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沉默的記憶 「台灣自救宣言」三十週年有感 鄭義和

一九六四年中秋節前夕，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師生三人，秉持著台灣知識份子的良心，貿然印製「台灣自救宣言」。宣言中赫然指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是鐵一般的事實；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國家，成立新政府」。這些冒著生命危險、膽敢向蔣介石政權挑戰的近萬份傳單，並未如同三人原先的構想而散發到台灣的每一個角落，進而發揮預期的影響力，反而卻因此遭到逮捕、判刑。這份宣言也就胎死腹中，未能問世。（編按：根據三人回憶，案發當時，確實印了一萬份，但後來在正式起訴書裡提到，只有九十八百多份宣言。這表示在處理過程中，有人暗中取去了不少份，後來輾轉流傳到海外。）

三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們拿起這份被當時蔣介石視為無法無天的「台灣自救宣言」細讀一番，我們可以清楚地發覺，宣言中的內容如同預言般地指出台灣未來的走向，時過境遷，卻覺得耳目仍然清新，毫無陳腐之感，三十年如一日，依舊是我們追求台灣民主自由的指南針。

回顧這份走過歲月的歷史宣言，剎那間，無限的感傷與無上的驕傲交雜心中，感傷的是與我有師生、同窗情誼的三人，因為這一薄紙被判刑、監禁、流亡與我分離數十年；驕傲的是，能與台灣民主運動史中三位先驅者為師、為友，實在是畢生的驕傲！

彭明敏是我們台大法律系法學組一九五八年畢業班國際公法的教授，也是我個人畢業論文的指導教授。謝聰敏、魏廷朝都是我的同班同學。

彭教授崇隆的學術地位及優異的社會經歷不勝枚舉，這已是眾所皆知的事情，不用我再贅述。在此，我想特別提起一些往事，這些有關彭教授給予我的鮮活印象，歷經三十幾年，至今仍深刻地留在我腦海中。

彭教授在當時的台大是一位受到學生非常喜愛與敬慕的老師，他具有自由浪漫的思想，每天穿著搭配合宜的筆挺西裝，談吐舉止彬彬有禮，而且絲毫不具東方大男人主義的作風，是一個溫文儒雅的紳士。除此之外，我想當時之所以會特別讓許多學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就是因為他教導學生不要盲目崇拜權威，強調宇宙萬物萬事沒有一樣東西不可質疑與探討。他不斷告訴我們「真理愈辯愈明」。而且，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對許多同學的看法也會加以重視和稱讚，我想這也是彭教授在治學待人令人深深折服的最大原因吧！

當彭教授在台大校園漸漸成為「自由、民主」的象徵時，自然而然也同時引起蔣政權的關注與重視。完整的國際學術經歷，知名的杏壇聞人。國民黨當然不肯放棄籠絡這位台籍知識菁英的大好機會。於是，就任「國家講座」、參與「陽明山會議」、出席「全國教育會議」、當選「十大傑出青年」，各項往後可以平步青雲的歷練與殊榮紛紛到來。不過，彭教授卻未被這些所謂國民黨式的「功名利祿」而沖昏了頭，因而埋沒了台灣人的良知與折損知識份子的風骨。相反的，他以充份的自省能力來保持相當的警覺。這可以從當時發生的一件事情來加以證明。當他選為十大傑出青年時，在蔣經國邀約的茶叔中，他竟然藉故缺席，杯葛當權者的邀請。這項無異「向天借膽」的舉動，十足顯示出「富貴不能淫」的高尚節操和台灣人的尊嚴。

記得彭教授曾在回憶錄中解釋他當時的行為，他清楚地寫著：我自認為是超然、非政治性的純學者，我實不願我的學生看到我與眾人所畏怖的特務頭目卻又自稱「青年導師」的人，公然在一起。

當時，他萬萬沒有想到，這件事日後竟被列為「反政府」證據之一。原本單純的一介書生，只因他本著良心與勇氣拒絕誘惑，卻使人生的走向突然來次「大逆轉」，成為專制政權下的政治犯，這不僅是讀書人的悲哀，更是對時代的一大諷刺。

自救宣言的起草者謝聰敏，是當年第一名考進台大法律系的優秀學生。另外一位對宣言作修改與潤飾的，則是我從成功中學到台大都同班的魏廷朝。我記得我們三人都屬於同一讀書會。這個會的成員都是崇尚自由民主思想，而且都常在私底下批判蔣介石藉反攻大陸之名，實行獨裁統治的政策。

