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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阮銘專欄
兩個蔣經國 兩個國民黨
阮銘 2003-01-17 09:41:44.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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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月13日,是蔣經國逝世15週年。15年,在人類歷史上只是短暫的一瞬。但這15年,在台灣和世界,發生了空前的歷史巨變。一度稱霸全球、核武器武裝到牙齒的蘇聯──東歐共產軍事帝國頃刻覆亡。西方和東方的專制獨裁政權皇冠紛紛落地。地球上殘存的少數專制政權與恐怖主義組織狼狽為奸,是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普世價值的最後挑戰。
 
  這15年,台灣完成了從幾百年外來政權統治到現代自由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轉型,完成了從開發中國家到新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轉移,維護了在國家主權獨立基礎之上的台海和平。這三大奇蹟,標誌台灣已經站起來,而且站到了全球自由民主國家的前列。
 
  回顧這15年,不可避免的一個問題是:蔣經國在台灣歷史巨變中所處的地位和作用是什麼?
 
  蔣經國的兩重性格
 
  《民主在台灣》一書中,我說過一個故事。李登輝就任總統職務之初,接見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奧森帕格(Michael Oksenberg)。奧森柏格問李登輝:為什麼你說國民黨是「革命民主政黨」?在美國人看來,革命與民主制度不相容。
 
  李登輝答:革命與民主有何不相容?我的血型是AB型,A型、B型的性格都包涵。國民黨包涵革命與民主兩重性格,是歷史發展中自然形成。
 
  國民黨在台灣的最後兩位總統,蔣經國和李登輝,都是AB血型,都具有矛盾的兩重性格,對他的評價也極不一致,確是歷史之巧合。
 
  蔣經國生於中國浙江,長於蘇俄(15歲至27歲),終其生於台灣(39歲至78歲)。在台灣的近40年,前期執掌情治特務系統,是台灣白色恐怖的製造者,個人生活相當頹廢。到了美國與台灣斷交、反攻大陸無望的晚年,性格顯著改變,使命感和意志力隨著內外處境之艱險同步上升;走出頹廢、絕望之境,自許「我已經是台灣人」,同台灣人民一道開創歷史新局,成為在台灣建立自由民主現代國家的奠基者。
 
  政冶人物前後判若二人者,史不罕見。汪精衛少年時一腔熱血,謀刺大清帝國攝政王;晚年在日本卵翼下成立南京偽政府,分裂中華民國。這是英雄與叛徒的性格分裂。
 
  蔣經國則相反。他是外來政權在台灣的最後一個獨裁者;晚年卻轉變為帶領台灣人走出外來政權統治的開路人。這是惡魔與聖徒的性格分裂。李登輝曾引用《聖經》故事比喻晚年的蔣經國:
 
  經國先生如同舊約中的摩西,帶領族人要渡過約旦河,不幸在摩押平原去世。但他的精神已灌注給繼承人約書亞,約書亞奮鬥不懈,終帶領族人平安渡過約旦河,到迦南之地。(轉引自《王作榮談李登輝》,27頁)
 
  蔣經國從惡魔到聖徒的轉變,有一個歷史過程。關鍵的一年是1972年,5月26日,年逾花甲(62歲)的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那正是台灣面臨1950年韓戰以來最嚴重的政、經、外交危機之時。
 
  1971年季辛吉密訪中國。當年台灣被「驅逐」出聯合國。1972年尼克森、毛澤東會晤,發表《上海公報》。毛澤東雖然答應美國在同中國建立官方關係(大使級聯絡處)時同台灣繼續保持正式外交關係,但在美、中聯手制俄的「大戰略」下,台灣「反攻大陸」幻夢已徹底破滅。
 
  經濟領域,蔣經國面對世界石油危機,全球經濟衰退。1974年台灣GDP年增長率驟降至百分之一點一,出現巨額貿易逆差。
 
  政壇上,他的父親蔣介石總統在他就任行政院長後一個多月(1972年7月)心臟病發,已不能視事。
 
  在當時許多人看來,台灣前途一片黯淡,不少人就在那時離開台灣移居他國。蔣經國正是在那個黯淡的時刻肩負起了台灣的命運,也使自己脫胎換骨,從製造白色恐怖的惡魔變成拯救台灣免於被中國吞併的聖徒。
 
