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台灣自救宣言」三十週年前夕 彭明敏

一九六四年，我與謝聰敏和魏延朝共同草擬了「台灣自救宣言」。到現在，一個世代過去了。世事的變遷令人無法預料，也使人感慨萬千。就個人來說，謝聰敏坐了長期的牢，備受酷刑，期滿以後，在美國住一段時期，再回來台灣，現在是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魏廷朝則進出監獄幾次，在牢裡渡過大部份青春，出獄以後，往日本教書幾年，回來台灣，當過民進黨桃園縣黨主委，現任該黨中執委。我經過坐牢、特赦、軟禁和監視，於一九七○年初逃出台灣，在海外被通緝而流亡二十多年。一九九二年通緝撤銷，同年十一月一日回來台灣。當我於一九七○年脫離台灣時，萬未想到還有回來台灣的一天，更未想到會在台灣紀念「台灣自救宣言」三十週年。

上述個人遭遇的變化，只是表示台灣政治環境發生了丕變。世界近代史上最長無比而繼續近半世紀的戒嚴終止了；幾十年來，不少人士犧牲自由甚至生命，欲去組織的反對黨成立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了；報禁解除了；對結社和遊行的禁令放寬了。無可否認，民主的理念和制度已經在台灣開始萌動了。
作為「台灣自救宣言」當事人之一，我不得不依三十年前我們所提出的主張來衡量目前台灣政治的動向和課題。大體說來：

（一）台灣當局數年來一些政策確在沿著我們曾經提倡的大方向進行著，例如：廢止戒嚴、解除黨禁報禁、放寬對結社和遊行的禁令、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

（二）有些基本國策我們曾認為為著台灣人民的生存、福祉和發展而必須採取者，當局仍拒不接受，例如：「一中一台」政策、以台灣名義重新申請加入聯合國、制定台灣憲法、廢止特務制度、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不分「省籍」全民團結推展民主等。

（三）有些社會和政治問題，在三十年前還未引起多大注意，然於近年以來才日趨尖銳而且嚴重起來，例如：中共的武力威脅、環境生態的惡化、媒體的壟斷、政治和社會風氣的敗壞、倫理道德的淪落、生活品質的降低俗化、金權特權的橫行、司法的腐敗、黑道的猖獗、原住民的福祉、經濟的持續發展等。

在台灣民主化長期努力的過程當中，制度和法規的改革固然緊要，但我們不得不正視更根本的一個事實，即：台灣為政者半世紀來的基本心態和國策，對於真正民主的全面推展，構成著最致命的障礙。那就是其危險而無理智的「中國情結」以及由其產生的「中國政策」。數十年來，他們著魔似地自縛於「中國」，死纏不休，不願解脫。這個「中國」因素好像一種強烈毒素，多年以來，侵蝕了台灣社會每一脈管，腐爛了政治、教育、文化、政策以及國民生活的每一部份。國民黨政府自從撤到台灣以來，儘管表面上高談「改革」或「民主化」，其基本心態和立場，仍一成不變。這使我想起一句西諺：「世事愈變，愈不變」。這個政府，甚至到了現在，還是建立在「神話」和「虛構」之上。一九八七年以前，其神話是「反攻大陸」，其虛構是「台灣政府即中國政府」；一九八七年以後，其神話變成「統一中國」，其虛構變成「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這種神話和虛構不但悖逆理智、良知和現實，更嚴重損害台灣人民長久的基本權益，威脅台灣全體人民的生存、福祉和發展。一個政府建立在這麼玄虛的基礎上，不知怎能落實建設真正的民主國家？

一九八七年，台灣當局撤消戒嚴時，應該是台灣史上千載一遇的絕好機會，它不但可以宣佈國共內戰正式結束，同時可以向全世界公佈台灣從此為一獨立的主體，與中國已無政治牽掛，並願與所有國家包括中共，和平共存。不幸，台灣政治領導者，缺乏為人民前途開創歷史的高瞻遠矚和大智大勇，為狹窄落後封建的「中國情結」所綁架。如此，不但失去機會為台灣人民世世代代的生存和發展，放開新機，奠定永恆的基礎，竟變本加厲，未經人民同意公佈所謂「國家統一綱領」，擅設所謂「國家統一委員會」，繼續走上自滅之路。台灣社會和人民為那種「中國情結」，那種「神話」和「虛構」所付出的慘痛代價是無法估量的：國家目的破碎了，國民人格淪落了，國民心理錯亂了，社會傍徨迷失了，人心焦慮不安了，價值觀念扭曲了，倫理道德頹敗了。

台灣民主能否落實推展，台灣人民能否生存發展，全繫於為政者和人民能否以理智和良知將「中國情結」徹底揚棄，完全認同台灣，不再分心，一致團結，全力建設新的社會、新的海洋文化。

追求民主是永無止境的艱難努力，台灣民主雖見萌芽，要達到目標，前途還非常非常遙遠的。

一九九四、八、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