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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戒嚴時期政治犯的遭遇與處境
政治受難者的經驗見證
李筱峰 2009/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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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旨,在透過政治受難者的親身經歷與見聞,來了解台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的人權狀況。目前,戒嚴時期的政治受難者當中,已有多人出版回憶錄,敘述其蒙難經歷,為這段歷史留下珍貴的見證。

本文透過政治犯的現身說法,從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中,加以整理、綜合、歸納、比對、並互相印證,分別就「逮捕」、「刑求」、「判決」、「處決」、「牢獄生活」、「家屬遭遇」、「出獄後的生活」等面向來了解戒嚴時期台灣政治受難者的遭遇與處境。

 

一、  逮捕

在正常的民主國家裡面,依法傳喚或拘提被告都有一定程序,即使來不及簽發拘票,仍應盡速補發。但白色恐怖時期逮捕政治犯時,所有司法程序都形同具文。以下試從多位政治受難者的回憶,來了解當時非法逮捕、違法傳喚的情形。

曾經坐獄十三個月的蔡德本在他的小說體回憶錄《蕃薯仔的哀歌》中,這樣斬釘截鐵地說:「在五○年代獨裁專政的情況之下,特務們無需花時間申請逮捕令,只需用吉普車把人帶來就行了。」[1]

學生時代也曾被捕入獄的考古學家張光直,敘述他被捕的情形,與蔡德本所說若合符節:當天清晨五點,五、六個軍警來到張光直家,翻箱倒櫃,隨即把他帶上吉普車,押走,父親追出來問:「你們要帶他到哪兒去?」母親也焦急問:「要不要帶什麼衣服?」軍警不語,揚長而去。[2]

以「秦漢光」筆名撰寫《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的作家胡子丹,回憶他被逮捕是「找談話被騙而逮補」[3],「被陸軍騙來三樓,被衛兵押囚。世事變幻,本如泡影這好比一齣戲…」[4]

曾經無辜坐獄十年的楊國宇,回憶他被捕的情形,也有類似的受騙經驗:「我還在睡夢中,有人來敲門。母親一開門,有兩位身著卡其布衣的男人站在門口,簡單的向我們說明來意,他們想找幾個在台北唸書的學生問訊,深入了解近日台北發生的事件。母親看他們倆態度誠懇,便放心把我交給他們。誰知道,這一別就是十年之久。」[5]

1920年出生的洪文慶,被捕前正與妻子討論結婚十五六年來無法生育的問題,便衣警察來到家裡,謊稱分局長有事情請他去談談。他坐在吉普車上覺得事態嚴重,頻頻揮手跟妻子說再見,並勾勾手指暗示可能會遭槍斃[6]

陳鵬雲回憶被捕的情形說:「我被抓的那天,先是眼睛被矇上了黑布,然後沒多久就被拖上了大卡車。最開始先被送到今天延平北路太平國小旁的憲兵司令部,接著再被送往位在今天西寧南路上的情報處。」[7]

作家葉石濤的自傳體小說《台灣男子簡阿淘》這樣敘述簡阿淘(即葉本人)被捕的情形:「…剛要天亮,好夢正甜,一陣猛烈的敲門聲音響起,突闖進來以警員為首的兩個彪形大漢,拿出一副手銬,就把他的雙手銬住了。」[8]

柯旗化談到他第一次被捕的情形,也有這樣的回憶:「一出左營街上,特務就把我扣上手銬。到底會帶到哪裡?會遭受到什麼呢?我因恐怖覺得血都快要凍結起來,想到父母畏怯的臉,想到他們倆可能會因為擔心,到天亮都沒有睡,便覺得悲從中來。」[9]

從以上的數位政治受難者的經驗談,可知在五○、六○年代的情治人員逮捕人犯的過程與手法相當粗暴。

甚至往往有擴及週邊人物一起逮捕的情事,傳喚或逮捕嫌犯之前,不先行調查清楚,即下手捕人。以下事例可見一斑:

例如胡子丹在回憶錄中所言「原來有艘崑崙號日式軍艦有叛亂的可能,上面有他們同學在實習,在來不及替他們化妝誰白臉誰紅臉之前,不論在海上還是在陸地,只要是同班同學,一網成擒。」[10]

再如張光直的回憶所說:「這天清晨,台大和師大的學生被警備司令部逮捕。台大是按名單一個一個抓的,師大沒有名單,所以整個宿舍的人全部被捉,共三百餘人。」[11]

甚至也有因欲逮捕的對象已經逃亡,竟轉而逮捕其親友。如陳紹英回憶所敘述:「如真正共產黨員已經逃亡,特務為了達成上級所交付的任務,就逮捕逃亡者的親友。這些無辜的親友也受到同樣手法的拷問,被捏造成冤罪者,並逼他們咬出其他無辜的親友變成冤罪者,以致冤罪事件層出不窮。」[12]

在鹿窟事件中被捕的陳春陽回憶說:「鹿窟事件破案捉人的時候,整條路圍起來,在路上走的人都被捉走,捉去光明寺,關起來刑求。」「特務捉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捉二哥陳春慶,因為是陳春慶到鹿窟參加的,但是鹿窟事件破案的時候,捉他沒到,逃到哪裡他們不知道,就到家裡來捉我們,看我們知不知道他跑到哪裡去。」[13]

以上都是殃及無辜、擴大逮捕的事例。

至於逮捕人犯之後,不根據現代民主國家的提審制度,而進行非法羈押,延宕審訊的情況也是司空見慣。例如:黃紀男「被羈押在調查局留質室整整兩年兩個月的時間才判決」[14];胡子丹「在宣判前一年又二十二天的恐怖拘禁中,正式開庭審問只有兩次」[15]

 

二、刑求

刑求逼供是戒嚴時代司空見慣之事,幾乎所有政治受難者無一能倖免於酷刑。除非已經被處決的冤魂,否則,遭受酷刑,身心受創,是每個出獄後的政治受難者心中永遠的傷痛。這種傷痛,見諸許多政治受難者的回憶錄,可說怵目驚心。以下例舉數則回憶,可以了解那個時代人權蕩然的情形。

柯旗化在高雄被逮捕之後被送到台北的保安處,柯形容保安處「成為調查、審問和拷問政治犯的特務和白色恐怖的大本營,化為這個世界的活地獄。[16]這個活地獄進進出出那麼多人,卻鮮少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三度入獄的黃紀男的回憶:「我由關入刑總看守所的第一夜開始,便被施以疲勞審問,連續五天提訊都在半夜。」[17] 「七天七夜的疲勞審問期間,調查員每兩小時輪班一次,每次二人,角色一黑一白,一位面目猙獰,齜牙咧嘴,專門以恐嚇、刑求為能事,另一位則『好言相勸』,要我乖乖合作,以免自討苦吃。當時我已四十八歲,第一次坐牢,八年多的牢獄生涯已把我的身體整得問題叢生,體弱多病,此時更是不堪再加催殘。」[18]

胡子丹透露他在宣判之前的恐怖拘禁中,「被毒打被羞辱的談話,倒有四次之多。」[19]「我一直緊張著在談話時可能挨打,不料,談話尚未輪到,卻先輪到挨打。」[20]

以下的文字,雖只是片段節錄,卻讓我們看不盡血淋淋的牢中暴行:

蔡德本描寫獄中老林悍然拒絕出牢房受刑,看守兵以台灣古老捕欄內的豬所用的方法,將老林打得頭破血流。「老林從頭到腳趾血淋淋地,眼睛也睜不開。」[21]

黃華昌的回憶提到:「北所的黃天一家三代七人全遭拘捕,黃氏被酷刑相當厲害,每每臉滲鮮血、全身濕汗。氣息奄奄。」[22]

柯旗化的親身經歷是「棍子打到背上時流血,襯衫上還流血漬。」[23]

陳紹英也說:「半夜經常聽到拷問的慘叫聲。此外,也不知道為何被處罰;他們常把囚犯的雙手、雙腳反綁穿過木棒,由兩人抬著巡迴各牢房『示眾』,就是中國傳統式的處罰。」[24]