  蔣經國院長主持第一次行政院會發表公務員「十誡」,就是要政府官員同黑金劃清界限。各級官員不准到酒家、黑色咖啡館、歌廳,或其他不當娛樂場所。嚴懲受賄、瀆職公務員。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長王正誼,是蔣經國表弟,曾任蔣介石總統機要秘書,因收受營造廠賄款判處無期徒刑。
 
  蔣經國推出「十大建設」振興台灣經濟。不但為渡過當時經濟衰退困境,而且為建設台灣的未來。過去外來政權統治把台灣視為「反攻大陸基地」,重軍事、輕建設,經濟增長片面依賴出口加工製造業發展;致使公共設施落後,嚴重影響台灣國內環境建設與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蔣經國的十大建設,包括東岸鐵路,南北高速公路,桃園國際機場,港口,鐵路電氣化等,在全國經濟布局上,開始從「反攻基地」向「革新保台」轉移。
 
  對國內政治,蔣經國開始突破白色恐怖時期國民黨內邪惡勢力的包圍,同在野反對力量接觸互動。1972年選舉,黨外人士康寧祥、黃信介等聚會,呼籲修改選罷法,辦政見發表會;王昇一派不斷同蔣經國報告,要求以違反「動員戡亂」國策抓人。王昇還說「康寧祥是匪諜」。蔣經國均置之不理。蔣經國後來還邀請康寧祥喝茶,討論立法議題。
 
  蔣經國也開始接觸海外獨派人士,會見台灣獨立聯盟領袖辜寬敏,聽取建言。並委託黃少谷等國民黨內開明派保持對反對人士交往互動。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台灣內外形勢更加險惡。
 
  在外部,鄧小平上台,同美國卡特政府完成中美建交。美國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使台灣在國際上更加孤立。鄧小平宣佈兩岸統一提上議事日程,定下「台灣歸回祖國」為「中國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的「統一時間表」,還要求美國出力幫中國對台施壓,逼蔣經國上談判桌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
 
  在內部,國民黨內與黑、金勾結的情治系統、行政系統盤根錯節的反改革勢力抗拒蔣經國革新保台的新戰略,在1984年10月與19785年2月連續爆發情治系統與黑道合作的刺殺劉宜良案及行政系統與財團掛勾的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非法放款弊案(即「十信」案)。國民黨內反改革勢力還操縱「鐵血愛國會」等組織,以「民問團體」面目出現對抗蔣經國革新。
 
  1984年10月底,國民黨內反改革勢力的盟主、孔宋家族的族長蔣宋美齡,在美國得悉蔣經國健康惡化的訊息,返台坐鎮士林官邸,靜觀待變,力圖「再起」。
 
  蔣經國洞察這股氣勢洶洶的逆流,是對著他的革新保台路線而來。他一面沉著以對,一面預感自己的健康狀況已不容遲緩,以異常的緊迫感排除阻力、加速推進改革。對外部挑戰,他明確提出「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謝絕廖承志訪台。對內部挑戰,他於1986年3月29日召開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政治革新」案,要求「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的革新,開拓國家光明前途」。會後由十二名中常委組成「政治革新小組」。這是台灣十年「寧靜革命」(1986-1996)的起點。
 
  蔣經國生命最後兩年的改革部署,為台灣持續十年的寧靜革命奠定了基礎。最重要的是:
 
  一,解除戒嚴。1986年10月7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薩林.葛蘭漢姆(Katherine C. Graham),告知台灣決定解除解嚴法。1987年7月14日,蔣經國宣布7月15日零時起解除戒嚴。
 
  二,開放黨禁。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狀態下宣布成立。國民黨內有人主張取締。蔣經國召見李登輝,命他在國民黨中常會報告蔣經國的意見,「應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定為念,處理事情」;「請李登輝主持十二人小組對組黨問題,在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研究組黨可行性」。1987年12月5日,修正後的《人民團體組織法》在立法院通過,包括政黨登記方式。
 
  三,開放報禁。1988年1月1日,開放報禁,准許新報紙登記。
 
  四,準備開放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終結「萬年國會」。當時主要爭論是國民黨內一派主張設中國大陸代表,否則國會無法代表「大陸地區」,影響「中華民國法統」。1987年11月,蔣經國指示馬英九,查清政府1949年遷台時,有沒有發表聲明繼續代表整個中國?馬英九查明後報告,沒有聲明國會將繼續代表中國大陸各省份。蔣經國便作出結論:「中華民國憲法,就是中華民國的法統;依照憲法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就可以代表中華民國法統,不必設大陸代表了。」
 
