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救宣言」案補充自白書 魏廷朝

認識彭明敏教授的經過

我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上週彭教授開的「國際公法」（法律系共同必修），但跟教授並沒有個別的來往。

我只對憲法的理論感到興趣，因此，撰寫畢業論文時找到劉慶瑞教授指導，探討日本新憲法的制定過程。彭是劉最要好的朋友，因此，劉改變了我對彭的成見，不再把彭看做打算「一路望上爬」的翰林。

旁聽過殷海光先生的「羅素哲學」，讀過他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發表的政論，覺得「殷海光天天在迫害國民黨」（鄔昆如神父）的指責，並非完完全全的無中生有。由於沾李敖的光，在文星雜誌寫文章，引起殷先生的注意，從此，常和朋友（包括謝聰敏）一道去訪問他，飽聽他對時局的意見。

他認為國民黨是徹底的奸詐（Perfect purfidy），必須加以打倒。蔣政權在台灣作惡太多，必將引起台灣人民的反抗。殷先生最擔心的是：到時候洪水爆發，不可收拾，台灣人會把對蔣政權的積怨，發洩在所有的外省人身上。「救救我們啊！」他有一次幾乎跪下來。他希望我一定要管政冶，最好請彭先生出來領導將來的反對黨。

有一段時期，我寄居台大第四宿舍二十三室。同室的張偉仁在碩士論文口試的時候，懷疑發問的校外評審委員沒有用心讀過「羅素的政治思想」，引起了爭論，被指責不夠謙虛後，竟以謙虛是奴隸的道德反駁，結果改用英語力辯，場面非常尷尬。主持口試的彭明敏所長，託同學傳口信，要張偉仁到彭家好好談一次。我陪張偉仁上彭家，細聽彭教授用最誠懇的口氣，說服這位才氣外溢的學生。

第二次見彭教授，是在他的研究室。有一位老同學，考取了日本政府獎學金，準備到日本東京大學攻讀政治，他怕彭教授不肯寫推荐信，要我代他懇求。我硬著頭皮攬下這份差使，卻沒有多少把握。想不到彭教授只簡短地問兩句：「他自己怎麼沒來？」「他的日語能聽能寫嗎？」就很爽快地當場寫下推荐信，交給我。

印刷廠為什麼敢承印反政府的傳單？

負責接洽印刷的謝聰敏，為了避免打草驚蛇，採用兩階段排字印刷方式：

一、請第一家印刷廠排鉛字，標題是「反攻大陸政策商榷」，作者是胡昌華（杜撰）。宣言稿中的「蔣介石」、「蔣政權」字樣，一律改為「毛澤東」、「毛政權」。

二、以自行校對為藉口，把排好了的鉛字架帶回來，把「毛澤東」和「毛」字全部抽出，換成「蔣介石」和「蔣」字。拿下標題和作者，改為空白。然後，把鉛字架送到第二家印刷廠付印。

如果一切順利，還要把鉛字架帶走，回復原狀，送還第一家印刷廠。

謝聰敏事先已經打聽好了，生死交關的第二家印刷廠的老板不識字，不難矇混。我們選定九月二十日付印，是因為那天正好是中秋節，工人休假。不識字的老板願意獨自加班，多賺一倍的費用。

不料，百密一疏，我們還是被老板瞞過去了。我從上午九點開始監印，一直到下午三點多，中間除了上廁所，離開兩三分鐘之外，始終在盯緊印刷機。顯然，老板對我們懷有戒心，於是利用這短短的空檔，抽走了一份宣言，遞給他年幼的兒子，後來拿出去密告了。

被捕是意料中的事情嗎？

謝聰敏相信：我們三個人都不是情報治安機關所注意的對象。只要我們在保管好傳單，處理好鉛字架並送回第一家印刷廠之後，各自離去，一定不會被捕。只可惜他在九月十九日晚上熬夜，極感勞累，在旅館昏睡太久，才耽誤了善後的時機，意外被捕。
我認為被捕是最正常的結局，只可惜沒有發出一張宣言。理由如下：

