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快到的時候，我的電視在民視和新聞台之間轉來轉去，一邊是洋基球迷興奮的為王建民加油，一邊是支持者在台北地方法院前加油。我看到兩邊所支持的價值，看到民主兩百年和民主二十年的差距。突然之間，覺得呂秀蓮還是頗有智慧，能夠在這個時候說出：「三審定讞再說」這種話，很了不起。
前幾天又開會了，緊急召開會議的原因是主委擅自為自己兼任的管理員工作加薪，並增加勞健保福利，遭到委員的反彈。其實，加個一千塊沒什麼了不起，如果在會議中提出，沒有人會有異議。問題在於，主委認為他是「主委」，權利在所有委員之上，因此有權擅自決定，不需經過管理委員會同意。會前，許多委員私下同意不會追回款項，但必須要求主委此後不得擅自調整人事費用。很簡單，不是錢的問題，是原則問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清楚的規定，主委只是對外的代表，所有事務應由管理委員會決定。
然而，我們的主委，加上「大聲公」的敲邊鼓，以要脅、威嚇、拍桌子、大吼、羞辱的方式，表示我們是在「challenge his authority」，我冷冷的說，「你有什麼authority？你不過是管委會的代表，而管委會也不過是住戶代表，誰都沒有authority。」
整個過程中，我不斷懷疑自己什麼時候修養變的那麼好，沒有站起來跟他們吵架。我知道，是因為很久以前看過的一部，不怎麼樣（娛樂性）的電影「The Contender」。故事環繞在美國副總統的死亡，需要再提名一位副總統，而這位副總統人選是一位女性參議員。在過程中，原先被當成副總統的第一人選挾怨報復，爆出這位女參議員大學時代的性醜聞。這部片子的主題是突顯美國政治圈中的性別歧視問題，像這樣大學時代的開放性行為，如果是在男性政治人物身上，會不會被以同樣標準檢驗。
對我而言，最震撼的卻不是這個議題，而是片尾的一句話。當一切塵埃落定，這位女參議員成為副總統，總統拿著一封信對她說：「這是一封爭議事件的目擊證人寫來的信，他說，其實根本什麼都沒有發生。妳為什麼什麼都不說，不為自己辯解？」她回答：「Just because they bring themselves so low, doesn't mean I will.」這幾年來，每當有什麼令我憤怒的事情發生時，總會想起這句話。我學他們，我就變成跟他們一樣，他們的目的就達到，而我也變成自己所對抗的怪物。像尼采說的：「Whoever fights monsters should see to it that in the process he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And when you look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looks into you .」
就結果論來說，王建民今天沒有拿到勝投。就過程論來說，他從上一次的挫敗站起來，並且站的穩穩的。你看他被打出一支全壘打，然後四壞保送，接下來就解決那一局，恢復的速度如此之快，令人讚嘆。就球隊來看，洋基從落後、追上、領先、被追平、最後贏球，甚至演出一記本壘封殺；對我來說，這是人生的極致，永不放棄，全力付出。人生一定有輸有贏，有起有落，也有像O.J.Simpson那樣被無罪開釋，但大家還是認為人是他殺的，知道他的脫罪在於司法制度的漏洞，而非真正的無辜。
重點是，我們要不要做那種輸球就修改遊戲規則，犯法就修法律，對自己不利就是司法不公，有利就是司法公正，威嚇檢調司法人員的人？
當然，也可以說：「那我以後闖紅燈都跟警察說沒有犯意就好了」；或是「先拿了公款，被發現再捐出去就好了」；或是鼓勵那些把特別費繳回的白痴去要回他們的「實質補貼」；或是可以譴責法官為了幫人脫罪，連宋代的「公使錢」都講的出來；或是像許多民進黨立委迫不及待的宣告：「司法已死」。然而，就像謎霧莊園裡的最後一句話：「What purpose could it possibly serve?」
重要的是，記得我（或你）所捍衛的價值是什麼？去年的這個時候，不是沸沸揚揚的在捍衛殺人犯也有的人權，三審定讞，無罪推定的人權？那麼，為什麼今天就不適用？難道在對抗怪物的過程中，我們也已經變成怪物了嗎？這樣，跟紅衫軍有什麼不同？
很難，我知道，親愛的讀者。但是，那成為副總統的女參議員也說了這樣一句話：「Principles only mean something if you stick by them when they're inconvenient.」
