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

告別日本

我們決定儘快回去台灣,而全無其他想法。我們出生在日本旗幟之下,有許多日本朋友。如果願意,大哥可以繼續在日本行醫,我也可以在日本最好的大學完成學業。我們許多台灣朋友決定留下來。但是我們決心儘快離開,覺得一定得回家。

日本彷彿突然完全忘記了台灣。我們每天仔細尋找報上有關台灣的片言隻字,但在整個夏末,只看到一則簡短消息: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父親的舊友黃朝琴則將任戰後台北的第一任市長。

現在我們一家已有六囗。日本投降不久,大嫂生下次女,還有隨大嫂到日本的一位女僕。我們是為石村唯一的台灣人家庭。

在天皇投降的廣播後,立即有美國飛機經常低飛我們上空。我們聯軍戰俘已被釋放,而美軍飛機正在空投糧食給他們。大家都相信美軍即將登陸。許多村裡的婦女躲避到山裡,帶著她們削尖了的竹矛。她們曾聽說,而且相信所有的美軍都是魔鬼、野獸、強暴者。

日本投降後不到一個月,美軍開始在村裡出現了。我們在鄰近的山路上看到吉普車,而對這種新式車輛都感到驚異和興趣。白膚或黑膚的美軍開始來到村裡,而人們對美軍的形象立刻有了急遽的轉變。日人對美軍觀感從一個極端投向另一極端。大家所預期的魔鬼,原來是極友善而樂於助人。小孩得到糖果,老人得到香煙,還有許多初遇時的不尋常的故事。偶爾,也有一些強暴或搶劫的案子,但是,就整體而言,日本人對於征服者之竟然如此善體人意,很感驚異。比如,有一晚村裡的老舊卡車在山路拋錨,路過的美軍吉普車很小心地運轉以車燈照亮現場,並幫助那個倒楣的日人司機修妥卡車。卡車司機和乘客們都感激得不知所措。

村裡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干擾。美軍巡邏車時常在村裡街上開過,但是村民未受到任何擾亂。有一天我在路邊與吉普車裡的二個美軍談起話來。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我自己很吃驚,第一次能這樣公開而驕傲地說明這種區別。

大哥整個秋天都繼續在村裡主持診所。我們都安全,過得還算舒適,然而仍然渴望回家。我們沒有收到從高雄來的任何家信。在松本的堂弟決定留在日本完成學業,沒有想到他在日本一待便是十幾年才有機會回台灣探親,我們亦沒有大姐的消息,她曾與姐夫一起到上海、北京。如今我的傷口已經痊癒,體力也恢復,我變得好動了。我偶爾到長崎去,那裡有許多美軍,許多新式車子和推土機。推土機是美國人在戰時新發明,用來清除炸毀的建築物,並清理道路。到處堆積如山的碎石瓦礫,使整個都市變成巨大垃圾場。

十二月下旬,有一天我從長崎搭乘村裡的卡車回來,發現家裡一片喧鬧。原來我們已接獲通知,立刻回台灣。我們僅准攜帶手提袋,而且在午夜以前趕抵長崎火車站,搭乘火車到佐世保港,由那裡搭船回基隆。

我想要帶走我珍惜的書籍,說服大哥讓我分置一些書於三個大人能夠攜帶的袋子和行李裡。我自己能帶的很有限。大哥還得應付兩個嬰兒和四個大人必需的用品。所有不能帶走的東西,都送給日本朋友和鄰居。

在長崎火車站遇到二、三十個台灣人,倖免於難的醫科學生、楊友香醫師和他的家族,以及其他人,大家都渴望回到台灣。日本人軍官在美軍指揮下負責安排一切。在特別為撤離者和其行李而保留的車廂裡,我與一個正要回漢城的韓國少女攀談起來。我們都處於人生戲劇性轉捩點。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不再是二等國民,但卻不知道未來到底是怎樣的。朝鮮已得到獨立的保證,台灣人也被保證在新的、改進的戰後中國下獲得自由,而被交給蔣介石手中。與韓國少女通夜的交談,非常愉快而親密。

在佐世保,我們被推上極擁擠的貨船,要自己找一個地方以備這段漫長的歸鄉航程。乘客大都是台灣青年,他們被徵召為日本軍伕。他們很粗魯、不安靜,不斷地吵架。然而,他們亦很高興即將回家了。

我們匆匆趕到佐世保又被推上船後,又極痛苦地在港口內隨船搖擺了約一星期。當我們終於離開港口而駛向大風浪的大海後,徹頭徹尾地暈船了。在這淒慘的情形下,我們又獲知這條船將要通過佈滿水雷的海面,有些遣送船隻曾觸雷沈沒,失去不少生命。船客們乃組織起看守來,在整個航程中輪班倚欄警戒水雷。

