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救宣言」三十年滄桑 孫慶餘

三十年前，彭明敏身為蔣介石刻意提拔的「台灣人樣板」及最受台大學生歡迎的「國際法權威」，卻毅然和學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發表「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他們雖然因此像古代預言災難的先知般換來顛沛流離的命運，但他們所提出的嶄新視野也從此像漣漪般逐漸拓展深入每一個有良知的台灣人心坎，開放了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及台灣人自救運動。在「自救宣言」三十週年的今日，回顧這一段的滄桑，可堪告慰的是：彭明敏先知式的預言及呼喊並沒有白費，「自救宣言」的主要觀點及目標終於蔚為全體台灣人共識，而且逐一付諸實現了！

「自救宣言」最早指出，「反攻大陸」是二十世紀的大騙局，一方面在騙取大陸來台人士的支持及緩和他們的思鄉情切；二方面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及法令的正常功能，陷害正義人士，限制新聞及言論自由，實行愚民政策；三方面「挾中共以自重」，作為向美國討價還價、勒索的工具，當美蔣交涉不順，或美國向蔣介石施以（如開放民主、民權）壓力時，立即在香港放出國共和談的消息。

「自救宣言」也最早指出，蔣政權自稱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因為國大、立院都是在大陸經過中國人民選出，但一九四七年選出的代表任期早已屆滿，絕不代表台灣；大陸中國人又已選擇另外一個政府，把蔣政權趕出中國大陸，蔣政權也不代表大陸；蔣政權只有獨裁，沒有民主，絕大多數黨員毫無說話權利，只能恭聽領袖訓辭，鼓掌鞠躬，所以蔣政權甚至不能代表國民黨。換言之，蔣政權只是國民黨內少數集團的代表，既不代表中國，又不代表台灣，甚至不能代表國民黨。它統治台灣的秘訣就是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為，使他們互相猜忌，無法合作，因為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就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針對「反攻大陸」及「代表全中國」謊言的破產，「自救宣言」提出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解決之道說：台灣足以構成一個國家嗎？國家只是為人民謀福利的工具，任何處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們，都可以組成一個國家。而一九四九年來，台灣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其人口、面積、生產力、文化水準等條件，在聯合國一百多個國家中，可排名第三十餘位。況且，許多小國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福利和更精緻文化，如北歐各國、瑞士，我們應拋棄「大國」的幻想和包袱，面對現實，建設民主而繁榮的台灣。
「自救宣言」並且警告：有人說蔣介石已成了裸體皇帝，我們可以坐待他的末日。但我們不能不猜想，走到窮途末日的蔣政權會將台灣交給中共。我們更不能不憂慮，台灣將被國際上的權力政治所宰割。因此，必須推翻蔣政權，團結人民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必須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必須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人聯合國；必須遵循民主常軌，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必須樹立健全的文官制度，確立廉潔公正的政治；必須保障司法獨立，廢除侵犯人權的法規；必須依民主國家常軌，規定警察的地位和職務…。

「自救宣言」最後呼籲：多少年來，中國只有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一個是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真正的知識（良知）反而不能發揮力量。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放棄對這兩個政權的依賴，在國共之外，選擇台灣的第三條路—自救。讓我們來號召不接受共黨統治，又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人們，團結奮鬥，建設我們的自由國土！

以上這些言論，即使三十年後看來，也仍栩栩如生，宛如昨日。沒有穿透時空的政治智慧及預言能力，是不可能寫出如此深刻的「自救宣言」的。這就難怪，彭明敏師生三人在一九六四年九月被捕，消息立刻傳遍了海外；次年「自救宣言」文件輾轉流抵海外，又為海外台獨運動帶來前所未有的視野。可以說，海外新一波的台灣人運動由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底，始終未曾脫離「自救宣言」的思考模式。若說「自救宣言」引導了近三十年的海外運動，並由海外再影響島內，一點也不為過。

大抵而言，二次戰後的台灣人運動可分幾大階段：第一階段由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引發，主要是仕紳階級的運動；第二階段由一九六四年彭明敏師生三人的「自救宣言」事件引發，開始擴大為留學生及知識份子的運動；第三階段山一九七○年底彭明敏的脫逃國外事件引發，台灣人運動進入世界性聯盟及組織期；第四階段由一九七九年底高雄事件引發，海外及鳥內廣大台灣人社區突然覺醒，運動進入多元化時期，「革命」、「民主」「自決」各自爭鳴；第五階段由民進黨的成立引發，島內外台灣人力量由「萬山奔騰」再轉為「百川歸海」。

這五大階段都有一特色，就是島內外具備「共生」關係。每一階段運動都由島內的重大政治事件引發，每一階段又由海外來擴大及推動成果，也就是「海外領導島內」，直到第五階段民進黨成立，台灣掙脫了戒嚴及白色恐怖的威脅，主從順序才倒轉過來，成為「島內領導海外」。

而入家不能忽略，正是由於彭明敏特殊的魅力，在台灣人五大階段運動中，彭明敏一個人才能開放了兩個階段。這種階段不是時間的劃分，而是運動品質及幅度的提昇，每一階段提昇，都代表永不逆轉的一個地平線，每一次提昇，也都迫使國民黨政權相應調整對內政策（亦即被動改革），以延緩政權壽命。由此可見，「自救宣言」及彭明敏脫逃二事具有多大的歷史意義了。

但「自救宣言」後的彭明敏並沒有停止成長，彭明敏逃到海外後，又寫出轟動一時的「自由的滋味」，慨嘆「我的經驗正象徵著整個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他們的生涯和他們的悲劇」，（這段話讓人聯想到李登輝的「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主張「在討論台灣問題的解決辦法時，必須接受一個基本前提，即除了台灣人以外，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來自人民本身」，（這段話讓人聯想到李登輝對「主權在民」的詮釋）；強調「現代國家的建立，不是以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等基礎，而是以「共同命運」及「共同利益」的信念作根基。沒有一個國家有權僅因某地域住民的種族、文化、語言背景與之相似，就對該地域要求主權，而無視該地住民的意願」，（這段話讓人聯想到李登輝的「生命共同體」）。此外，彭明敏還在各種場合不斷重申，「在國際法和國際政治上，並沒有所謂「固有領土」，這種說法根本是不成立的。如果它能成立，全世界地圖就要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先知必須為他們的預言而受難，但先知也啟迪了人民的勇氣與覺醒，催生了一個全然不同的世界。彭明敏的一個學生曾說：「自救宣言」是舊時代的新腳步，彭明敏為此得罪了舊時代，但卻成就了新社會。旨哉斯言！

（本文作者現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