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上夜奔 陳芳明

強烈的車燈在路上奔馳，射向冷風颯颯的前方。窗外是島上的初冬，寒氣已足夠逼人。我與彭明敏先生才離開一場政見演講，驅車回到台中市。稍縱即逝的路燈，在車後拉長，使人不能不感到迷失，究竟身在何處。

這樣的旅途中，這樣的寒夜，不知彭先生有過多少次的穿越。海外流亡的時期，他早已如此嚐嚍暗夜奔走的滋味。回到島上，他依然還是不捨晝夜。年齡跨入七十歲的他，在一場冗長的演講之後，並未呈露絲毫的疲態。他在追求什麼，只有自己最清楚。不過，在從年輕時代就展開的追求，能夠使鬥志不減，恐怕還需要有一份過人的精神來支撐他。到今天，他的奔走，無疑是與自己的生命競賽，更是與他所搏鬥的時代在角逐。

我第一次與彭先生同台演講的經驗，是在一九七八年的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紀念會。那時，我也同樣被迫在海外流亡，並主持一份《台灣文化》的編務。那時，我這一代的知識份子，是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下成長起來的。困惑與痛苦，始終是心靈形塑過程中不能逃避的體驗。糾纏在內心中的這個歷史事件，我一直認為必須要有一個了斷。但是我從來不知道要以怎樣的方式去處理。我選擇在跨入四十歲中年的門檻之際，決定在海外舉辦一場學術性的討論會，以嚴肅的心情來面對曾經發生過的台灣悲劇。這樣做，也許能解除我這一代台灣人的些許苦悶。

我在構思邀請的人選時，彭先生的名字自然浮現出來。我讀過他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而且也協助過把這冊書譯成漢文，相當熟悉彭先生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遭遇。他與他父親，都是事件中倖免於難的典型知識份子；然而他們所目睹的屠殺景象，絕對不是「倖存」一詞就可磨滅的。他的父親在經歷事件後，「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如此慘痛的告白，尚不足以描繪他們那一世代的創傷。所以，在事 件的第四十週年，由他來發表演講應該是很恰當的吧。

我希望通過那場會議，讓戰前戰後兩個世代有從容溝通、對話的機會。在開會之前，我甚至假想彭先生會以激動的語氣發抒內心的聲音。因此，我儘量把自己的論文寫的冷靜、客觀，以使會議氣氛平衡一些。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事先的假想可以說是完全錯誤。
彭先生來參加會議時，腦部才經過一場手術，身體還末完全康復。那天，他是第一位發言人。北美洲的二月，依舊寒冷。彭先生頭戴呢絨帽，竟然精神奕奕開始他的演講。與我事前預期的，全然兩樣，他的語調相當平和，卻又堅強有力。他的主題，並不側重在事件發生的經過；他反而是放在整個台灣人心靈的檢討之上。做為自由主義台灣傳統的傳薪者，彭先生毋寧是重視台灣社會的重建。就像在一九六四年發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那樣，他以整體的觀點討論歷史事件的解決之道。他認為，只有開放的胸襟面對客觀的現實，才能使台灣社會擺脫歷史的宿命。這種開放的態度，包括官方必須公開史料，禁忌的話題也應該突破，族群之間的相互尊重更應該建立。在那一次會議中，我首度瞭解彭先生對二二八事件的見解。

在我所遇到的二二八世代的長輩之中，有無計其數的人至今仍然滿懷苦楚與冤屈。他們的眼淚，甚至還在流淌。但是，我也知道有許多人勇於去克服歷史加諸於他們身上的枷鎖。那種掙扎、糾葛，絕非外人所能揣摩。彭先生是我見證到的少數幾位長者，能夠超越苦難的心懷去看待二二八事件。聆聽了他的演講，使我更加確信，彭先生秉持的自由主義精神，絕對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能夠身體力行，同時又可擴充推廣。

自由主義在台灣命運，有其挫敗淪落的一面。自從胡適向國民黨靠攏以後，自由主義的精神面貌完全受到扭曲摧毀。日後的自由主義者雷震、殷海光，之所以走得那麼辛苦，胡適全然不能辭其咎。彭先生是把中國的自由主義轉化為台灣自由主義的關鍵人物，他繼承了雷震以降的民主精神，並且又進一步注入「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使自由主義能夠橫跨台灣會中的族群異線，符合台灣人民的真正需要。正因為如此，他的自救宣言包容了早期、晚期的移民，他的二二八史觀也包容了不同的族群。

寬容，是自由主義精神的真髓。胡適的誤導使台灣知識份子容忍了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予取予求。彭先生的出現提昇自由主義的層次，以不妥協的態度與國民黨對決，一方面則以謙讓的態度與外省族群和平共存。彭先生是這樣去信仰，也是這樣去實踐。他的想法並沒有任何標新立異，但是如果將之放回七○年代或八○年代，在未解嚴之前的台灣，這種視野可以說相當非凡。