黯淡的台灣

我們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黃昏時抵達基隆。仍然沒有父母的消息,也沒有什麼親朋來歡迎我們。基隆的破壞程度令人驚愕,原來在琉球戰役期間,基隆市遭到百分之八十的破壞。它受到徹底的轟炸,以阻止日軍在那可怕的戰役中利用該港市。

下了船後,我們在碼頭僱了人力車,向一位有名的邱醫生的家出發。他是父親的同學和老朋友。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在那位邱醫生家裡我們受到熱誠的歡迎,而首先獲得的最大好消息便是父母親都健在,但已搬回高雄了。雖然非常疲憊,我們仍然很興奮地談到深夜。我們聽到的,大都令人洩氣,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之後,直到十月廿六日,陳儀正式在台北接管台灣行政,其間,日人繼續掌理行政。主要街道修復了,而在清理建築物和恢復公用設施方面也有相當的進展。但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很高興回到了台灣。

隔天黎明,我們便首次體驗了中國國民黨接管後,台灣所遭到的改變。在戰前,日本政府在高雄與基隆之間,每日維持十二至十四次準確的火車班次,有的是特快車,有的是平快,還有的是普通車。戰爭對於火車路線並無太多的破壞。

台北附近的鐵路設施比中國任何地方都大,而且裝備較好,而這些也躲過了嚴重的破壞。

在十月移交的時候,火車車輛雖然陳舊,但還是完整的。如今我們發現在中國人經營之下,基隆與高雄之間,每日只有一班火車聯繫。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佔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

然而,再度搭火車經過島上美麗的鄉間,使我們無比的欣喜。當駛進大甲時,我們向外看著父親的田地,並熱切尋找與童年記憶有關的熟悉地點。我們在一路上與來來去去的乘客談起天來,他們有的由車門擠進來,有的卻從車窗口爬進來。他們的故事都是一樣,千篇一律對新政府表示不滿和失望。財產的安全已經變成過去的事了。火車一路時常停止,而不知為什麼。這也使人談到有組織的竊盜團,他們剝取公共通信的銅線,竊取信號設備,偷運到中國,當做廢鐵出售。有一個乘客嘆道:「沒有人知道這班火車什麼時候會出軌。」自從中國人接管以後,用鐵路寄運貨物者,必須自已僱用私人守衛,一路隨貨跟住車廂或貨車。新來的中國官員自己也從劫掠中分贓。

經過十四小時的行程,我們的火車終於在天黑後抵達高雄。我已離家將近六年了。只有美麗的鄉間景色和與父母重逢的期待,使我們免於沈淪沮喪。我們走出火車站時,還不知道父母的新住址在那裡。但是有一位人力車伕知道父親的診所,我們立刻出發了。當我們的人力車隊走到一棟不太大的兩層樓水泥房子前面停下來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左右了。這是街上一排商店中的一間,有父親診所的招牌,顯然樓下是診所,樓上是住家。

門以鐵柵緊閉著,沒有門鈴,我們大力敲打著,連人力車伕也跟著我們大叫「開門、開門」,他們似乎也了解這家庭很久未相聚了。父母並沒有提防,因為他們也聽說由日本遣送回台的船隻已開始抵達,而且他們聽到大嫂的喊聲,婦女的聲音,知道這一定不是國軍劫匪。他們猜到大哥全家回來了。

當他們打開大門發現我也回來時,非常驚愕。他們一直相信我已死了。這真是一次激動的團圓。父母立刻要我們和他們一起禱告,感謝上帝帶領我們安全返家。父親淚眼婆娑地想安慰我斷了手臂,並安慰我生命中的重創。大家都欣賞新添了的兩位孫子。在其後幾個鐘頭激動的對話中,父親無法掩藏他對台灣前途黯淡的感覺,他一再重複「情況非常惡劣」。

此後數星期,親戚朋友來探望我們,我們也去拜訪他們。漸漸地,我從父親的言談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國軍抵達高雄、以及其後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狀況。無疑地,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父親在戰前從未參與政治,但在日本投降後,高雄的日本官員立刻找他,邀請他出來擔任地方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在中國人前來接管以前能夠維護地方的治安。他是受尊重的資深市民,日本人和台灣人都能夠接受他。與其他台灣人一樣,他很高興日人統治終於結束。儘管在日人統治之下,在經濟社會上有極大進步,有自尊心的台灣人莫不痛恨在社會和政治上所受的歧視。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人領袖和學生一直不斷地在要求自治。一九四五年聯軍戰勝,美軍以廣播和傳單向台灣人保證戰後在中國治理下自由的光明前途。父親便毫不懷疑地接受這些保證,答應擔任委員會的主席,相信這樣可以協助實現這個光明的新時代。

