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九四五年的長崎

戰爭高潮中的生活低潮

日本慶祝一個接一個的勝利。香港於一九四一年聖誕節投降,馬尼拉於一星期後陷落,新加坡於一九四二年二月淪入日軍手中。這些日軍向南方大進擊所獲得的漂亮勝仗,卻因四月十九日美空軍杜立德(Doolittle)閃擊式的空襲東京而受一頓挫。這次空襲提醒了日人,美軍還是有能力攻擊日本首都的。遠在南洋、荷蘭、英國和美國領域內的居民亦不熱心與日軍合作,而在許多地方甚至表現堅決的反抗。在中國,戰爭仍在膠著狀態。東京當局決定全國總動員是必要的。

政府突然宣佈,高等學校理科雖然照常上課,文科課程則要縮短六個月。因此,我們必須於一九四二年夏天考入大學,否則面臨服兵役。我需要儘快決定要考那一所大學的那一個科。

祇要日本台灣間的航線暢通,我們就可以與在高雄憂慮的父母保持聯繫,他們來信勸我,設法進入醫科。就文科學生來說,這是不正規的,但只要我放棄進入帝國大學的念頭,而應考國立醫科大學,這還是可能的。可是,我很不願意。我希望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國文學科。我實在太著迷於法國文學和文化。父母很耐心地勸說我為了前途,應去學醫,法國文學不論在日本或台灣,都無法謀生的。

最後,我想出折衷的辦法,我願意放棄主修法文,而去投考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科,將來成為官僚或律師。經過許多信件來往之後,父母也不得不接受我的意願。

考入東京帝國大學

現在我必須非常用功,準備東京帝大的考試。這是日本學制上最艱難的一關。當考期到時,我到東京,住進大學附近小旅館,接受兩天的試煉。大家知道,台灣人學生要想擠入這道窄門,必須考得比日人學生較好。殖民地人民,朝鮮人和台灣人,並不受歡迎進入這最高學府的文法科。這一次參加考試的台灣人有十多人,但是我們知道頂多只能有一人被錄取,不論其他考生分數有多高。

考試結果公佈,我及格了。我打電報給父母,不久大學生活開始了。

開學不久,有一天,大學文科學生緩役的制度,忽然被取消了。我四周的大部份年輕人開始從校園消失。我是殖民地人民,在法律上不必服役,但有權當志願兵。在台灣,很多台灣青年被迫當志願兵。有些人編入正規部隊,但是大部份則組成軍伕,派到海外前線。所有在日本大學文科的台灣留學生都被召喚到軍訓教官辦公室,被邀簽請從軍。在東京帝大,受「邀請」的姓名公佈出來,我的名字也在裡面。

我立刻離開東京,要與當時就讀於長崎醫科大學的大哥商量。在那裡也與大哥一些台灣學生朋友討論此事。我實在無法想像自己在日本軍隊服役。

一星期後,我回到東京,決定不志願服役,繼續上課。我的名字仍舊貼在公告板,是唯一還未志願入伍的。我開始害怕後果,連上課都不大敢去了。幸好,日本大學上課是不點名的,在東京的生活變得很黯淡。消費品缺乏,配給亦變得嚴格,黑市卻興盛起來。一般人也感覺軍事局勢在惡化了。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日本根本沒有打過勝仗,藉以消除民心的憂慮和沮喪。

我們還算幸運,父親已經做了經濟上的安排。大哥快要畢業長崎醫科大學,而到長崎郊外的小村為石,主持一縣立診所。二哥因為生病,中止在慶應大學醫科的學業,在台灣與日本的航海線被切斷以前,回到台灣靜養。姐姐則因姐夫所服務的公司派他到中國大陸,他們全家已搬到北京去。聯軍潛水艇和飛機正在加強攻擊日本近海的船隻,造成重大傷亡。

避難松本

我終於離開東京,前往西邊山區中央一個美麗的古城松本。松本遠離軍事設施,我有一個堂弟彭明雄,正在那裡唸高等學校,曾寫信給我說,那邊的食物情況還算不錯。東京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我僅通知在長崎的大哥。我在松本最初的寄宿所,非常糟糕。我的書本,雖想辦法運到松本,但大都得留在笨重的木箱子裡,沒有打開,我現在已經沒有心情看書了。離開了學校,我即陷入於極端憂慮和絕望的低潮中。

