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民主的滿圓 紀念《台灣人自救宣言》三十週年 邱垂亮

歷史是人寫的。人自稱為萬物之靈;但人也是充滿自私、偏見、矛盾的動物。所以,人寫的歷史常常忽視、忘記、甚至扭曲、假造事實。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死後,台灣民主政治發展突飛猛進,台灣研究除了已有的經濟奇蹟題材外,又有了令知識分子好奇、振奮的政治民主現代化課題,幾乎成了顯學。最近幾年有關台灣經改社會發展的著作,可以說是汗牛充棟。

這兩年我也不例外,也在趕搭台灣研究的列車,拼命在寫。為了寫書,也拚命在看書。現在在我書桌上就有十幾都由美英等國出版的大作,都是洋洋大篇,我都詳細讀過。

我讀過後發覺,這些作者大多屬自由民主學派,為台灣的經濟高度成長和政治民主和平演變,都有驚嘆式的稱讚和認同。他們也大多同意立普賽德(Symour Ma-rtin Lipset)經濟發展導至社會多元、公民社會化,進而導至循序漸進政治民主化的「政治人」(Political Man)理論模式。他們也有不少同意蔣經國死前一兩年主導台灣民主化扮演的關鍵角色,而有姆地(Peter Moody Jr.)的當權政黨適應性(ruling party adaptability)之論。

民主化方法論的差異

為這兩個主流論點,我有一定的接受,但也有一定的疑慮和批判。我最反對的是,他們有意或無意地為新權或主義、甚至新儒教主義的專制政治製造了合理化的理論基礎。由蔣經國到李光耀和馬恰蒂亞,甚至到鄧小平和李鵬,他們「先經濟後政治」或「經濟右政治左」的發展政策,都在這些西方自由民主主義的學者的論境裡找到了理論解說依據。

另一點我不能苟同的是,這些學者大多或多或少忽視、輕視了台灣人民,尤其是反國民黨政權的黨外民主運動者,在台灣政治現代化發展上流血流汗作出的貢獻。這不只是不公平,更重要的是他們誤入東方專制政治的文化歷史決定論的泥淖,不能自拔地變成新儒教、新保守主義的反動夥伴。

這樣的謬誤,不僅國民黨的朋友,加馬若孟(Ramon Myers)和墨子刻(Tho-mas Metzger),常常犯;連黨外的朋友,如家博(Bruce Jacobs)和溫克洛爾(Edwin Winckler),都會犯。

在我最近的新作中,我在經濟和文化決定論之外,孤軍奮鬥,想從民主制度決定論的角度切入,破除新儒教、新權威、新保守主義的東方專制政治歷史包袱,為台灣人民、尤其是黨外民主運 動的角色和貢獻,作出比較公允的歷史定位和理論析說。

從五四運動式的文化民主運動,到台灣二二八事件後本土菁英的制度民主運動,我認為有其實質差異,導至了中國與台灣走上南轅北轍不同的政治不歸路。

扭曲歷史的說詞

今日中國和台灣因而成了兩個主權在民運作模式完全相異的政治體制。即使在一些對台灣民主現代化,尤其是台灣人民民主運動,有較公正,肯定述寫的作品,在處理五○年代《自由中國》文化民主、一九六○年雷震組黨的制度民主,到六○年代《文星》的啟蒙,再到七○年代黨外運動的文化與制度民主化,最後到八○年代中期民進黨組黨前後的制度民主運動,等等問題上,大部分的學者都把一九六○年雷震的組黨和一九七五年老康的《台灣政論》事件輕輕帶過,而把台灣民主運動起飛的年代定在一九七七年許信良選縣長引發的中壢事件。

當然,更少在五○、六○年代台灣省議會「五虎將」的選舉制度民主化效應上著墨。這些都是違反新儒學、新權威、新保守主義理論架構的民主發展變數,有人是故意、有人是思維模式上無法容納地忽視。這在一定層次上我可以了解,雖不能完全接受。

當然,把台灣民主化的實質制度演變,定位在八○年代中期民進黨組黨前後與蔣經國政策反應抉擇的歷史時刻,雖然合乎新儒學、新權威、新保守主義者的理論說詞,我是完全不能贊同的。我認為它是歪曲歷史真相的意識形態之論。