中國軍的劫收

一九四五年十月,消息傳來,中國軍將要在高雄登岸。父親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這個工作後來變成一場噩夢。他受到通知中國軍將於某日抵達。歡迎的準備工作立刻進行,包括購妥爆竹、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建臨時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等。然又有通知說抵達日期延後了。準備好的易腐敗的食物不得不想辦法處分。同樣情形發生幾次,使得花費多幾倍。

美國軍艦緩慢地駛入高雄港囗,在沈船之間勉強地找出通道。日本當局命令等待遣送的日軍排列在碼頭,服裝整齊,紀律嚴格,準備向勝利的中國軍致敬。很多台灣人也好奇而興奮,到了碼頭幫助父親的歡迎委員會,並參觀這一盛會。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父親心想日本人不知對這些中國軍隊有何感想。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他用日語形容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現在中國軍隊已經登陸,駐防軍也在高雄出現,較多的中國官員也開始冒險由台北南下。他們向父親徵求意見,又要他在接收時,代表台灣人。他立刻幻滅了。每一中國官員首先要問的,千篇一律,都是「市府在銀行有多少錢?」。也許是任何政府都要問的問題,但這總是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還有他們問話的口氣,父親和其他台灣人對此印象極壞。顯然,這些由台北來的小官僚,比普通中國兵也好不了多少。不久,他們穿起很好的衣服,強佔好的房子。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台灣人都心裡有數。他們都是強盜兼乞丐。台灣由北到南端,各式各樣的掠奪正在進行。在高雄閒蕩的士兵,乾脆由商店、住家和公路上,拿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高級官員由台北派來的新來者,在掠奪糖廠、倉庫、工廠設備和存貨。每天都有帆船裝滿糧食、廢鐵、機件、各種消費品,由高雄出發,載往大陸沿岸走私銷售。

幽默的父親常說,應有人蒐集出版新來中國人的荒唐行徑,尤其由大陸內地運到台灣來的無知軍人的離奇故事。他們對於近代科技完全無知。有的從未看過、也無法了解自來水設備。有的從水電行取得水龍頭而往壁上的洞一塞,以為這樣水就會流出來。看不到水,就到水電行去大叫。有一個軍人坐上理髮店椅子,理了髮,理髮師拿起一把電動吹髮器朝向軍人頭上時,那個軍人立刻舉起雙手,臉色蒼白,害怕得發抖,以為理髮師拿的是一把手槍。

父親有他特別的難題。他的診所掛有個招牌:「婦產科醫院」。但常有中國兵堅持要父親給他們治療性病,或帶來奇怪而無法辨認的藥品,要父親給他們注射。他們相信注射可以治癒百病。

每星期都有許多這類行徑或大規模竊盜的新事例。父親在公共事務方面非常活躍。市長時常找他諮商。他成為高雄市參議會議長。他的正直人格無人置疑,他的診所也忙碌。他的財務也由戰時的損失開始恢復了。因為我們的房子太擁擠了,他希望在焚毀的舊醫院院址重建。有一天,他偶然向市長提到,他打算清理舊醫院地址。「那不成問題。」市長向他說。在幾天內便有三十多名日本兵到來。帶頭的軍官說,他們正等待被遣送回日,很樂意來幫忙。

我們到舊醫院址,他們工作很認真。母親給他們茶水和食物。我自己則驚訝地發現竟然在「指揮」起這麼多的日本軍人。回想以前在三高時糟糕的軍訓成績,不覺苦笑了。使我們很為難的,這些日本士兵不肯接受工錢。

那時,在台灣日本人的地位非常奇特。他們正等著麥克阿瑟將軍給他們回日本的許可令。那些以前在我們生活中有權命令我們的,現在變成要聽命於我們了。日本警察曾經是那麼神氣而嚴厲,如今已收起他們的制服和佩劍,為了生活,什麼樣的工作都願意去做。以前享有崇高聲譽的教員,也被迫擺攤在路邊,出賣他們的東西。我看見有些高雄中學的老師,沿街兜售一些小物件。有時,從前的學生幫助他們渡過這段艱難的時期。但也有的學生曾把以前過份嚴厲的教師痛打一頓以洩積恨。

在這段時期,父親都處在矛盾的處境。因為忠於友情,他得協助正等遣送的日本朋友。但是他也知道新來的中國人正掠奪日本人,包括日本醫生的醫療用具和醫藥品。有權勢的中國人覬覦一份產業時,他只需控訴那個產業業主曾在日治期間與日軍合作過,就可以達到奪產的目的。

