍人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典型。日本侵華再起,所謂「支那事變」,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於北京附近蘆溝橋事件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全國的後備軍人被徵召,我們的老師也一個一個上前線去了。我們學生參加提燈遊行,慶祝皇軍在中國的無數勝利。我們看到日人以凄冷的告別式,送走他們的丈夫、兒子、父親、兄弟,高喊「請你壯烈地戰死」!

我們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軍訓教官,非常特異,卻頗受學生歡迎。他為人直爽,毫無偏見,有時粗魯而風趣。他如果認為某一學生舉止不夠活潑,或有點娘娘腔,便跑過去從褲襠上攫住該睪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戰場,我們都懷念他。後來聽說他餓死在古達卡諾(Guadalcanal ),還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傷。

狂熱的校長和軍訓教官,反覆為戰爭鍛鍊我們,不停對我們講述中國人的落後和懦弱、日本人的英勇和日本為中國所做的自我犧牲。台灣人學生發現自己處在痛苦和尷尬的境地。父親涉獵廣泛,熟知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我從小學時則開始喜愛讀報紙,小心閱讀每頁的新聞,這個習慣至今還保持著。所以,就在當時,我也比其他同學知道更多的消息。中國的戰事和外國的情事是我們家裡常談的話題。父母亦時常與外國傳教士來往。我想同學中沒有人比我對外國的一切更感覺興趣。

我從中學一年時,開始學習英文,而且樂於此道,因為在下意識中我知道英語會成為向西方世界的一個通路。我的英文成績不錯。我的英文老師天土對我的成績也很感驕傲。

當時中學是五年制,但第四年結束後,學生有權參加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而要這樣做則須得到校長的同意。所以我向校長申請他的同意和成績證明。可是他拒絕了。他不准任何學生這樣做。父親便去看他,提醒他每一學生應該有權這樣做。校長反駁說:「那麼,你的兒子辦理退學吧!」我的父親回答:「好。退學吧!」

關西學院的生活

我自己一個人向東京出發了,心裡充滿著對這位殖民地嚴厲校長的不滿。我先到姐姐處,然後到仙台參加第二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姐姐已經醫學院畢業,嫁給一位慶應大學畢業而頗為成功的台灣商人。我考試落第,感到懊惱,但這對我也許也有好處。我一直是殖民地中學的好學生,但這是不夠的。那年我十六歲。

現在,我面臨難題了。我必須在日本找一所中學完成學業。在原則上,中學都不接受最後一年的轉學生。經過一番痛苦的尋索,終於有一所教會學校,關西學院中學部允我轉入。它位於國際商港神戶和工業大都大阪之間,距離古都京都只有一小時多的車程。這是一所貴族和富裕家庭喜愛的學校。其大學部並不是第一流的,中學部的水準亦不高。它被認為是富有的父母溺愛寵壞的兒子們的避難所。
我在不遠的郊區一個農家,租到一間簡素的小房間,從過去在家時的標準來說,這是極原始的寄宿生活,得自己洗衣服,打掃房間,那裡沒有自來水道,要依賴前門院裡的一囗井,飲食亦很差。

那時,我的二哥已考入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院。有好幾個月我很想家,有時甚至流眼淚。但是,這段過去以後,我開始感覺快樂了。這個學校的情形,與野蠻的高雄中學相比,太不相同了。關西學院似乎集合了一批有趣、怪異的教師,他們喜愛教書,但與公立學校的呆板軍事規律,格格不入。功課並不重,但我努力用功。這是教會學校,每朝有三十分的禮拜。有一位音樂教師,年輕英俊,極時髦的西裝和舉措,給我印象很深。

學校有一嚴格的規定,禁止我們到附近有名的寶塚少女劇場,那是全女子的歌舞團。

學校位於日本最西化的地帶,郊外住宅區有外國商人和外交官擁有豪華的宿舍。大部份學生都是從那裡來的。我在週末自由出遊,常到大阪或神戶閒逛,而到那裡都是平平等等,不再感覺是次等殖民地人了。

我發覺自已成為校內頗受歡迎的人物。他們驚異於我日語的流利,和班上最好的成績。軍訓教官特別欣賞我,因為我在高雄中學所受的嚴格訓練,使我在散漫的同學中,顯得舉動無比的活潑而精確。結果,每次的閱兵行進,我總是被派掌旗,這是軍訓教官能授予學生的最高榮譽了。