  五,從外來政權到台灣主體。1987年7月27日下午,蔣經國邀請許金德、蔡鴻文等12位台籍仕紳在總統府茶敘時說:「我在台灣住了將近40年了,已經是台灣人了。」蔣經國這句話,決非如連戰一派蓄意歪曲的,只是表明「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或「我祖籍是浙江人,現在也是台灣人」之類模稜兩可的泛泛之詞。蔣經國說出的是他的認同的轉變。過去他所認同的國家主體在大陸,台灣只是暫駐的反攻大陸基地。今天他「革新保台」,主體已經轉到了台灣。這一點同他提出國會全面改選不設大陸代表一脈相承。
 
  蔣經國說出「我已經是台灣人」,絕非即興之詞,而是立足點的根本轉移,從「反攻大陸」的外來政權到「革新保台」的台灣主體,是他深思熟慮的戰略部署。早在1981年,李潔明(James R. Lilley)離華盛頓到台北出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之前,蔣經國曾委託一位代表告知他的四點計劃:第一,民主化,全面選舉中央民意代表;第二,台灣化,台灣人將全面出任要職;第三,大幅提升國民所得和生活水準;第四,與中國發展工作關係。
 
  蔣經國的邏輯十分清楚:既然反攻大陸已不可能,也就不可能以大陸為國家、以大陸人為國民;只能以台灣為國家,叫台灣人為國民。則國民無論從哪裡來,都是台灣人,只需國家認同,無分省籍、族群。所以蔣經國是終結外來政權,認同台灣主體、台灣主權的第一個新台灣人。
 
  國民黨的雙重分裂
 
  蔣經國的「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的革新,開拓國家光明前途」,對於國民黨來說,需要實現兩個分裂、兩個轉變。一個是反黑金的國民黨與黑金的國民黨決裂,把黑金的國民黨逐出革新的國民黨。一個是台灣主體的國民黨同中國主體的國民黨決裂,把外來政權的中國國民黨革新為新台灣人的台灣國民黨。國民黨只有完成這雙重分裂、雙重革新,才能肩負起開拓國家光明前途的歷史重任。
 
  這個雙重分裂的歷史使命,蔣經國沒有完成,李登輝也沒有完成,留給了今天的國民黨員。蔣經國和李登輝完成的,是國家的寧靜革命,沒有完成黨的革新。從而導致台灣寧靜革命成功,開拓了家的光明前途,國民黨卻失去了國家政權。造成這樣一種結果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國民黨在台灣,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外來政權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長期與黑金結合,反改革勢力盤根錯節,占有龐大的國家資源、社會資源和人力資源,決不肯輕易交出特權。蔣經國看到了這一點,也開始著手解決,如提出公務員「十誡」,把王昇等反改革勢力核心人物調離要害部門外放,提拔年輕菁英取代保守人士等,但收效甚微。當蔣經國把王昇調離情報、政戰部門時,王昇到政戰學校作告別演說,說出「殺了一個王昇,沒有用;因為還有好幾千個王昇!」氣焰何等囂張。待江南案、十信案連續爆發,蔣經國深感問題嚴重,在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以黨的革新帶動全面革新」。然而實際上政治革新十二人小組研擬的六大議題,只有第六項涉及黨的革新。而蔣經國最後兩年集中精力推動的,是國會改選,解除戒嚴,開放黨禁,開放報禁,中央政權向台灣主體轉移等國家民主化、台灣化的主要課題。黨的革新問題尚無力顧及。
 
  第二,生命留給蔣經國從事全面革新的時間太短,從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到蔣經國逝世,尚不足兩年。蔣經國所做的,只是為寧靜革命開闢了道路。十五年前蔣經國逝世,反改革力量立即集結在老盟主蔣宋美齡周圍,企圖攫取黨權,改變蔣經國的革新保台路線。幸而當時的國民黨中常委尚在「經國派」掌握之中,多數能尊重蔣經國遺志,拒絕了「夫人派」奪權,使蔣宋美齡的「我將再起」落空,不得不重回美國。李登輝雖然被推選為黨主席,但面對黨內盤根錯節的反改革勢力,也只能暫時「戒急用忍」,把重心放在穩定大局,繼續推進並完成國家民主化、台灣化的寧靜革命。
 