 

酷刑方法舉例

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遭遇過的刑求方式可說五花八門,罄竹難書。以下根據受難者的敘述,例舉其中數種刑求方式如下:

疲勞夜審

牢中有許多違反生理作息的審訊方式,最常見的是長時間不許睡覺,進行疲勞審訊,目的是要讓人犯身心崩潰而認罪。

記者出身的戴獨行現身說法敘說他遭遇「夜審」的情形說:「當聽到鑰匙是在開自己這監牢門時,即使有千萬個不願,也只有無可奈何,硬著頭皮俯首出去,被帶往接受『夜審』。以凌辱人為樂事的特務喜歡『夜審』的原因,可能是利用黑夜增加恐怖氣氛,容易達到逼供目的。另外就是『夜審』可以延長疲勞審問,夜不准闔眼能令人精神渙散,連續三日三夜便會整得人精神崩潰。而特務們則以人海攻勢,養精蓄銳輪番上陣,他們可以一點都不疲勞。」[25]

柯旗化的回憶也印證這種夜審的作用:「我因為前夜未曾睡,所以非常疲倦,可是特務輪流不斷地對我做毫無道理的審問,故意要使我焦躁起來,企圖讓我失去理性,變得自暴自棄而做出假的自白。[26]

強光照射

陳鵬雲回憶說:「為了逼供,他們用五百燭光的大燈照到我昏昏沉沉、暈頭轉向,就這樣搞到凌晨[27]

黃紀男也有相同的遭遇,他說:「至於利用五百燭光的強烈燈光直射人犯眼睛,對神經中樞所造成的強烈刺激,逼得人幾近發狂,最後自然會在精神瀕臨崩潰的情況下,招認一切莫須有的罪名。」[28]

喝鹽水

戴獨行透露:「疲勞審問的另一個絕招是請你吃鹹到發苦的湯麵,渴死也不准喝水,來強迫依他們編好的『劇情』承認。」[29]

裸身受棟

戴獨行敘述:「在寒夜把人脫光上身,讓冷風朝光身上吹,或用冷水淋頭淋身。」[30]

以上的方法,都是採取違反人類生理條件的整人方法。身上不易殘留痕跡,以下的酷刑則更為殘酷:

老虎凳

根據陳紹英的敘述:「坐在一張狹窄的長椅上,用繩子綁緊大腿,把磚塊一塊一塊疊在雙腳腳跟下,這就是有名的「老虎凳」,那種痛苦與最初的拷問根本無法相比,請想像電影中拷問人犯時那種淒厲的喊叫聲。」[31]

蔡德本的著作也有類似的敘述:「劉、高兩位教員承認看過禁書之後,被加之酷刑。躺在凳子上,大腿用皮帶牢牢繫住固定在凳子上,在腳跟與凳子之間用木槌敲進木板,使膝蓋往前曲折,痛苦不堪。」[32]

陳鵬雲所敘述的狀況也很類似這重酷刑:「之後開始的刑求就更加恐怖了。我臉朝上、平躺地被綁在一張長板凳上,然後他們在我的小腿肚跟木凳子之間硬塞進木磚塊。這種痛,只能用屁滾尿流來形容,而我就這樣被刑求了三天。」[33]

風火棒

胡子丹的回憶談到「風火棒」,他這樣敘說他的遭遇:「我睡眼惺忪,被班長用步槍頂著腰桿去了所長辦公室,一進門便叫我趴在地上。我知道要挨風火棒,閉上眼,咬緊牙,雙手交叉在額頭前,貼在階前泥巴地上,這小子一棒一棒不停地打,前幾下實在受不了,上身會跟著起伏,兩腿會跳動,十多下以後,痲痺了,也似乎熟睡」[34]

