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策顧問陳隆志在總統府內專題報告「台灣與聯合國」，認為台灣今日參與聯合國之困境，源自蔣介石總統「漢賊不兩立」政策，以致錯失良機，今日之所以有此困境，蔣介石總統實是責任之所在。然因發表地點敏感，引來蔣家後代之人、退休外交巨宦、歷史教授，口誅筆伐，罵陳「蛋頭學者」，批陳「胡吹亂蓋」。
 
  蔣介石總統當年是否師心自用，以致使台灣錯失進入聯合國之最佳時機，從相關資料以及當時內外局勢判斷，個人認為：的確如是。
 
  一九六○年代，雖然有美國強烈支持，國民政府在聯合國中已然不易再輕鬆代表中國；一九六六年第二十一屆常會時，加拿大外長馬丁更明白建議：北京政府宜取代台北政府，於安理會中代表中國，而兩個政府在大會中均應有代表。
 
  然而此一建議，亦僅止於建議，所有台灣友邦所得到資訊相當明確，「漢賊不兩立」是國府既定政策，此一方案不僅不會受國府歡迎，反遭視為不友善行為。然各國已然對國府必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逐漸無法忍受，即使是支持國府最力的美國亦逐漸動搖。
 
  到一九七○年時，美國亦不再支持國民政府作為中國唯一代表，因而一再試探國民政府意願，能否不再堅持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接受「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為聯合國會員國之安排，此幾乎是當時美國與其盟邦能支持國民政府的最後底線。此種看法不僅於非正式場合與國民代表交換意見，甚至從私下運作，改為公開呼籲。
 
  一九七一年美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官員Mr.Charles Bray宣讀國務院正式文件，表示：台灣法律地位未定，然基於「中華民國政府」接受日本正式投降之事實，故中華民國政府對台灣仍得行使「合法統治權」（legitimate authority over Taiwan）；同年八月美國國務卿羅吉斯明白宣布美國不再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然美國將努力避免因而使「中華民國」遭排除於聯合國之外。
 
  從私下到公開，情勢十分明確，唯一使台灣繼續擁有聯合國會籍的機會，就是接受「中華民國」一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席，美國亦會努力促使所有友邦支持。外交人員並未喪失其專業能力與倫理，對於局勢的確予以客觀分析，相關回部電報亦剴切陳明。然此等專業判斷，在當時國內政治環境下，若要於外交政策上執行落實，均須秉一人之最後決定，始得為之。
 
  總統府內專設的「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當然知之甚悉，誠如論者所引用資料指出：「余（王世杰）以為我如能保留大會席位，而共匪政權被選入聯合國及其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我不宜退出或完全缺席，而仍應出席聯大大會，但嚴厲抗議其決定之違憲。谷正綱、黃少谷等均支持余之主張。至於最後之決定，自需最高當局為之」，而所謂「最高當局」當然是指蔣介石總統。而「漢賊不兩立」即是「最高當局」歷來最明確指示之一，於「唯一人之唯聽」的時代，任何人均無權力稍加踰越；未經明白授權，當然無人敢輕易改變最高當局歷來一再宣示之既定政策。
 
  令人遺憾的是，蔣介石總統在面對諸多專業建議，甚至其核心幕僚之建議，仍未改其為「中國唯一合法統治者」之決定，當然亦從未明白授權相關人員得揚棄其所堅持的「漢賊不兩立」原則，專業外交人員自然不敢輕易接受友邦建議，更不知應如何繼續運作。以當時在第一線執行任務的駐美大使沈劍虹為例，當外國友邦詢問是否可以支持「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存在於聯合國時，沈大使回憶道：「這使我國政府陷於進退兩難之境。
 
  很明顯地，我們不能支持任何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之動議，儘管這項建議也要求保留中華民國的聯合國席位。當友邦政府詢問我們，我們希望其代表如何投票時，我們不知道怎麼回答。結果，我們只能向他們說明我們的困境，要求他們根據他們本身判斷投票。這使我們的許多友邦感到困惑。最後事實證明這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因為他們不知道我們到底希望他們做些什麼。」（沈劍虹，《使美八年紀要：沈劍虹回憶錄》，第五十五頁）前線指揮官尚且如是，其他位階較低之專業外交人員，不問可知。
 
  逐漸開放與累積的資料與檔案，使吾人更有理由相信：當時外交專業幕僚未放棄其專業倫理，亦未對不起國人，甚至蔣介石核心幕僚也未錯估形勢，且提出正確判斷，然凡諸種種均僅供其個人參考，而蔣介石卻不置可否，以致前線將士不知如何因應，亦不敢有所因應。
 
  說蔣介石剛愎自用，是因為所有情報與分析，在在顯示接受「漢賊並立」，是「中華民國」仍可能擁有聯合國席位之唯一機會，然「最高統治當局」卻全然不顧專業幕僚之建議，無動於衷，讓專業幕僚無人敢放棄「漢賊不兩立」，全力遊說友邦；說蔣介石總統師心自用，是因為若喪失中國代表權，則台灣法律地位問題勢將引爆，而其統治基礎將面臨挑戰，乃不顧一切堅持，造成今日之窘境。
 
  個人深覺：「獨夫之心，日益驕固」，的確是因蔣介石總統之私心與錯誤，使台灣喪失進入聯合國最佳時機，導致今日完全遭排除於聯合國體系外之困境。
  （作者為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