  第三,李登輝的失著,是在1996年全民直選總統獲得大勝,完成國家民主化、台灣化的寧靜革命之後,未能把注意力放到黨的革新。
 
  1996年總統大選,李登輝、彭明敏兩組候選人獲得全國百分之七十五的選票。而從國民黨分裂出去的反改革派和中國派,林洋港和陳履安兩組候選人,只獲得全國百分之二十五的選票。那時是國民黨乘勝革新的最後時機。然而李登輝只看到「非主流」的反改革派和中國派的失敗,未看到自己身邊以「主流」自居的新老黑金勢力,新老反改革派,新老中國派的威脅。1996年之後,這些盤根錯節的外來政權遺老遺少,已經集結到新盟主連戰周圍,等待時機復辟。而李登輝竟毫無察覺。
 
  2000年總統大選,在高雄,連戰站到台上,一邊伍澤元,一邊羅福助,簇擁著盟主連戰的得意忘形之狀,震驚了李遠哲,挺身而出要全國人民猛省:台灣究竟要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
 
  在台北,連戰和陳履安並肩站台,陳履安宣告:「國民黨在大陸爛,在台灣更爛,但它還有一點剩餘價值,就是去同共產黨談判和平統一。在所有總統候選人中,只有連戰有這個資格。由中共的角度來看,宋楚瑜、陳水扁兩人的分量是不如國民黨這塊欄的老招牌,是不能與連戰相提並論的」。
 
  連戰在與陳履安一起保護「走自己的路」之後這位反改革派、中國主體派、黑金勢力新盟主密集拜訪「非主流」大老,求助反改革派、中國主體派、黑金勢力老盟主蔣宋美齡寫信支持他。新老盟主合流向自由民主力量挑戰,同蔣經國、李登輝的革新保台路線挑戰。
 
  然而李登輝仍不察覺。他在台灣南部替連戰站台時,還誇獎連戰對他非常尊重,見他在辦公室辦公,門敞開著,連戰連門口都不敢過。當時我很納悶:此人心懷什麼鬼胎,連李登輝辦公室門口都不敢走過?現在連戰已不打自招,那鬼胎就是連戰「堅決反對台灣國民黨」,視十幾年蔣經國、李登輝的革新保台路線為「惡夢」!他要復辟外來政權時代的中國國民黨,開民主台灣的歷史倒車。
 
  2000年連戰敗選後,第一步逼李登輝辭去國民黨主席,自己取而代之;第二步在國內外宣布連戰的國民黨代表「全中國」,是「中國」國民黨;第三步把李登輝清除出連戰的「中國」國民黨。連戰這三步棋,標誌他已完全背叛從蔣經國到李登輝的革新保台路線,轉向聯共反台路線。
 
  這就是說,外來政權時代的國民黨,是以台灣為反攻大陸基地,是滅共復國路線。1970年代之後,蔣經國看到滅共復國目標已無實現之可能,逐步轉向革新保台路線。連戰背叛蔣經國、李登輝的革新保台路線,並不是簡單回到外來政權時代的滅共復國路線。連戰這個中國國民黨外來政權新盟主,哪有膽量從中國共產黨手中奪回中國?他是槍口對內,聯合中國共產黨反對所謂「台獨」,即反對堅持台灣主體、台灣主權的台灣人民。所以連戰一派,是徹頭徹尾的聯共反台路線。
 
  國民黨的雙重分裂,就是:
 
  第一,同連戰一派的聯共反台路線決裂,回到蔣經國、李登輝的革新保台路線。
  第二,同連戰一派的黑金勢力決裂,回到蔣經國的「十誡」。
 
  國民黨只有同自稱代表「全中國」,視過去十幾年寧靜革命開創的台灣奇蹟為「惡夢」的連戰一派「一刀兩斷」,認同台灣主體、台灣主權,才能同台灣人民一道開拓國家的光明前途。
 
  決定台灣前途命運之戰
 
  台灣2004總統大選,對國民黨員來說,既不是什麼「二次政黨輪替」,也不是什麼「泛藍」「泛綠」之戰。2004,是兩個國民黨之戰,是繼續革新保台路線的台灣國民黨同代表「全中國」、與過去十幾年革新保台路線「一刀兩斷」的「中國」國民黨之戰。每個國民黨員必須面對這場決定台灣前途命運之戰,作出自己的選擇。
 
  連戰一派說,「國民黨沒有路線鬥爭,共產黨才有!」國民黨怎麼沒有?蔣介石的抗日路線與汪精衛的降日路線,難道不是路線鬥爭?蔣經國到李登輝的革新保台、民主化本土化路線與蔣宋齡到連戰反對台灣主體、台灣主權的大中國化路線,難道不是路線鬥爭?
 