彭先生在海外提出的「國民主義」（Nationalism）一詞，事實上也是從族群融合的觀點出發。對東方的國家而言，特別是對漢族中心主義的中國來說，nationalism譯成民族主義，往往含有種族與血統的意義，相當具有排外的精神。雖然被放逐於海外，彭先生頗知台灣社會的變化。當島上住民逐漸凝聚命運共同體的意識時，如果把這種意識譯成台灣民族主義，恐怕會被誤解成為福佬沙文主義的排外意識。當時，海外台灣人中間盛行「台灣民族」的理念之際，彭先生以國民主義的提法來緩和緊張的政治情緒，誠然有他用心良苦之處。

以自由主義做為終身政治行動的準則，乃是彭先生與其他運動領袖最大不同的地方。自由主義者最後會在台灣落得七折八扣，在於許多知識份子未能與權力人物劃清界線。六○年代的文星集團，七○年代的大學雜誌集團，結局之所以變得萎頓不堪，便是有太多戴著自由主義假面的書生，紛紛屈服於國民黨的威權體制。這些虛偽的人士，一方面卻又認同鎮壓人權、剝奪自由的政權。彭先生藐規這樣的人物，並拒絕與之往來。

一九九二年冬天，彭先生結束二十餘年的流亡生涯，以維持自我尊嚴的方式回到台灣。在此之前，國民黨曾經有意邀他回台灣參加「國是會議」，彭先生予以拒絕了。自由主義的真諦固然在於寬容，但是，面對統治者時，自由主義者是永不妥協的。尤其是面對狼襲的國民黨時，彭先生不能不選擇一塊潔淨的立足點。他的拒絕，不是不願意返鄉，而是因為他惟恐被玷污了。
當他回到自己的土地，彷彿是復活的魂靈，彭先生立即投入了民主運動的洪流之中。許多圈外人士，酷嗜猜測他與李登輝之間的關係。有一種說法是這樣的，他們在台大時期曾經屬於同窗，必然過往甚密；彭先生這次回台，當能受到李登輝的禮遇。這種想當然耳的見解，顯然無知於彭先生的自由主義精神。

坊間有所謂「李登輝情結」之說，認為李登輝既然是台灣人，那麼所有的台灣人就應該毫無條件支持他。這種簡單的邏輯，只能反映許多台灣籍人士的善良與單純。他們卻能未深究，李登輝是通過怎樣的體制獲得今天的位置。他們也未深究，李登輝獲得權力後，是在維護怎樣的體制。他們更未深究，李登輝情結其實是一種偏狹的台灣人種族主義，並非是台灣社會的健康心態。

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彭先生根本不可能接受李登輝的禮遇。只要國民黨繼續主張虛構的「一個中國」，只要國民黨仍然保持不公主義的制度，只要國民黨還是以不法方式掠奪台灣的資源，彭先生是不可能與李登輝有任何接觸的。理解了他這樣的心情，才能理解彭先生為什麼返台之後就與民主運動結合在一起。他深切瞭解，台灣依舊是一個不平衡、不正常的社會，人的自由並沒有獲致其應有的正確地位。在自由還未得到尊崇之前，彭先生知道自己不可能擺脫民主運動的陣營。

我與彭先生第二次同台演講的經驗，就發生在故鄉的島上。在中部深夜的公路上，我禁不住咀嚼他在政見演講會上的談話。他以溫和的語氣，批判統治者媒體來蒙蔽人民的知的權利。壟斷電視、電台，對彭先生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來說，簡直就是人類的最大罪惡。我禁不住憶起他在海外不同時空的演講，他總是對於加諸於人身上的枷鎖、束縛嚴加譴責。從海外到島內，他的信心與信念，總是言行一致，毫不讓步。放開封閉之窗口，昇起禁錮的閘門，使人活得更像一個人，正是彭先生全力以赴去追求的。遠在二十年前，我與彭先生在北美洲的西雅圖初識。他以忘年的態度待我、鼓勵我，寄以最大的期許。當年在白色恐怖氣氛下，我與他的見面竟然是秘密的方式。我從來沒有想到，有一天能夠在台灣繼續在民主運動的道路上接受他指引前進。他繞過地球已經好幾圈，從未感到倦怠。回到台灣，更是走遍島上的每個角落。在不同的鄉鎮、不同的季節，我偶爾會與他不期而遇。那時我便知道，彭先生依然懷抱著一份不易粉碎的意志。

我與他在深夜的公路奔馳，覺得大地是那樣黯淡蒼茫。他在車中的談話，還是如往昔一般那樣詼諧幽默。他並沒有呈露絲毫倦態，更沒有任何睡意。我從未看過一位自由主義者，是如此戰鬥，又是如此堅持。多少路燈在車後拉長，好像天地就是那麼長久，好像他的意志就是那麼長久。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台北

（本文作者為知名作家、政論家，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