在我的印象中，謝聰敏是位天資聰穎的博學者，他的理論基礎十分穩固，對當時國際局勢瞭若指掌。他的思路清晰，關於時事的分析，常有獨到的見解。

來自桃園客家的魏廷朝，有著農家子弟的樸實與耿直天性。同窗六載，我最欣賞的就是他的文采與正義感，他對歷史有濃厚的與趣，常常一人待在圖書館博覽群書。他的驚人膽識在高中時我就曾見識過，居然敢向當時的青年救國團說「不！」。畢業後在我出國之前，我曾向他提起我將在國外為台灣的前途而打拼，他則向我表示，他想繼續留在島內奮鬥。雖然我十分感動，但卻想不到他竟會幹下這等轟轟烈烈的大事業。

我畢業後服完預官就到美國留學，一到美國，呼吸了自由的空氣，在一九六一年夏末住進了紐約的台灣同鄉會址，以半工半讀的方式就讀於紐的法學院碩士班。當地的新舊台灣同鄉們，對台灣事務都非常關心，但大多不敢正式出面，大膽的我就成為紐約的台灣人聯絡中心，一九六二年擔任美東台灣同鄉會會長，經常舉辦多項觸怒國民黨當局的各項活動。

彭教授師生三人被捕的消息傳到紐約後，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台灣同鄉都群情激憤，並透過各種管道設法營救他們，同時許多國際輿論也因而紛紛向國府施壓，最後，不得不把彭教授從監獄移到「家獄」實行二十四小時的軟禁。

一九七○年是海外台灣獨立運動風起雲湧的重要紀元，抱著「不自由，毋寧死」的決心，彭教授傳奇似地脫離情治人員掌控，於年初逃出台灣到瑞典，然後再於九月抵達美國。或許是受到此一事件的鼓舞，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在同年成立，我的同班同學蔡同榮、陳隆志分別出任正、副主席。我當時所扮演的角色則是全美台灣同鄉會創始會長，也因此在黑名單上名列前茅，無法返台，財產慘遭凍結。同年的四月二十四日，紐約發生了著名的黃文雄、鄭自牙「刺蔣案」，台灣獨立運動在海外掀起了前所末有的高潮。

在美國與彭教授的會面，使我對台灣的將來更具信心，因為一個強而有力的精神領袖將會使台獨運動提昇到更高的層次。彭教授就這樣展開了近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涯，以鍥而不捨的精神，大力鼓吹「台灣人有自己決定將來命運的權利」的主張，奔跑世界各國，引起許多海外台灣人的共鳴。兩年前，遲來的正義總算來到，彭教授終於可以返回生長的地方，在返鄉前夕，我很榮幸參與籌備工作及出任辦公室主任，歸國後的彭教授，雖然仍馬不停蹄踏遍台灣每一吋土地，日夜奔波於傳達他一貫堅持的「台灣主體性」的理念，但我從他的臉上絲毫感覺不到一絲倦意，反而更加容光煥發，我相信這是一個人與他生長的土地契合的最佳寫照。

今年年初，許多彭教授的學生及友人，因感念他對台灣民主運動的貢獻，特地籌募基金成立彭明敏文教基金會，期待彭教授的志業能早日在這塊土地開花結果。我也是發起人之一，現任基金會常務董事，渴望為台灣的將來多奉獻心力。

回國數年，發現時下年輕朋友對彭教授等三人，大都感到陌生，我覺得非常納悶。雖說彭教授去國多年，但是這種政治冷感症與歷史失憶病也未免太過離譜。於是我才發覺，歷史的謊言基礎不是建立在欺瞞，而是被遺忘。欺瞞終究有被拆穿的一夭，但遺忘的記憶可能永遠無法再現。

曾經是可歌可泣的壯舉，若是倒轉時空，卻好像輕而易舉。當「言論自由」已是天經地義；當「台灣獨立」已成為台灣人追求的目標；當「戒嚴、動員戡亂」等字眼已被人民所拋棄，他們三人當年的所作所為似乎不值得一提再提。其實，他們三人以喚不回的青春作為代價，換來今日許多「理直氣壯」的權利，這正是「台灣自救宣言」的最大歷史意義。

但是進一步而言，宣言中所呼籲的目標，在今日的台灣已完全落實嗎？只要稍微關心政治時事的人，都會得到否定的答案。

前不久，幾個颱風橫掃全台，風雨飄搖的天氣像是呼應著台灣當前的情勢—「焦唐會談」在台北的舉行。仍不放棄武力犯台的對岸敵國的談判首腦，以上國之姿駕臨他心目中的地方政府。在海陸二會盡棄前嫌、同氣連枝而洋洋得意之際，在強勢御用媒體一片精神錯亂的叫好聲中，我的耳邊不禁響起「一個中國，一個台灣」、「虛構神話」、「拋棄中國情結，認同台灣」 等熟悉的聲音。
三十年過去了，對於台灣前途的最大阻礙，依然橫逆在眼前。如何讓「自救宣言」所揭櫫的理想早日實現，讓這份文件走進日後的台灣歷史博物館，實在是所有台灣人應當省思的重大課題，也是向他們三人致敬的最佳方法。

（本文作者現為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常務董事、東方出版社常務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