鍾謙順談到難友游源河遭受類似的酷刑,也有這樣的敘述:「游君由拘留所被牽到刑釋室,綁在笞刑台上,露出白白的屁股。司法科長站在旁邊監督執行,一人紀錄。便衣的巡官手執笞刑鞭,約有二尺五寸長,二寸寬。一鞭一道血痕,起頭游君還忍得住,十幾下後,哀嚎聲起。可憐游君在笞刑台上叫到聲嘶力竭,可是便衣手中的蠻鞭依然毫不容情,愈打愈起勁。打到便衣的傢伙換過手,捲起衫袖,又大施鞭撻。游君叫了一聲天呀,同時肛門流出黃金汁來游君放了便後,再綁在笞刑台上繼續執行。」[35]

坐飛機

陳英泰在回憶錄中曾透露這種酷刑說:「監方處罰五花八門,其中有一『坐飛機』真是殘忍到極點先令受罰人俯臥,把其雙手與雙腳反過來綁在一起,然後把木棍穿過綁在一起的四肢之下,而叫兩個外役抬在監上,慢慢走而遊過這個監房再遊另一個監房,如此遊完五個監始把人放下。遊監中間被抬的人臉朝下,整個身體被一個支點反撐,懸在空中,此時全身的血液倒流在臉部,滿臉通紅,血管擴大,其痛苦之極不能言狀。他在被抬中,不知幾次的死去活來,身體再強壯也吃不消這種慘無人道的酷刑。一個人受刑畢被擱置地下鬆綁時,人早已失去知覺,其後必定罹患大病,少則一兩個禮拜臥床不起。幸虧大家都是處二十開外正強壯時,不然必定一命嗚呼。政治犯中有許多以芝麻小事被處坐飛機的,如陳奕雄、顏大樹、林金助等。」[36]

掛首飾勳章

陳英泰透露這種酷刑的方法是:「使處罰人帶上幾副腳鐐與幾副手銬之外,上身又用多條鐵鍊鏈著而使其走遍各監。他如此所負重量極大,若不是身體極為強壯無法負荷。」[37]

夾指頭、拔指甲、針刺指縫

陳鵬雲回憶他有一次遭刑求的情形說:「他們開始用皮套固定住我的指頭,然後拿針刺進指甲裡。」[38]

黃紀男也印證這種酷刑:「『夾指』是刑罰中最輕微的一種,方式是用兩支原子筆夾在手指縫中,然後再用力加以壓擠,疼痛時尿屎都要齊流!此外諸如用針刺戳指甲前端下的肉,這裡的神經最為敏感、痛苦難忍。」[39]

蔡德本的著作也提供類似的佐證:「雙手被剝去指甲後的破碎肉塊痕跡,腰部到臀部好幾處傷痕,已成永久的黑紫色大痣。」[40]

灌水刑

前引蔡德本的著作中提到「老林的種種拷問手段:從鼻子灌水,用橡皮管或球棒毆打,剝指甲…等等。」[41]灌水的酷刑,是許多政治受難者膚嘗身受的酷刑。

黃華昌回憶這種灌水刑的方法是將人犯「按在長椅上,毛巾蓋臉,澆之以水,使人呼吸困難。」[42]

黃紀男也印證:「灑胡椒水時則讓人雙手反扣,綁在長板條上,用毛巾覆蓋在鼻及眼上,然後強灌胡椒水;此刑最是難堪,幾乎令人窒息,痛苦得死去活來。再加上反扣的雙手,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43]

陳紹英也證實上述的酷刑,他說:「男性的拷問除了我所受過的拷問之外,還有灌辣椒水、拔手指甲等殘酷的手段。」[44]

蹲馬桶

所謂「蹲馬桶」指的是一種半蹲半站的處罰方式。洪文慶在他的自傳小說《雞婆伯故事集錦》中,就提到他(書中化名為江溪波)遭受晚遭受這種「蹲馬桶」的刑求。在腳酸難耐,趁著監視的特務人員不注意時,偷偷休息一下時,最後還是被發現,特務人員朝著他的胸部重重地揍了一拳,一面用皮鞋踢江溪波的下腿,「江溪波以左手抵住被踢的左腳膝蓋站立,繼續接受站馬桶的處罰令,一直呻吟到天亮」。[45]