有一個老工人與我合租房子。冬天來時,天氣變得很冷,這是一個雪鄉,四周環繞的高山雪白亮麗,但對於在熱帶出生的人,冬天是殘酷的。我們只有一點木炭取暖,在冰冷的天氣中,又沒有熱水洗衣服。後來,東京大空襲的消息來了。我們驚懼地讀著新聞報導,成千上萬的人在一夕之間死亡,整個東京為火燄席捲。

留在松本的少數男子,變得很刺目而尷尬,在街上常被人瞪眼。天氣好時,我有時一個人到古老城堡、公園或街上去散步。我所住的房間變得難以忍受了。它非常骯髒,又有很多跳蚤。我不得不另外找到一個較好的地方,把十幾大箱書本和行李,搬到一位老人和其女兒的家,在那家二樓租了兩個房間。這兩個人都很親切照顧我,他們亦高興在這困難的時候有一點額外的收入。

長崎--失去了左臂

這種沈悶又寂寞的日子持續了近六個月。偶爾接到父母來信,但我的信卻很少能達到他們手中。然後,消息傳來,高雄市被轟炸,父親的醫院被炸毀,但幸好家裡無人傷亡,他們已搬離高雄,疏散到鄉下了。這以後,一直到戰爭結束回到台灣,我未再聽到父母們的消息。

我很迷惘,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樣的生活毫無意義,錢又愈來愈少,大哥已經娶了一位女醫,是父親在醫學校同學的女兒。他們帶著一個小女兒已搬到一小漁村為石,負責一公立診所。如今我們都同意,最經濟的辦法是我到那裡去與他們一起生活,共同節約日絀的經費,靜待時局的演變。

日本在海上已在全面撤退。美軍大空襲已釐平了許多工業城巿和港口,前途看來沒有什麼希望了。

在準備離開這個古城的時候,最先想到的是我所喜愛的書籍。我決定把它們寄到三高時代最好朋友西田次郎那裡。他已到京都帝大言語科讀書。由於健康不佳,他沒有被召服役,而回到九州鄉下家裡。我寫信給他,要他關照我的書籍。如果戰後我還活著,我會來取回,否則全部歸他。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和書。我保留了少些書,包括字典、法朗士和勒梅特爾的作品。這些書,我直接寄到大哥處。

火車票很不容易買到。我告訴火車站站長,我的哥哥正在醫院裡,他才勉強賣給我一張從松本到長崎的車票。堂弟明雄到車站給我送行。那是一次感傷的離別。他將完全孤獨留在寒冷的松本,而我則踏上一個漫長而危險的路途,長達三十多小時的行程。火車站經過名古屋、大阪、神戶、廣島、八幡,而這些城市都是當時常遭到激烈轟炸的地方。

我到達長崎火車站時,是四月某天的下午。大哥住的漁村是在約三十哩的郊外,所以,我須在長崎巿裡過夜。隔天,我可以於清晨乘坐卡車翻越山丘去,或是搭乘上午十點的小渡船到那個漁村。我決定坐船,雖然不論船隻大小,我總會暈船。這樣我可以睡得晚些,在三等火車廂裡長途旅行而坐得那麼久,我疲乏極了。

長崎是一個重要的造船中心,但還末遭到轟炸,景色如畫。食物也還相當充裕。在旅館裡,一位極漂亮的年輕女孩送來可口的晚餐,我用餐時,也陪我聊天。

過日早晨,安祥的夜晚和豐盛的早餐後,我帶著包袱,走向不太遠的渡船碼頭。一艘約三、四十噸的小渡船等在那裡,正準備要出發,大約三十個男女和兒童已登上船,他們或倚著欄杆,或安坐在甲板的墊子上,等待著短短的航程。天氣晴朗,我很高興看到海面很平靜。

我登上甲板,四處觀望,尋找一個可以坐的地方,突然聽到頭上一架飛機向下滑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它傾斜下來後,又以急角度朝上,帶著馬達遽然的吼聲。一瞬之間,我被巨音爆炸擊倒,昏在甲板上。