考入第三高等學校

我每晚都為畢業後的入學考試讀到深夜。我申請投考兩所負有盛名的學校,一為京都的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另一是東京慶應大學的經濟科。前者通稱「三高」。兩所的入學考試,我都被錄取了。這轟動了關西學院,因為該校從沒有人考上「三高」 。「三高」與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一高」)齊名,被認為是日本最好的兩所高等學校之一。而我,一個台灣人,在關西學院中學唸了一年,考上了。

我打電報告訴父母這個消息。他們極為興奮,不過,對我決定不讀醫科,並不十分滿意,而有點迷惑。依當時情形,除了行醫,沒有其他有前途的職業,即使在醫學界,也只有一位台灣人當教授。

父母掩抑著他們的失望,給我恭喜和支持,並認為最小的兒子可為其所欲。已在慶應大學醫科就讀的二哥很瞭解我,當我面臨在慶應和三高之間,要做一選擇時,給我很好的忠告。如果進入慶應,則可以不必再經過很難的入學考試,直接攻讀學士課程。如果進入三高,畢業後要進帝國大學時,還要面臨競爭激烈的入學考試。慶應大學的錄取率大約是一比十六,三高學生的程度卻是全國最高的。

我決定進入三高。從西宮搬到京都。我投入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個時期。這個學校以自由風氣而聞。其校訓是「自由」。當我入學時,它正為維持這個自由的傳統而掙扎。在一九四○年,它正在受著軍國主義的巨大壓力。與中國的戰爭使日本人在大陸越陷越深。大批日本人被徵召上戰場「壯烈犧牲」,全國經濟也因戰爭的升高而負擔極重。三高的教授們則為了他們自己和為著學生,要維持某種程度的知識和個人自由而掙扎。那種自由當時在日本已很稀罕,而且快要消失了。

我在聞名的十五世紀寺廟「銀閣寺」附近,找到一個房間。京都的傳統是學生寄宿不供應三餐。每個人必須到附近許多包辦學生餐食的小店用餐。洗澡也要在外面。我每天讀到深夜,也花許多時間在京都許多舊書店瀏覽。寄宿處的主人亦對我很親切。
父親每個月寄六十圓給我為費用。這遠超過所需的膳宿費用,幾乎是一般學生花費的兩倍。我開始買書,我藏書之多,對一個高等學校的學生來說,是不尋常的。有一天,當我閒步於學校附近吉田神社旁邊時,忽然清晰地意識到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刻。我沒有顧慮,可以買到所有想要的書。我那時十八歲,充滿著理想和希望。

我進入文科,不是理科。其課程密集而有系統地讀歷史、文學和哲學。一種驕傲感激勵著我們。任何出版的東西都引發我們去研究;我們有永無饜足的求知欲。每個人都自認是哲學家。我們在那個年齡是愛幻想的。同學間的友誼是深刻而感情的。我們在下意識中自認對世界和人生的瞭解比長輩或校外一般人較為透徹。自認是優異份子的強烈感覺使得我們以年輕而目空一切的態度來藐視世界。

我們活在戰爭陰影之下。日本青年,凡不進大專的,都被徵召服兵役。有些同學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從十八到廿歲這種年齡,可以說是個性突然開花的階段,才能也會顯現。每個人可以自由追尋自己的興趣,而這些興趣卻常在正式課程之外。學校制度的重心是密集地閱讀。

學校亦非常重視外國語文的訓練,而我對此亦很有興趣,下了不少功夫。我們在中學已完成五年的英文教育,雖然講英文的能力不完美,閱讀英文的能力則相當高。我現在開始學另一外文--法文。每星期有四小時的文法、五小時的閱讀和三小時的會話。而教師都是第一流的。外國語文教育的重點不是會話,而是閱讀能力,正如一位教師所說,我們不是要訓練成導遊,而是要訓練以吸收外國的文化和思想。
不久,我開始著迷於法國的一切,其歷史、語言、文學。我閱讀有關這方面的原著和翻譯,並參加由一位法文教授所組成的非正式小組,大清晨在正式上課前集會,閱讀和研究法國文學和哲學。