通電流

洪文慶在他的書中透露:「不怕揍打,比較怕電刑,因為電刑使人受不了,即另電死也驗不出外傷」[46]

戴獨行也印證這種酷刑:「『搖電話機』,是將人犯的手足綁住電線通電,使心臟受擊痛苦,但是卻不會電死。[47]

其他莫名的酷刑

除上述的酷刑之外,尚有各種難以形容的酷刑,手法多端,以下再舉幾受難者的敘述,以玆了解─

陳紹英敘述說:「然後就開始全套的連續拷問。首先是要我雙腳跪在鋪有碎石的地上,把棍棒塞入膝蓋後,由兩名打手從兩側使勁踩踏的同時,把點燃的香湊近眼睛與鼻子前;我被煙燻得淚流滿面而且呼吸困難,膝蓋的疼痛不言可喻,但我還是咬緊牙關忍耐。」[48];「一名打手抓住我一邊手臂,硬把我拉起來,另一個人則用力從後推,半拖半走到隔壁房間。這裡是拷問的專門房間,只有一盞沒有燈罩的電燈泡,昏暗看不清,但旁邊擺有棍棒、繩索、水桶、燒水壺等,都是拷問用的道具。一進入就反綁我的雙手,穿過棍棒後,用繩索綁住棍棒的兩端,再把繩子拋到天花板的樑上,把繩索向下拉,把我往上吊。然後打手們輪流用棍棒使勁打我雙腿;雙腿的疼痛無可復加,連叫喊的力氣都沒有。」[49]

蔡德本著作中的敘述,也有類似的描寫:「他被吊在半空中毆打。兩手押後捆起來,然後用繩子吊在橫樑上,由好多人輪流毆打他。比毆打更痛苦的,就是雙手被反綁吊起來。吊起來後,因為自己的體重,身軀下沉,雙手就會被迫向後伸展,真是不得了。到天亮時,已經不省人事快氣絕了」[50]

對女性的特殊酷刑

至於女性政治受難者,因女性的生理條件而受到特別的酷刑。陳紹英的回憶指出:「刑求女性-當時常聽到會用細鐵絲穿過乳房、用牙刷磨擦陰部來進行殘忍拷問。」[51]

作家柏楊透露外省女記者沈元嫜被撥光衣服走麻繩,經不起酷刑,最後在獄中上吊自殺。[52]

 

屈打成招

在刑求逼供下,政治犯往往被迫承認各種由訊問人員編造的罪名。

蔡德本敘述獄中的受難者劉、高兩位教員「在承認共產黨員之後,第二階段的拷問,已經自暴自棄了,所以全面承認所有指控,被以二條一款起訴。」[53]

三次入獄的黃紀男都因為受到酷刑之後而承認情治人員替他編造的「罪名」:第一次被捕時被迫承認台獨活動與中共有關;第二次被捕時則被迫承認謀刺蔣經國;第三次時則是「鼓動叛國思想」。以下試看黃紀男的回憶:「我在七天七夜不眠不休的審訊以及酷刑下......便承認了調查員所編造的任何罪狀,其中最嚴重的一條就是『密謀暗殺蔣經國,奪取政權』!」[54];「在調查局生不如死的刑求下,任何血肉之軀都抵擋不了那種折磨,因此連這個我第一次聽到的,完全是無中生有的所謂「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地下工作委員會」組織,我也一概承認了。」[55];「無奈調查局仍對我的交代感到不滿意,就又開始對我刑求逼供了。我在調查局不斷的刑求下,不得已只好承認了上述『分發反動宣傳品,鼓動叛國思想』一事。」[56]

刑求逼供不僅傷人身體,更是損害人格,奪人尊嚴。在酷刑之下,受難者的人格已被扭曲,失去正義生存的意義。

再者,政治犯遭刑求,出庭向法官抗辯時,法官竟以去函調查局的方式進行「調查」。曾因台灣獨立運動坐獄兩次的許曹德,在回憶錄中這樣諷刺地說:「大家在監獄關了一年多,法庭才陸續審理。這些巍巍而坐的木頭法官,該調查的都不調查,兩三下就秘密辯結,律師都白講。凡抗辯自白書非出於自由意志、抗議遭受刑求時,法庭更絕,一律去函調查局,問打人的人有沒有打人。打人的人會承認打人嗎?法庭就根據調查局的公函,聲明絕無刑求,大家都是樂意自白,承認犯罪」[57] 其視人權如草芥,可見一斑。