一、我們曾找另一家印刷廠接洽而遭受拒絕。我相信情治單位一定會在印刷廠佈線。

二、我們即使逃過在旅館被捕的一劫，也可能在把鉛字架送還第一家印刷廠時被捕。我不敢假定：兩家印刷廠的人都不會為了領取獎金而密告。

三、我們為了搜購「蔣」字，跑了好幾家鉛字店，說不定已引起了注意。

牽連無辜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吳章銓，在我研究室的書桌上放了一張便條，託我細讀一篇學術論文，並提供意見。我被捕後，研究室遭到搜索，這張便條竟成為重要線索。

辦案的特務一口咬定：那篇論文就是台灣自救宣言。因此，吳章銓就被送進警總保安處了，聽說被修理得很慘。

幸虧近代史研究所當時的郭廷以所長，受蔣介石父子的倚重（參與「蘇俄在中國」的撰寫），由郭所長出面保證，吳章銓才能在十天後獲得釋放，以不起訴處分結案。

吳章銓本籍福州，平日謹言慎行，從來不照相。不料竟因一張便條，飽嘗黑牢之苦，真令人浩歎。
對辦案單位的印象

我們在台北鬧區圓環附近的一家旅館，被持槍而入的一群便衣逮捕，顯然為動了跑社會新聞的記者們。便衣大概是為了要甩掉記者們的追蹤，才命令司機把囚車開到天母山麓的保安警察部隊。

他們打算「秘密解決案件」—這是我的第一印象。

我們在第二天傍晚，才被靜悄悄地送往西門的大廟（保安處）。接下來，就是連續一個星期，不眠不休的疲勞偵訊了。辦案的特務們分成三班，每班四人，輪流訊問。當中止訊問的時候，就大放厥詞，向我誇示他們所共同確信的某些觀念，並阻撓我打瞌睡，例如：

天下最航髒、最卑鄙、最下流的東西就是政治。

政府、國民黨可以罵，蔣老頭絕對不可以碰。

政治案件，政治解決。換句話說，就是要用最有利於統治者的方式來解決，與法律不相干。

法律只不過是手續而已，演戲而已，根本不能拘束統治者。

天下總要有人幹特務。某甲不幹，自然有某乙會幹。

你犯的是國法，又不犯我的法。你我不妨交個朋友看看。

你在這裡（保安處）的期間所知道的一切，都不可以洩漏出去，否則，應當接受最嚴厲的制裁。

國民黨遷台以後，勵精圖治，比起過去在大陸時代改進了很多。太過挑剔，實在沒良心。

好漢不吃眼前虧。

人不自私，天誅她滅。

起初，我還耐著性子跟他們爭辯。後來，由於實在是太累了，而且發覺原來他們是「死腦筋」就乾脆保持緘默了。

台灣自救運動聯盟一共有幾個人？

宣言最後的呼籲雖然強調「政府機關、地方團體、軍隊、公司、報社、學校、工廠、農村，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事實上，運動聯盟一共才只有彭明敏、謝聰敏和我三個人。

為什麼少掉兩百多份傳單？

我們向印刷廠老板言明印製壹萬份，但由於印刷機老舊，油墨太濃，印壞的有一百二十四份，總共交貨九八七六份。傳單分裝兩隻大皮箱，送到台北市衡陽路八十六號三樓保管。後來被警總保安處的便衣搜走。印壞的部分，我們在旅館燒燬了，不可能外流。
然而，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下旬，我們接到起訴書，才知道傳單只有九六五六份，整整少掉了兩百二十份！

起初，在剛開始秘密偵查的期間，還有辦案人員追問二二○份傳單的下落，後來就不作聲了。

辦案的特務可能以「請專家研究案情並提出對策」的口實，抽出二二○份。其中也許有一部分外流，成為高價商品，這是合理的推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