進入台灣大學

這時,我應該為自己的將來,做些決定的時候了。父母大概認為我可以多留在家裡休養。但我的身體已完全復元了。我已經廿三歲,好動起來。青年時期的天性使我時而樂觀,時而又陷入失望的低潮。而且我也開始覺得無聊了。高雄市很少有文化知識上的刺激,我很渴望能再度回到書堆裡去。

因為我缺一年的學分才能拿到東京帝國大學的學位,所以開始查看有無可能在以前的台北帝國大學讀完以便拿一張文憑。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人於一九二七年創立的,如今二十年後,已被新的中國人接收了。最近,它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簡稱台大。日本曾將它發展成為農學和醫學的研究教學中心,在人文和社會科學並不強。然而,它仍有一座不錯的圖書館,其他建築物和實驗室,以及廣大的校園。如今,它由新近從大陸來的理工學者管理。學校的重點在物理和農學。

一九四六年夏天,政府宣佈所有由日本的帝國大學回到台灣的學生,都可以不經考試進入台大,我到了台北,我們大學有三十多個合於這個條件的學生,便聚在一起討論此事。我們讀的是法律、經濟和政治,都是在日本經過極激烈的競爭而進入日本最優良的學府。

我們去拜訪改組後的大學校長和教務長。他們都是學理工的,都不知道如何處理非理工的學生。我們要知道在日本大學修過的學分是否可以得到承認。他們不知道。儘管政府的公佈吸引我們到台北來,他們卻毫無準備讓我們註冊。一切都需向南京的教育部請示。我們要知道他們是否準備聘請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教授,他們也不知道。這也得向南京當局請示。

到這時,大部份台灣人都已瞭解,陳儀的行政機關在台灣所做的承諾,很少是可靠的,而台灣與南京之間的聯繫也很混亂。我們決定儘量不要冒險。中國的大學制度是從美國制度演變,以四年制和鐘點學分為基礎。日本的大學則由歐洲模式而來。我們細心研究中國大學有關法規,決定為保險起見應該依照中國法規,選讀所有必修課程,以取得學位。這樣既不為難自己,也不為難台大當局。

我們一再與台大當局討論我們的問題,立刻發現他們不僅對自己院系以外的教育部規定不熟悉,而且根本不在乎。這也反映了陳儀政府的混亂和無能。他的教育主管是在中國學界名不見經傳的小卒,他在台灣第一次公開演講時,很粗魯地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其他有關人員對於大學根本不關心,因為大學裡沒有多少錢可以榨取。大學怎樣做,對他們沒有多大興趣。

不久,一種奇特的情形出現了。我們文法科的學生不得不自己安排課程,尋找教員,等於台大這部份是由我們來負責的。我們通知學校當局,我們準備要選讀法規所規定的所有的學分,而且立刻要開始。當教務長說大學裡沒有我們院系的教授時,我們則向他擔保可以為他找教授。

一開始,我們找到一些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台灣人律師和經濟學家,他們都有資格開課的。比如,一位年輕的經濟學者是日本傑出的經濟學家矢內原忠雄的徒弟。律師中之一曾在日本做過法官,是戰前台灣人在司法界擔任最高職位的。

我們的建議為校方接受了。我們的興趣和決心也刺激了校方,他們開始向中國大陸聘請教職員到台大來服務。在一段時期,情況一直很不尋常。我們學生自己非正式地負起校務,只要我們有辦法找到適當教師時,便立刻開課,根據教育部規定分配鐘點,安排課程表。如果教師可以供應講義,我們便承擔刻鋼版和油印分發的工作。當最初系列的授課完畢時,我們就整理筆記,油印供給以後的學生做參考。我們繼續搜求合資格的教師,也邀請了一些專家,他們都樂意到大學授課。有些課是以台灣話授課,有些則以北京話。那時,我們都會讀中文,而很快地也學會說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學生生活非常忙碌,但也很易應付;與我們在日本時考試前的拚命用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有一條教育部的規定,我們沒有理它。依照規定,大學必須唸四年,全部學分平均分為四年修完。我們卻增加進度,在兩年內唸完四年的全部課程。這實在是不合規定的,但我們卻是特殊的一群學生。我們每個人都曾在日本帝國大學被證明自己的能力,但在戰爭結束時,我們在日本三年制的大學課程內,分處於不同年度和階段,如今,我們則全部一起在讀書,並適應中國的四年大學制。依我的建議,我們自稱為「三三會」,表示法律、政治、經濟三個學系,以及日本的三年學制。這恐怕是戰後在台灣大學生所成立的第一個組織。我們與教職員以及其他同學相處得很好。但做為法律、政治或經濟的學生,環看四周時,幻滅和憤怒逐漸增深了。我們在完成大學課程時,台灣全島經驗了一場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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