我恢復知覺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處在尖叫混亂和恐怖的情景中。我全身都是血,甲板上到處也是血,屍體和炸裂的肢體跌落四處,人們在嘶叫著,呻吟著,掙扎著想脫離那裡。我試著要站起來,發覺左臂從肩膀炸斷了,使我無法置信充滿驚怖。僅有餘留的一些筋肉和皮膚碎片垂掛著。碎裂的骨頭暴露出來,鮮血洶湧而出。「這一切完了,」我想,「我要死在這裡了,而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

求生的本能是強烈的。我以右手抓住垂懸著的左臂,發現它很重、奇冷、毫無感覺。那是極非常的時刻。我在震驚,並不感覺疼痛,同時感覺左邊太陽穴一定也受傷,因為溫暖的血慢慢流入眼裡又流下面頰。我掙扎站起來,感到一種奇特的不平衡,勉力橫過滑溜溜的甲板,走下碼頭,蹣跚地走入街路,在尖叫的群眾中,感到極度的孤單。我一再地對自己說;「要趕快找一所醫院,要趕快找一個醫生。」

我對於長崎市區一無所知,所以試圖向慌亂回來奔跑的人說話,但有二、三個人一看到我的人,即驚惶地別過臉去,因為我已滿身鮮血,看起來太可怕了。突然,有一個中年男人對我吼叫,似乎在盛怒中咒罵我。我駭住了,無法了解,我在這樣的極端危急情況,竟有人要怒罵我。直到戰後好久我才開始猜想,那個人大概是使用日本軍隊的技巧,以吼叫、重擊或震動,使一個即將昏倒的人產生震驚和緊張而甦醒。但在那時,我根本不瞭解他的用意。在經過似乎是永恆,或許只是一剎那之後,有人指引我到碼頭附近街上的一個小診所。我蹣跚走進門,便失去了知覺。

我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診所黑暗走廊的水泥地上,還有其他受傷者在我周圍。只有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正在竭盡所能給所有的受傷者做初步急救,以等待長崎醫科大學派來的緊急醫護隊。

我躺在地上,忽而昏睡,忽而清醒。一些醫生和護士跑進來了。使我大為驚喜的是其中發現有哥哥的同學好友,眼科專家楊友香醫生。上次我到長崎時,曾在哥哥家裡與他長談。這簡直是奇蹟!每次他從我身邊經過時,我踢他的腳踝,喊他的名字,想引起他的注意。我自認為是大聲地喊,但可能我只是在呢喃低語:「楊醫生!楊醫生!我是彭。」

他在我身邊經過三、四次之後,終於俯身看出了我,雖然我全身又襤褸又是血跡。「什麼?你在這裡了?」他驚愕大喊,似乎無法相信。他立即召來護士,給我緊急檢查,盡力給我施救,直接對心臟打了兩次強心劑。當他把我送到醫院時,我顯然已失血過多,命在旦夕了。

以後才知道為我做截肢手術的有兩位醫師,一位已故日人古屋野教授(其以後任長崎醫科大學校長),另一位竟是台灣美濃出身的陳新賜住院醫師,據說谷屋野教授操刀,陳醫師負責縫合。此事於六十多年後才知道,也能親自至美濃拜訪九十五高齡的陳醫師。人生奇遇,令人唏噓。此事發生於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中,我還是學生,國民黨也還未接收台灣,「自救宣言」之二十年前,而在完全不同時空,但救我生命者卻將此秘而不敢公開六十四年,表示台灣人民恐懼、害怕國民黨之深、廣及長,豈不令人顫慄。

我至今不能清楚知道其後的經過。我恢復知覺時,我已躺在手術台上,外科醫生正要切除左臂,左臂關節處被炸碎了。我在生死之間徬徨著。

楊醫師設法傳話給哥哥。他通宵搭乘卡車越嶺趕來長崎。我朦朦朧朧意識到他的到來,感覺安慰。可是,那是可怕的夜晚。大哥離開我去與醫生們討論。我仍然沒有感到疼痛,但卻感覺極端口渴。沒有護士,我自己試了一兩次想從床上起來要水喝。由於大量出血造成的極度衰弱,和因失去左臂而產生的奇異的不平衡,使我每次都跌倒在地板上,在那黑暗的地板上,我痛感到這次事故對我一生所引起的改變,是徹底而不能挽回的。