第一年,我們讀日譯的西洋哲學,而在第二年則要讀原著。我自己卻極欣賞法朗士(Anatole France)和勒梅特爾(Jules Lemaitre),買了許多他們的原著和有關他們的論著。法朗士頗為嘲諷的觀點,對我有不少影響。

雷南(Ernest Renan)的作品,對我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影響,他有關「什麼是國家」的論文,分析現代國家的基本觀念,即國家不是由種族、語言或文化所形成,而是以共同命運的意識做為基礎。沒有想到,他的思想和分析,終於成為一九六○年以後我對台灣現實政治的指針。

我們有一位非常特異的哲學教授 士井。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穿著隨便,舉止散漫,公然反抗心身上的種種束縛,這等於向我們宣揚反抗精神,贏得了我們的欽服。一般說來,全體師生大多有強烈的反軍國主義的傾向。我們欲維護獨立的象牙塔,軍國主義者則要摧毀它們。因此,學生與軍訓教官之間,有一種緊張關係。

有一天,我們終於看到一場駭人的衝突。一位新任的資深軍官,是現役的陸軍上校。他召開了一次集會。有位資淺軍訓教官報告他有人違規。該上校即點出學生,盡情責罵羞辱他們,經過一再叫囂之後,又命令學生帶著笨重的槍械在操場四周跑步。這是極嚴重的懲罰。忽然間,有位學生衝出隊伍,向上校尖叫衝去,並且以槍托猛力打他,然後丟下槍枝,越過操場,向校門跑了。有好一會兒,大家都被這一空前未有的驚人舉動嚇呆了。然後才有些教官,開始追趕那個學生。當然,他被開除學籍,以後就不知道變成怎樣,學校為此事件而震撼,軍方對這種學風的我們學校,亦採取更強硬的警戒和彈壓態度。

心理學教授是一個安靜拘謹的人,曾在陸軍服役過。他的授課有系統,但相當沈悶。有一天,很意外地,他要我們寫一篇切身的文章,坦誠自由地表達我們自己的想法。他答應為我們守密,我即開始寫一篇譴責日軍侵犯中國的文章,而一旦入筆,我便不停地寫,一口氣寫了十頁以上,責難日人對中國人和台灣人的歧視和輕視。雖然知道這篇文章如果發表於外界,我一定會被逮捕,我仍然將它交出去。幾天後,那位教授叫我到他的辦公室,悄悄地向我保證不會有人看到我的文章,並對我所痛訴的情況表示遺憾。可是,他仍然警告我,以後還是要將我的想法隱藏,不要對人提起。

我對服兵役極感厭惡。從中學時即痛恨軍訓。學校要定期舉行長期操練,重裝行軍,在野外露營二、三天,通日通夜的軍事演習。有些學生會因體力不支而倒地。在三高的最後一年,我乾脆不報到參加長期野外操演。學年結束而將近畢業時,有一天碰巧遇見主任教授,他卻用鬆了一口氣的語調對我說,「恭喜,你總算可以畢業了。」我很吃驚,因為我從沒想到我的畢業還會成問題。原來,軍事教官給我不及格,而教授曾討論應屆畢業生總成績時,是否應讓我畢業,曾發生辯論。我的主任教授好不容易贏得辯論,使我能夠畢業。

有一位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的學生與我在同一房子寄宿,他是東京的一個富家子弟。儘管我們的年齡和學校不同,我們成為好友。十二月有一天,他突然從樓上衝下來,大叫:「東條這個傻瓜!他做了最糟糕的事。這樣,一切都完了。」他剛剛聽了廣播,說日本攻擊了珍珠港灣,獲得大勝利。

從那天起,學校陷入絕望氣氛,與校外馬路上喧鬧的群眾遊行,成正對比。對一般日人來說,在中國多年無結果的戰爭之後,珍珠灣的大勝,確實令人狂喜。每個人都聽到多少美國艦船被擊沉,多少飛機被擊落,而到處都洋溢著驕傲和澎湃的狂熱。到處都有提燈遊行和慶祝活動。可是,在我們校園裡面,教授和學生卻不那麼樂觀。關於美國,我們讀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了。我們心裡都感覺,將來還是完全的未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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