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鴿派的獨裁者 自救運動三十年感言 謝聰敏

「一個台灣,一個中國。」是鐵一般的事實。這是三十年前,我們在「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中針對「一個中國」政策所提出的一項主張。現在「一個台灣,一個中國」已經是群眾運動的有力號召。人民主張以「台灣」名義參加聯合國。我們的目標尚須繼續奮鬥,卻是一股無可抗拒的時代潮流。

三十年來,台灣終於拋棄了「反攻大陸」的神話。國府先則以「反共復國」的口號替代「反攻大陸」的神話,繼則宣佈「階段性兩個中國」,終於提出「政治實體」論在國際社會求生存。台灣從「反攻大陸」的神話移動,以「台灣」的名義稱呼台灣,擺脫傳統「大一統」觀念的支配,自由表達人民的理想和利益,正是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典型過程。許多人前仆後繼,為民主化和自由化遭受迫害。

在自由化過程中,國府在台灣製造了兩萬九十四百零七案政治案件,逮捕了十四萬以上的人民。我為一篇未發表的文章被逮捕兩次、入獄十多年,流亡十多年。「鐵窗誤我三十年」。我根據我的監獄生活和流亡生活,出版「談景美軍法看守所」、「出外人看台灣政治」和「黑道治天下」等書筆伐國民黨政府的權威主義體制。

在自由化的過程中,我們爭取自由主義的古典權利—人身自由、言論和學術自由、通信自由、居住自由、結社自由、請願權利和受公正審判的權利。現在由於經濟開發和科技進步,我們應該要求保障良好環境的權利,維持健康的權利,知的權利和隱私權。我們檢討在權威主義體制下的愚民教育,受國民教育的義務也應該改為受民主教育的權利。

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我們要求制定新憲法,建立民主常規。憲法是國民向執政者提出的基本規則,對國民來說,是控制政治、維護基本權利的大原則。政府的施政應以憲法為基準,實行「法律統治」。但是現行憲法仍然是「外來憲法」,由統治者制定的憲法。在這次修憲的過程中,國民黨藉國大代表解開領帶、捲起衣袖,在喊殺聲中修正通過,充分顯示了「暴力統治」。

在國會方面,三十年來立法院雖經改選,屢次就核四興建、大學法法案、國安會與國安局組織法、總預算案等等,由於強行表決,程序缺陷而落入紛爭、癱瘓了議會。這是一場鬧劇。黑社會人物成群結隊占據國會旁聽席,立法院和違章建築一樣,是一種「違章國會」。這種欠缺正當性的惡法如何使人信服。本來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由監察院分割調查權和審計權,已經削弱了立法院民主國家所應有的國會權力,議事的醜陋更使人質疑「國會已經死了」。

我們曾經要求廉潔公正的政治,樹立健全的文官制度。現在輿論已經嚴格批評「金錢政治」、反對「賄選」。三十年來,政黨和某些財團的結合,狼狽為奸,不知檢討。大官和某些財閥都從中國傳統文化學習「大行不顧細節」的修行。政府機關成為反民主的工具,一方面操縱傳播工具扭曲事實,隱瞞人民,使人民盲目服從,他方面吸取稅源,榨取選舉經費,公然賄選,「賄選」又能動員黑社會—黑道治天下。在一黨支配之下,由政權交替而促成新陳代謝仍然相當困難。

偶爾我們聽到肅貪的呼聲。但是三十年來,黨、政、軍,互相依賴,與財團和法院同流合污,成為結構性的貪污。他們都練就一身的「壁虎功」,每遇調查,都能掉下「壁虎尾巴」,從容脫身,中斷線索,無從震撼貪污的根源。司法本來就是台灣最黑暗的部門。由黑暗的司法機關肅貪,究竟能有多少成就,尚待觀察。

而國民黨籍行政院長郝柏村公開批評該黨總統李登輝「一人修憲」與「一黨修憲」。我在郝柏村的大作「無槐」一書中發現台大政治學系教授胡佛援引西班牙的民主化比喻台灣的民主化。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死後,繼承人卡洛斯王子任命「國民運動」秘書長蘇亞雷出任總理。「國民運動」秘書長就是佛朗哥的法朗黑黨秘書長。這位吃法朗黑黨乳水長大的總理不但說服國會通過「政治改革法」,建立以民主方式選出的新國會、而且採取果斷的政治手腕撤消了「國民運動」秘書處—支配西班牙的法朗黑黨秘書處,將反對黨合法化。胡佛教授以西班牙比喻台灣,忘掉了國民黨未曾撤消它的獨裁組織—「國民黨」秘書處。台灣的獨裁組織國民黨不但未曾解散,而且與財團結合,建立「黨國資本主義」。何況國民黨仍然保留列寧式的政黨,由蘇聯式的政工體制控制軍隊,並且維持蘇維埃式的國民大會。西班牙總理蘇亞雷取消政府操縱的辛迪加工會組織,以獨立工會代替。在台灣,日本殖民時代為農民爭取權益的農會,變成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國民黨指派總幹事,總攬信用部資金,操縱選舉,剝削農民,使農民陷入苦境。現在民主化和西方化已經是世界潮流,台灣的反對黨在獨裁政黨的陰影下,能夠像東歐和南非一樣爭取人民的支持,實現「政權交替」的理想嗎?

國民黨的領導人為了預留個人和國民黨集團的活動空間,緩和國內外壓力,爭取友邦的支持,容忍台灣的自由化。實際上,國民黨未曾改變權威結構,未曾經過公正的選舉承擔政治責任,因此從郝柏村對李登輝的批評,我們可以稱呼李登輝體制是一種「獨裁制的鴿派」。李登輝領導下的國民黨在大學法的修改案、國家安全局組織法、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和人事行政局組織法以及核四預算立法過程所表現的,處處設防,唯恐民主化過於激進,危害個人和國民黨集團的利益。李登輝就二二八事變發言,「大家眼光要向前看,不要只向後看。」但是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死後的領導人胡安、卡洛斯國王則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對新國會說:「我們應該努力永遠消除我們對立的歷史原因。」台灣反對運動的領導人和人民必須認識現階段的國民黨只是鴿派的獨裁者,仍然抗拒民主化和自由化,未曾消除對立的歷史原因,尋求和諧。

反對運動曾經為是否參加「大一統觀念」的省長選舉而發生爭論。我必須指出:權力固然是政治的實質,卻只是政治的一面而已。政治還有自由的一面、人民還要追求正義和理想的境界。我們要建立理想的社會,需要某種權力。沒有權力,我們就無從追求自由,實現正義和理想。只有理想、沒有權力,有時反而加重我們的苦難。追求正義和理想帶給我們希望,但是不能認真思考實踐的戰略、可能會加深我們的絕望。我在監獄中和流亡中都看到反對運動為一時一地的是非而辯論,陷入理念之爭。許多事情在理論上不可能取得一致,在實際上反而容易達成協議。

在美國紐約,我曾經借「台灣人自救運動二十週年紀念會」,請求反對團體以寬厚的態度領導反對運動、發揮合作互助的精神。在三十週年的前夕,我再次請求反對運動的領導人以做一個政治家來勉勵自己,面對不可知和不能預見的世界,承擔自救運動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