我希望我所捍衛的原則、價值是有意義的，即使代價很大，即使那正義不是我的正義。
前幾天又開會了，緊急召開會議的原因是主委擅自為自己兼任的管理員工作加薪，並增加勞健保福利，遭到委員的反彈。其實，加個一千塊沒什麼了不起，如果在會議中提出，沒有人會有異議。問題在於，主委認為他是「主委」，權利在所有委員之上，因此有權擅自決定，不需經過管理委員會同意。會前，許多委員私下同意不會追回款項，但必須要求主委此後不得擅自調整人事費用。很簡單，不是錢的問題，是原則問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清楚的規定，主委只是對外的代表，所有事務應由管理委員會決定。
然而，我們的主委，加上「大聲公」的敲邊鼓，以要脅、威嚇、拍桌子、大吼、羞辱的方式，表示我們是在「challenge his authority」，我冷冷的說，「你有什麼authority？你不過是管委會的代表，而管委會也不過是住戶代表，誰都沒有authority。」
整個過程中，我不斷懷疑自己什麼時候修養變的那麼好，沒有站起來跟他們吵架。我知道，是因為很久以前看過的一部，不怎麼樣（娛樂性）的電影「The Contender」。故事環繞在美國副總統的死亡，需要再提名一位副總統，而這位副總統人選是一位女性參議員。在過程中，原先被當成副總統的第一人選挾怨報復，爆出這位女參議員大學時代的性醜聞。這部片子的主題是突顯美國政治圈中的性別歧視問題，像這樣大學時代的開放性行為，如果是在男性政治人物身上，會不會被以同樣標準檢驗。
對我而言，最震撼的卻不是這個議題，而是片尾的一句話。當一切塵埃落定，這位女參議員成為副總統，總統拿著一封信對她說：「這是一封爭議事件的目擊證人寫來的信，他說，其實根本什麼都沒有發生。妳為什麼什麼都不說，不為自己辯解？」她回答：「Just because they bring themselves so low, doesn't mean I will.」這幾年來，每當有什麼令我憤怒的事情發生時，總會想起這句話。我學他們，我就變成跟他們一樣，他們的目的就達到，而我也變成自己所對抗的怪物。像尼采說的：「Whoever fights monsters should see to it that in the process he does not become a monster. And when you look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looks into you .」
就結果論來說，王建民今天沒有拿到勝投。就過程論來說，他從上一次的挫敗站起來，並且站的穩穩的。你看他被打出一支全壘打，然後四壞保送，接下來就解決那一局，恢復的速度如此之快，令人讚嘆。就球隊來看，洋基從落後、追上、領先、被追平、最後贏球，甚至演出一記本壘封殺；對我來說，這是人生的極致，永不放棄，全力付出。人生一定有輸有贏，有起有落，也有像O.J.Simpson那樣被無罪開釋，但大家還是認為人是他殺的，知道他的脫罪在於司法制度的漏洞，而非真正的無辜。
重點是，我們要不要做那種輸球就修改遊戲規則，犯法就修法律，對自己不利就是司法不公，有利就是司法公正，威嚇檢調司法人員的人？
當然，也可以說：「那我以後闖紅燈都跟警察說沒有犯意就好了」；或是「先拿了公款，被發現再捐出去就好了」；或是鼓勵那些把特別費繳回的白痴去要回他們的「實質補貼」；或是可以譴責法官為了幫人脫罪，連宋代的「公使錢」都講的出來；或是像許多民進黨立委迫不及待的宣告：「司法已死」。然而，就像謎霧莊園裡的最後一句話：「What purpose could it possibly serve?」
重要的是，記得我（或你）所捍衛的價值是什麼？去年的這個時候，不是沸沸揚揚的在捍衛殺人犯也有的人權，三審定讞，無罪推定的人權？那麼，為什麼今天就不適用？難道在對抗怪物的過程中，我們也已經變成怪物了嗎？這樣，跟紅衫軍有什麼不同？
很難，我知道，親愛的讀者。但是，那成為副總統的女參議員也說了這樣一句話：「Principles only mean something if you stick by them when they're inconvenient.」
我希望我所捍衛的原則、價值是有意義的，即使代價很大，即使那正義不是我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