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觀點談台灣獨立的意義 李筱峰

一

東亞大陸自從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併吞六國以後，出現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秦雖十五年而亡，但大漢帝國接踵而來，維續了長達四百餘年的大帝國的局面。秦漢帝國不僅奠走了後來中國版圖的基礎，也為往後華人的世界根植下「大一統」的觀念。秦漢之後，儘管在東亞大陸上幾度出現列國並立的局面，但是「大一統」的價值觀念卻一直在華人的心海中印下一條神聖的投影，視中央集權的大帝國為常態，視列國並立的時期為不正常。這種觀念，不僅在眾多帝王將相的心底如此，在後代史家的筆下亦復如此。結果，一些帝王將相往往以打破列國並立的局面、追求「大一統」為神聖的歷史使命；而史家也亦步亦趨以「大一統」取向做為謳歌歷史的標準。 然則，我們審視歷史，自大秦帝國以降的兩千兩百一十五年間，列國並立的期間就有七百三十三年，這段約佔三分之一長的時間，豈可視為非常態？如果再將先秦的春秋戰國群雄並立的時間也統計進來，則列國並立的時間長達一千兩百八十二年，這麼長的時期，豈能以非常態來看待？再說，人民生活水準的高低，與是否「大一統」，並不必然成「正相關」，有時候，在列國並立的時代裡，有些地方生活過得好好的，可是在遭受「大一統」之後，生活水平頓然下降，甚至因此進入動盪不安之境。最典型的例子，像四川，歷史上曾經出現數次獨立的政權，生活水平不見得差，被「統一」之後（例如：被趙匡胤的宋併吞），不久就發生農民被剝削而爆發的農民革命。再試看五代十國時期的大閩國，前後約五十三年，但在福建地區之開發，尤其是海外交通與貿易的重大轉變，卻有著重大的意義。中國的傳統史家顯然不在乎這些「分」「合」之間的社會意義，他們只在乎是否「大一統」，只要「大一統」，即使生活水平降低了，也無所謂；如果「分裂」，即使生活較好，也不應該。

「大一統」下的中國，幅員廣大，南與北，東與西，差異極大，加以厲行中央集權，結果往往抹煞了地方上的特性，阻礙各地方的創造潛能。為了滿足「大一統」的政治迷思，卻要做這麼大的犧牲，甚至浪費許多資源和精力，賠上無數的生命，這是中國積弱的因素之一。政治學者白魯恂（Lucian W.Pye）就曾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總之，「大一統」下的偌大的中國，就像一隻大恐龍本身的身子，成為自己的負擔，壓得自己幾乎無法超生。

這種「大一統」的大帝國觀念，與現代國家的觀念是背道而馳的。史家梁啟超甚至更不客氣指出，中國過去根本沒有國家。試看梁的一段文字：「我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間其國之名為何，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唐、宋、元、明、清者，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

這種「一家之私產」的舊王朝，當然沒有以「國民主權」為基礎的現代國家觀念，他們知道的只有「天下」，而且不是「天下為公」，而是「天下一統」。「天子」中原逐鹿的主要目的是在完成其一統天下的歷史任務。萬一天下實在難以一統，而產生群雄並立的「分裂」之局，大家便要爭一個所謂「正統」的地位，因此就有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說法。所以，「大一統」觀念與「正統論」是一體之兩面，構成中國傳統歷史意識的主軸。

對於這種「正統論」，梁啟超也有嚴厲的批判：「言正統者，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於是乎有正統，」梁氏進而指出，正統論一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統治者以天下為私產，又擔心人民不認同他），足見這種大一統的正統論，其實是古代專制王朝的產物，與主權在民的現代主權國家相去十萬八千里。
台灣從土地、人民、政府、主權等國家構成的因素來看，絕對有條件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是，由於國民黨統治當局本身跳不出前述傳統的歷史意識。四十多年來並以這套歷史意識來灌輸人民，致使台灣雖有成為國家的條件，但始終不能普遍產生獨立建國的觀念。它明明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是許多人卻因跳不出傳統的「大一統」觀念，極力在破壞自己的獨立自主。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國家—明明自己已成獨立狀態，但自己卻硬是不承認自己。這完全是傳統的歷史意識在作祟。

二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最喜歡編造歷史說「台灣自古即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企圖以此來營造台灣與中國一體的印象。其實，台灣真正被納入中國是在一六八四年被清國併吞開始，此時已是十七世紀末葉，何以稱「自古」？原來國共兩黨的「自古」，是根據全《三國誌》所載，東吳孫權為了「普天一統」，派甲士浮海遠征夷州，「得夷州數千人而還」一事。其實，夷州是不是台灣，史學界尚無定論。退一萬步說，就算夷州是台灣吧，然而派兵入侵別人土地去擄人，就等於領有該地，這是甚麼邏輯？這不正是前述的「霸者之私天下」的歷史嗎？如果說三國時代台灣就屬於中國（其實，那個時候哪來「中國」這個國家？），為什麼到了十七世紀的明朝，還不承認台灣是他的領土？一六二三年荷蘭第二度佔領澎湖時，明朝政府與荷前所訂的議和協訂，要求荷蘭退出其領土澎湖，至於荷蘭退入台灣，明政府表示無異議；《明史》中的<外國列傳>，也明白將「雞籠山」（指台灣）列於其中，與日本、朝鮮、琉球、呂宋、安南等等，並列其中，皆被視為外國的一部份。（詳參拙文<台灣自古即為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嗎？>，收入拙著《台灣要衝決網羅》）。