大嫂於隔天也到長崎來看我。但是他們住得太遠而且工作太忙,無法時常來看我。我須久留在長崎大學醫院,在三樓一間單人房。因為護士缺少,僱了一位老婦人,但她不久就開始抱怨要爬太多樓梯,還有我要她每天一大早外出購買當時發行量極有限的地方報紙。我們只有解僱她了。其後,又僱了女人,她做得不錯,但舉止有點古怪。因為蚊子多,每晚要掛蚊帳睡覺。她卻要每晚裸露上身,溜進蚊帳裡面來,睡在地板上,使得我非常尷尬。有一位非常慈善的年輕護士,常在不當班時來餵我,幫助我步行。每當她來,我的精神顯著地變得較好,較快樂,這似乎也使她很高興。

日本的醫院都嚴重地缺乏醫護人員和各類醫用品。包紮我傷口的繃帶只能每隔幾天才能換一次,而藥品和器具似乎也末徹底消毒。我的傷口發現蛆蟲,使我驚愕。尤有甚者,我雖失去左臂,卻不時感到左臂極癢,然而無法搔起,有時簡直使我無法忍耐。由於繃帶未常換或消毒不夠,我終於感染了血毒,發高燒了。醫生們幾乎要放棄我了。我急需大量的輸血。

在那時候,日本人民普遍營養不良,既無血庫,也沒有人賣血。然而我非常幸運,長崎醫大的一些台灣留學生聽到我的需要,而自願輸血給我。我的血是O型,有四個學生願意輸血而拯救了我的生命。其中一位是排灣族,是平地山胞。

那時是六月中旬,長崎還沒有時時遭到轟炸,但是每當空襲警報響起,通常是在夜半,醫院職員便必須抬運所有病人躲在地下室避難。躺在病床上六星期多,沒有一點運動,使得我體力非常虛弱。這些半夜的移動,被抬運上下四層樓梯使我很痛苦,心理上亦非常恐慌,因為每當躲在黑暗的地下室,聽到頭上有飛機飛過時,總覺得炸彈會掉下來。這變成每晚都得忍受的惡夢。全日本城市都遭到轟炸;美國開始在長崎丟下傳單,警告市民離開長崎。

有一天醫院接到命令,將所有可以送別處躲避的病人遣送出院,只有少數人員留下照料空襲受難者。大嫂始終每星期來一兩次,給我帶來食品。現在我們都同意,我應該搬到他們家去。他們可以給我包紮傷口,而且因為鄉下糧食情況較好,海產和蔬菜充足,我也許會恢復些體力。然而,這次的旅程將非常慘苦,因為現在連卡車營運亦不定時,我必須利用任何交通,儘可能遠離長崎,然後自己走約一小時的陡坡石路,到達一個地點才會有卡車繼續往為石村去。

在痛苦的出發那天,大哥無法來長崎,所以懷孕的大嫂代替他來。如果沒有她勇敢的幫助,我可能沒有辦法自己走完這趟行程。雖然受傷入院至今已超過二個月,我仍然極端衰弱,而且沒有正常的平衡感覺。最後抵達大哥家裡時,我們已筋疲力竭了。我因為鬆了一口氣,也因為疼痛,又想到自己這樣的處境,不禁大哭起來。我沉入於絕望的深淵,前途完全不堪設想。

長崎的原子彈爆炸

不如怎的,遠在台灣的雙親也聽說我成為一次空襲的受難者。他們嘗試打電報給大哥,但是電報並沒有抵達。他們相信我已死了,而一連數週,每晚都流淚失眠,甚覺痛苦,良心不安。他們責怪自己,沒有寄較多錢,使我不必踏上前往長崎的致命旅途。這就是父母對我的愛啊!我親愛的祖父也在這個時候去世,使父母更是悲上加悲。祖父一再提到我的小名「敏仔」,因為他很疼愛我。臨終時,家人聽到他說:「我最大的慰藉是我將在天堂與敏仔見面了。」

我一點一點地恢復了體力和精神。巨型的B-廿九,新式的銀色轟炸機,每天飛過附近,負著致命的任務。六月十八日,日本喪失了沖繩。長崎報紙刊登的官方新聞和故事,大肆渲染日軍英雄誓死抵抗和愛國的壯烈事蹟。但是,損失琉球的軍事含義,即使對於消息較不靈通的日本平民,也無法隱藏。在心理上,這是一個重大打擊,因為大家都了解,美軍不久必然會進攻九州。報紙已坦白報導大都市所受的大轟炸,和東京、名古屋、大阪等地的可怕情況。我們的小漁村未受轟炸,但離岸不遠的漁船常受到美機掃射。大家預料美軍隨時可能登陸。許多婦女削尖了竹矛,並練習如何使用。有些婦女和兒童都退避到山裡。