  馬英九在辭去連戰內閣職務時,發表過「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感言,表明內心之困惑。後來競選台北市長,向選民明確表達自己認同台灣,「是新台灣人,走李總統的民主改革路線」,表明已解決了為何而戰,為誰而戰的路線問題:為台灣民主改革而戰,為台灣人民自由幸福而戰。
 
  路線同省籍、族群無關。從蔣經國的「我已經是台灣人」到馬英九的「我是新台灣人,走台灣民主改革路線」,就是不分省籍、族群的革新保台路線。連戰一派鼓吹從林毅夫到王永慶的所謂「新半山登上歷史舞台」,認同中國是「祖國」,「有效消溶九十年代匯為主流的台灣意識,台灣主體、台灣主權論述」,就是不分省籍、群族的大中國化路線。
 
  從蔣經國到馬英九,認同台灣和台灣人VS.從林毅夫到連戰,認同中國是祖國,這就是國民黨內的兩條路線。
 
  連戰一派要修黨史,把李登輝的12年剔出去。連戰說李登輝是黑金的12年,李登輝的12年前沒有黑金,李登輝的12年後也沒有黑金。剔出李登輝,國民黨就同黑金「一刀兩斷」。剔出李登輝,就可以把連戰直接連上蔣經國。
 
  連戰喜歡罵人,尤其喜歡罵人家「白痴」。我看連戰的這頂帽子,最適合戴在他的這位宣布「修黨史」的發言人頭上,除非他把全國民眾都當「白痴」,能信他這種鬼話。
 
  李登輝的12年前沒有黑金?蔣經國當行政院長第一次院會為何提出「十誡」?難道是無的放矢?李登輝的12年前沒有黑金?江南是誰殺的?十信案是誰作的?李登輝的12年後沒有黑金?連戰身旁站的伍澤元、羅福助是什麼?十信案的徐立德又在哪裡?李登輝的12年後沒有黑金?國民黨為什麼還要開除高雄市七名國民黨議員的黨籍?
 
  連戰的中國世系也變得太快。半個多月前他說出同過去十幾年的國民黨「一刀兩斷」;他的代言人就在電視上宣布連戰的中國世系是堯舜禹湯到國父蔣公連戰。剔掉的是把國民黨從外來政權轉變為台灣主體的蔣經國和李登輝。這回大概想起紀念蔣經國逝世十五週年了,又把蔣經國抬了回來接連戰。但問題是連戰所作所為與蔣經國南轅北轍,馬嘴怎麼接得上牛頭?
 
  連戰一派害怕李登輝發表蔣經國與李登輝的談話記錄,揚言正「密切注意」準備出版《蔣經國日記》對壘。
 
  好極了。這兩部書的出版,不但對國民黨十分重要,而且對台灣全體國民、對世界關注台灣命運的人們,都十分重要。因為這是改變台灣歷史的兩任國民黨主席、兩任台灣總統的對話和日記,是台灣從反攻大陸基地到自由民主國家轉變的歷史記錄。這兩部書一出版,歷史的偽造者就無所用其技了。這對於二00四決定台灣前途命運之戰,對於每一個國民黨員選擇究竟站在歷史的哪一邊,均將產生重大影響。
 
  連戰一派想斬斷歷史嗎?想把連戰的十幾年「惡夢」從台灣歷史剔掉嗎?已經發生的歷史,誰也斬不斷、剔不掉!蔣經國的言論和日記,是台灣的重要資產,也是人類文化資產的一部分;不是個人的私產,也不是一黨的黨產。國民黨既已說出要出版蔣經國日記,須及早準備,務必在李登輝的筆記發表之後出版,不得食言。
  (本文刊載於Taiwan News財政經總合周刊第六十四期)
 
〔 資料來源: 台灣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