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通難忘的電報 黃進樟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正是農曆甲辰龍年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早上九點五十分，突然有人按我家門鈴，並敲門高喊：「電報！電報！」。

突如其來的干擾，令我非常不安。因為「電報」對一般人而言，絕大部分不是好消息。拍發電報，通常都是在家人病危或死亡時才採用的緊急通知手段。

原來，我們家那天老早就跟魏廷朝約好，今年要在中央研究院共度中秋佳節。我們期待已久的一天終於來臨，我和內人喜悅萬分。我們準備去參觀中央研究院，找廷朝打打桌球，內人也可以藉機探問廷朝對結婚的意向，安排替他介紹女朋友。

我被突然的叫門聲嚇呆了片刻。好在內人急速接過電報，遞給我看：「永和鎮光復街二巷四九黃進樟中和有事請改期來廷朝。」

一讀完，下意識裡立刻浮現：「廷朝家庭一定有非同小可的事情發生，否則他不會輕易爽約的。」

不管怎麼想，也想不透，這通電報竟然是告訴我，他已經是警總階下囚的通知書。就好像是告別信一般，這一別就是二十八載。我們重逢的時候是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在我的長子偉正結婚的喜宴上。

久別重逢，有無限的感慨。我們都老了，全部青春和黃金歲月。都被犧牲在無謂的政治迫害裡。

談起二十八年前的電報，他才告訴我：被捕當天，拍發電報給我的人，並不是他，而是彭明敏教授。

頓時，內心又勾起對彭教授無限的感激和仰慕。在大學時代，我雖然沒有上過他的課，但我讀的課本正是他的權威著作—國際公法。印象最深刻的是卷頭有一整頁空白，僅寫上「獻給父親母親」六個字。僅僅這六個字，對我們學子而言，就有無限的啟示。直到今天，我的腦海裡依然時常浮現飲水思源的慈祥的哲理—和諧的社會要放從懂得感恩的家庭做起。

那通電報始終令我不能釋懷的是彭明敏教授、魏延朝、謝聰敏三人的安危問題。他們都是憂時愛國，崇尚社會正義的知識份子，怎麼不令人擔心呢？二次大戰後，台灣歷經二二八事件，精英可以說喪失殆盡，他們三個人也可以說是碩果僅存的少數。在戒嚴體制下，衝著「懲治叛亂條例」和「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想法，冒著生命自由的危險，目的只在喚起台灣人的良知，共同來改造台灣，使台灣成為人與人之間沒有猜忌，能夠互信、互相容忍的社會。如今，卻成為政治受難人，這是我不能釋懷的。

為了台灣的前途，關心他們三個人的安危，竟成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好像我有關心的義務似的。只要有一點有關他們風吹草動的消息，我都設法探聽。不過，憑我個人的力量，總是徒勞無益，因此，只有從報章雜誌上搜求些許資訊而已。適逢他們三個人受難三十週年紀念。特將三十年來刻意保存的電報和報紙上有關他們的消息影印附上，供作瞭解當年媒體報導方式的參考。

魏廷朝是我初中的同學，我比他早一屆。他曾經代表學校參加過大新竹縣國語演說比賽，而獲得初中組冠軍。他在初中時期就喜歡閱讀課外書，是教務主任姚錦老師的得意門生。高中時期，他念台北成功高中，由於厭惡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作風，退學去當代用教員，第二年以同等學歷考取台大法律系。他搭火車通學於埔心、台北間，由於不願每日在車上耗費三個鐘頭，常常不上課而在家自修。因為家境貧窮他刻苦耐勞，曾應聘為國防部情報次長室研究員，考進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修編法規。因拒不接受上級指示修編外貿法規條文，辭去工作，從事翻譯。最後憑英、日文的專長，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當他被捕時，大眾傳播媒體竟然說他是無業遊民（無職）故意抹黑，令人髮指。

說到國防部情報次長室，我也曾在一九六七年應聘為國際情報研究員，也就是在魏廷朝當年的服務單位工作，令我特別驚訝的是，同仁們一直惦念不忘魏氏，無不推許魏氏的博學和為人。而不介意他階下囚的身分。這是在當時戒嚴體制下，出自軍方情報單位同仁的口碑，尤其難能可貴。

寫到這裡，我應當再度向彭明敏教授和魏廷朝他們致敬。在戒嚴體制下的白色恐怖時代，人們只要聽到敲門聲，都會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懼感。想像當中，當他們面臨隨時可能被捕的情況時，一定會感到非常恐慌。在恐慌中，仍能考慮到不要牽連無辜，不可讓更多的人遭受政治迫害。魏廷朝臨危而鎮定，仍能託彭教授設法轉告我「改期來」中央研究院，已屬難得，更難得的是，彭教授與我素昧平生，而肯義不容辭地冷靜應變，立即設法拍發電報給我。我相信他們無非是不願見到更多的人受難，這純粹是出於捨己為人的愛心。

這通電報，對我而言，真是畢生難忘，因為它兩次讓我感到意外：第一次意外，是他們被捕。第二次意外，是電報上明明寫著「廷朝」，萬萬沒想到實際上是彭教授拍發的。

這項活人濟世的恩典，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本文作者現為退休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