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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的待罪之身
郭峰淵 2006/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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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年來,殖民霸權以「殘缺之人」(absence of human presence) 統治台灣人,使得台灣人視自己為「待罪之身」。尤其在中國國民黨殖民的數十年白色恐怖中,將每一個受殖者都視為罪犯,並透過公眾的刑罰與凌辱,使得每一個受殖者生活在恐懼之中,隨時自我提醒自己的罪惡身分:「我是個犯人,所以我被監看」。傅柯(M. Foucault)的研究告訴我們,這是封建或殖民獨裁政權最有效的統治手段。可悲的是,即使在解嚴將近廿年後的今日台灣,台灣民主性格中仍存在著一種「反台灣人世界」的意識。

但是,台灣人,你要堅信:「我沒有罪!」因為今日台灣的殖民媒體正在利用這種「罪感」,不斷在台灣人的心理上製造和維持「罪惡意識」,使得台灣人的「罪感」不斷的增強、累積,台灣人也因此軟化、逃避,必須要時時「證明」自己的清白,必須處處擔心「得罪」他人,並隨時和其他可能的待罪之身切割,以防被「未審先入罪」。

於是,當總統夫人被審判,殖民者趁機無情地凌辱她之時,很多民進黨員也噤聲不敢關懷、支持。當走路工事件發生時,國民黨先指責民進黨「自導自演」時,民進黨內部會內訌,埋怨告發的人為害群之馬。然而被審判的雖是總統夫人,被羞辱的卻不只是台灣人,更是台灣的女性;當民進黨內鬥時,台灣的民主也在退步。

所以,台灣人,你必須堅信:「我沒有罪!」因為充滿「待罪之身」的社會失去了互信,使得專門興風作浪造謠的人,可以利用人民對罪的恐懼,製造莫須有的罪人來供大眾施以酷刑、羞辱。「待罪之身」的老師,會因為自己的學生沒有優秀的表現而羞愧;「待罪之身」的父母,會因為自己的孩子違反了社會常規,而打自己的小孩子給別人看;待罪之身的法官,為了逃避內心的罪感,會失去人性,更將自己視為正義之神,未審即先將總統定罪為「不說真話的人」;而「待罪之身」的政治人物,也會以崇洋的經濟及科技政策來掩飾自己的心虛;更常因媒體的批評而善變,而一味善變與崇洋的結果,卻只讓這些政策成為一個個遭受前殖民主人嘲笑的把柄;而為了再逃避前殖民主人的嘲笑,又陷入另一次的善變與崇洋的殖民輪迴中。

因此,台灣要走出自我殖民的輪迴,台灣人要堅信:「我沒有罪!」

是的,在廿一世紀的民主社會中,台灣人不再是「殘缺之人」,不再是「待罪之身」。如此,台灣人在面對威權時,就可以不再畏縮成侏儒、自相殘殺,台灣人民的心也將不再自我囚禁於殖民黑牢之中,不再被為所欲為的殖民媒體所支配。

(作者為中山大學資管系教授)

〔 資料來源: 自由時報

台灣人的待罪之身

台灣人在面對威權時,就可以不再畏縮成侏儒、自相殘殺,台灣人民的心也將不再自我囚禁於殖民黑牢之中,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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