台灣自古即非中國的領土，於史實上至為明白。而從近二百多年來的台灣歷史看，台灣的社會也呈現出異乎中國社會的許多特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台灣表現出濃厚的海洋文化的性格。歷史學者鄭欽仁指出，「台灣的開發，與世界走向海洋時代，大體同時，所以一開始便納入世界史的範疇。」不錯，十七世紀中葉，荷蘭統治下的台灣，已經開始了轉口貿易，成為日本、中國、南洋、歐洲等地貨品的集散中心。誠如史家黃富三指出的，「台灣一進入歷史時期即躍入以貿易為導向的海洋文明體系。由荷人充當『首動者』（Primemover）角色，貿易竟成了日後台灣歷史與社會發展的特續性特色，而有別於自足導向的中國農業經濟。」；鄭氏王國時代，雖然陳永華把中國部分封建文化的價值與制度引進台灣，但是台灣另一方面仍展現出它的海洋文化的特長。鄭經時代台灣的外貿仍持續進行，由於封建古國的中國（清）嚴禁外人互市，台灣竟成為遠東中國商品的集散地。鄭經甚至廣招各國來台貿易，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即於一六七○年來台設館貿易。

然而，台灣被清朝「統一」（併吞）之後，台灣的海島傳統與大陸傳統的差異與矛盾逐漸顯露出來。滿清王朝這個封閉的大陸封建政權，拘泥於自足式的農業經濟，只重米糧生產，不重視貿易，對台灣採封山禁海政策，限制台灣對外貿易，使得台灣自荷蘭時代就已出現以出口為導向的商品經濟性格，大受挫折。台灣因與清國合併而受其封建鎖國的經濟圈的拖累，國際貿易乃大幅萎縮，台灣逐漸喪失其遠東貨物集散地的地位。但是台灣的海洋性格，在大陸文化的箝制下，卻仍蠢蠢欲動。「行郊」的出現，是最具體的說明。這種以貿易範圍相同之商號所結合而成的商業集團，自一七二○年代起，經過「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發展，負擔台海兩岸貿易的職能。「行郊」的發展，使得郊商急速成長為可與地主抗衡的新富階級。其背後正是台灣海洋文化性格的展現。一八六○年，因為英國乘英法聯軍之役訂立天津條約之便，要求將台灣列為開港通商的地方。台灣海洋文化的商業根性，因大陸封建政權的門戶被西方列強打開，才得以再進一步發揮。台灣才再度納入世界貿易體系中。台灣正式開港貿易後，各國商船紛紛隨之而來，貿易迅速擴張，發展的結果，在原本苦於貿易逆差的清國境內叫，台灣卻是一個貿易順差的地區。

大清帝國統領台灣兩百一十二年，比較有心建設台灣是在最後的二十年。一八八五年以後台灣建省，首任巡撫劉銘傳在台灣推動洋務運動，短短六年的任期當中，台灣成為全清國推動洋務最有成績、阻力最少的一省。台灣的洋務運動起步比大陸慢十五年，卻能後來居上，學者許雲姬分析其因素之一認為：「因台灣物產豐饒，茶糖樟腦的外貿暢旺，且因地處邊陲，來自中央的羈絆較少，地方大員能放手建設事業，再加上台灣是海島，島民之民智早開於內地，因此不僅未形成改革的阻力，反而是促使現代化的幕後助力。」這不正是開放的海洋文化，勝過封閉的大陸文化有以致之嗎？

一八九四年，清國為了朝鮮主權問題，和日本發生甲午戰爭，清國打了敗仗，卻割讓二千公里外與此事毫不相干的台灣。做為大中國的一部分的台灣，就必須背負大中國腐敗與落後的包袱，這是歷史的必然。

台灣雖然淪入「異族的魔掌」，享受不到「祖國的溫馨」，但是這個異族不是普通的異族，而是進入明治維新近代化的日本。儘管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受到不平等的待遇，緻濟受剝削，但持平而論，台灣透過日本的明治維新，間接吸收到現代的世界文明。反觀當時的中國，都在動蕩不安的戰亂之中，因此，經過五十年的隔離與不同的發展，台灣與中國形成兩個性質相當迥異的社會，台灣的社會發展，領先中國約三、四十年，生活上的價值觀念也與中國相當歧異。由於有著這樣的差距與歧異，以致在終戰後，台灣又再度與中國合併不久，便因彼此的適應不良而產生磨擦，釀成台灣史上最大的慘案—二二八事件，這個事件，從社會文化的觀點看，也可以解釋成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間的磨擦與衝突。總之，這種磨擦與衝突，是無視於兩個社會之間的差異，冒然進行合併的結果。

這四十幾年來，隨著社會的變遷，工商的發展，文化的交融，台灣內部的族群之間已無太大的間隙。但是，台灣與對岸的中國，卻仍有著近代以來所一直存在著的差距。兩者之間，社會結構不同，法律系統不同，價值觀念不同，政經體制不同—有這麼多的不同，如果硬要強行合併，對中國無益，對台灣絕對有害。台灣這四十幾年來的經濟成果，正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發展出來的結果，一旦被中國併吞進去，諒必又要重演四十多年那場倒退三十年的「統一」惡果。

歷史的發展，誠如史學者黃富三指出的：「在台灣與大陸分分合合的過程中，我們悚然發現，合併時竟是進步最小而社會混亂的時代；反之，分離或發展自我性格時，卻是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時代。」這樣的歷史教訓，還退不夠我們台灣全體住民深省嗎？
一九九四年八月六日 台北

（本文作者現為世新學院專任副教授，東吳淡江大學兼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