七月到了,有時候,炎熱和緊張幾乎令人無法忍受。經過幾個星期,我的傷口終於開始癒合,大哥巧妙地用竹子、鐵絲和布片,給我安裝了一個輕便的義肢。他覺得這樣也許可以幫助我心理適應新的情況。我患著長期慢性的消化不良,可能是由於生活太緊張和情緒不穩所引起的。台灣家裡全無消息。幸好,我慎選的一些藏書、字典、法郎士和勒梅特爾的著作等,都安全寄達長崎。但是寄到朋友西田處的較多書籍,卻沒有消息。然而,我並沒有認真看書的心情。

八月八日,長崎報紙登載一則簡短的官方新聞,說「昨日廣島被轟炸,美軍使用了新武器,有重大的破壞」。但是對這類例行的轟炸新聞,已無人特別注意。許久以後我們才知道,第一顆原子爆炸時,十五萬男女和兒童,一瞬間被消滅了。

三天後的上午,我在室內看報紙,聽到頭頂飛機嗡嗡之聲。突然間,有眩目的亮光,好像房裡按下巨大的鎂光燈。差不多同時,有金屬性的巨響,彷彿整個地球被一把巨大的鎚子擊中了。房子劇烈的搖動。我不覺叫出「那是什麼了?」。接著,往外看到長崎上空有黑白雲昇起,而從晴空裡忽然飄起細雨。

不久,大哥衝進屋子,他接到緊急命令,所有醫生都被召集到一指定地點,等待乘車進入長崎。他匆匆吃了午飯,整理了醫療用品,便又衝出去了。

那天下午,我們聽說長崎已完全地被摧毀了。美軍又再使用新武器了。傳言說長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當天深夜大哥回家時,他仍處在一種震驚的狀態。他簡直說不出話來,必須掙扎才能吞吞吐吐告訴我們他所目睹的景象,我們所熟知的長崎市全滅了。整個城市都死了。 隔天黎明時,大哥又出發到長崎,協助營救逃離廢墟的生存者。他們的傷勢非常可怕,而從他們囗中得如許多難以想像的悲慘故事。我們很興奮發現楊醫師活著。

原子彈爆炸的後果,實在難以描寫。有些水泥建築物仍屹立著,但是,裡面所有木料和其他易燃物都在頃刻間化為烏有。據說在學校教室內,從整齊排列的白灰燼所在可以看出在死亡瞬間正坐在書桌旁的每一個學生。熱度竟有那樣強烈。大部分的醫科學生都罹難,其中包括四位曾經慷慨輸血給我的台灣留學生。他們有用的生命被消滅,我卻仍活著,這真是悲劇的命運。
大哥至好朋友之一,林忠實醫生和太太,當原子彈爆炸時,正在長崎市區中心。然而,奇蹟地,他們卻安然無恙。雖然在戰前他們未能生育,戰後倒生育了幾個正常的小孩。

那正是仲夏時候,不久這座死亡的城市散發出令人不能忍受的臭氣。善後工作,對於當事人是一種異常的考驗。大約有七萬名死難者,而許多受傷者只能搬動到市外附近。幾天之內,又有新的恐怖發生。許多生存者忽然開始由口鼻出血,毛髮脫落,不久便死亡了。大哥和其醫師同僚們對這種未曾有的新景象,深感迷惑。

日本投降

政府簡單宣佈長崎被摧毀了,但是誓言要繼續奮戰,八月十四日,宣佈天皇本人將親向全國演說。這空前的廣播開始時,大嫂和我正走在村裡街上。廣播接收極不良,但我們聽懂日本已同意無條件投降。全國國民被要求「忍受不能忍受的」。不論如何,和平終於來臨了。

做為台灣人,我們不像四周的日本朋友那樣,對聲調頗高的天皇聲音,感到那麼敬畏。但是我們還是為其含義深深感動了。極大驚訝之後,便感覺有一種無限的欣慰。一個時代結束了。再來的將是什麼呢?在日本的台灣人將如何呢?台灣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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