支持彭明敏教授選總統

過去一年,我在台灣客座一年,有機會多和彭明敏教授接觸。對這位六○年代台灣政治嚴冬時代就提出人民自決制度民主化的先知先覺,我有了較深的認識。我對彭教授多年的尊敬,也由感情的認同層次,落實到今日台灣實際民主政治發展的理性思考和行動抉擇層面。我希望和支持彭教授出來競選下屆總統,是在上述台灣制度民主現代化的政治生態變數理性分析、考量下的決定。我在台大外文系唸書的時候,是六○年代初白色恐佈政治冬天的肅殺時代,我沒有上過彭教授的課,沒緣份和他產生珍貴的師生感情。

三年前,彭教授的民主基金會在夏威夷召開一個有關台灣民主化的學術研討會,我被邀請參加,才和他第一次見面。聆聽他的理性深厚的民主意念,靜觀他的穩重恢宏的民主政治家的風範,雖已歷盡滄桑,但其大家品味歷久彌堅,光芒四射,令人喜愛敬佩。

一九九二年彭教授回國造成旋風。兩年來我在國內走動觀察,我越來越認為,在目前嚴重的「李登輝情結」政治生態環境下,台灣民主運動非常需要彭教授在下一屆台灣人民直接選舉自己的總統的歷史動作上,代表民進黨與國民黨大戰一場。我的制度民主化的理由是,他是在野勢力中最適合、最有意義的人選。

一脈相承的台灣經驗

成敗,他都將在過去三十年的台灣民主運動的風雲歷史中,走完一個不僅是他個人、也是全體台灣人的一個「時空的滿圓」(full Circle)。

就在這種期待的心情下,我完成一年的教研客座生涯。返澳前,和彭教授及陳永興醫師告別,他仍提醒我,今年是彭教授和謝聰敏及魏延朝兩君發展《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三十周年的「滿圓」年代,我們應該慶祝紀念一番。他們囑我塗一篇短文,為出專集助陣。

回來後,一邊校訂新書《東方專制政治的民主化》("Democratizing Oriental Despotism"),一邊再讀《自由約滋味》;一面看滿東有關台灣民主發展的書,一面想怎麼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講幾句歷史論斷的話。

三十年前三位台灣知識菁英,大智大勇、先知先覺地為一千多萬台灣人民勾勒出來的民主政治藍圖,現在已經完全驗證是字字真言、句句真理,正確預言了台灣政治前途必須走過的生命共同體建構通路。在一九六四年蔣介石極權專制統治政權最嚴厲的時代,他們三位師生的智慧、勇氣和遠見,實在叫人難以相信,只能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實不需要我去錦上添花,再費筆墨去歌功頌道。我再讀這些著作,包括我自己的拙作,令我驚訝得目瞪口呆的偶然發現是,幾乎所有作品都把六○年代的台灣政局以「政治冬天」一筆帶過,而沒有對一九六四年的《宣言》事件詳加析述,給與其應有的歷史定位。

一定寫入史冊

這裡我指的是,包括我自己的英文著作。我趕緊修正了我的疏失,在書稿中補上了一段有關《宣言》的話。之後我深思反省,發覺我們這些「西方」的自由民主學者看台灣問題,都沒有脫離馬克思、韋伯(Max Weber)、魯恂白(Lucian Pye)等釐訂的東方專制文化決定論的範疇(paradigm)。在這個文化範疇的限制下,我們只看到蔣介石的強硬專制主義(hard authoritarianism)的龐大陰影,而幾乎完全忽視了彭教授和其高足的驚人、動人的舉動對台灣民主化的重要貢獻。

台灣人民民主運動史,從二二八、殷海光、雷震、《自由中國》和「五虎將」,到彭明敏教授和《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再到黨外運動,最後到民進黨組黨後政黨制度民主制度的建造,環環相扣,一脈相承,與台灣經濟奇蹟同時同步進展,與新儒學、新權威、新保守主義主張的發展模式、理論架構完全不符合,這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台灣經驗、台灣人的驕傲。 《宣言》三十載、彭教授出國回國,都是台灣民主運動史內時空之「滿圓」,二二八事件到一九九六年的台灣總統直接民選,更是台灣人民民主運動制度和民主突破創建的大時空的大「滿圓」。

三十年和五十年,都差不多是一個人創造生命時光的全部。彭明敏教授全部生命都奉獻給了台灣的民主運動,三十年的「滿圓」他瀟洒走過、留下淚痕,也留下深刻的民主歷史足跡。不管他選不選台灣總統,我相信,在台灣民主運動的五十年大「滿圓」裡,他也會一樣溫文爾雅、理性恢宏、大方瀟洒地走過,他一樣會留下令人永生難忘的民主大家風範和歷久彌堅的民主開創史記。
這我充滿信心,也有決心把它為人史冊。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澳洲昆大(本文作者為澳洲昆士蘭大學牛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