 

三、判決

戒嚴時代的「叛亂」案件,被民間形容為「亂判」案件。前述刑求逼供取得的自白書成為判決的根據,草率的審訊與判決,斷送了多少人的生命與青春。

以下是許多政治受難者的指控,見諸於多部回憶錄之中,為當時蹂躪人權的事蹟提供活生生的見證:。

化名「秦漢光」的作家胡子丹無奈地回憶說:「判決書上我的罪名是『為叛徒搜集關於軍事上的秘密』,這當然是莫須有。我十六歲當兵二一十一歲被捕,服役期間,不是在陸地上受訓,便是在軍艦上工作,從沒有去過『匪』區,更不知『匪』的長相是怎樣?能知道甚麼是軍事秘密,怎又談得上『搜集』軍事秘密?」[58] 胡子丹指出:「如果把軍法官的審訊和一紙判決書,認定是合法的話,那便成了天方夜譚。第一,開庭只有兩次,第一次只問了問姓名籍貫單位軍階等,我便被命令簽了字,第二次便是宣判,判決書上沒有可以上訴的說明。第二,我在判決書上被判徒刑十年的具文理由是:秦漢光﹝胡子丹在書中的化名﹞自難諱稱不知其事,既知而不報,則其與程敏城有意思聯絡,當無疑義,應以共同為叛徒搜集軍事上秘密罪,分別量情論處。」([59]

黃華昌也透漏他的案子「偵訊一次,之後即強迫在亂編的口供上簽名按壓,送交判決。」[60] 黃華昌不客氣指陳:「我被移送軍法處幾天後,難友陸續受審。有時一次一人,有時一群,法庭上由檢察官或審判官或不知身分之軍人審問。說是審問,不如說是確認口供;這是在保密局刑求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強逼按奈指紋所得。庭上無辯護律師也無翻譯官,只有一位身兼檢察與審判的法官,及一位書記官,不給被告看聽起訴內容的情況下,逕予宣判。這就是戒嚴時期的軍事審判。」[61] 19506月被捕迄19515月移送綠島發監期間將近一年,只被偵訊三次,口供內容不給閱讀即強迫簽名、按指紋。」「我完全沒經過軍事法庭的開庭,就依『叛亂罪』,處以十年重罪,沒被處死或無期,還算幸運呢!」[62]

審判過程的草率與違法,從以下黃紀男的敘述,可見一斑:「保安處屬調查機關性質,我們七人應該是要在此接受審訊程序,才轉送軍法處判決的。可是,我們在保安處卻只待了一夜,在沒有經過任何審問、筆錄程序的情況下,我們隨即被轉送軍法處逕付判決!至此,我也才發現大勢不妙,因為情治單位以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想對此案採取速審速決的原因顯而易見──那就是讓美國政府沒有干涉審判的機會。」[63]1950729日,亦即我們被移送軍法處一個月後,以我為首的這個台獨案件就宣判了。基於政治的考慮,國民黨當局對我們這個案件,是企圖比照其他匪諜案,魚目混珠,引用『懲治叛亂條例』來判處我們七人重罪。我們被送到軍法處看守所後的一個月期間,檢察官只傳我們出庭一次,對案情草草審訊數句,隨即便予飭回。而且我們不能請律師,家屬不得旁聽、也不准接見,即被秘密判決,此外,最後判決時,審判官與檢察官竟是同一人,整個案子從頭到尾,連一紙起訴書都付諸闕如!這種種違法、枉法的可恨事實,在在都可說是集世界司法審判之大奇!」[64]

五○年代初期因為涉「台獨案」的鍾謙順也回憶說:「那時候沒有起訴書和判決書,也不能聘請律師。這真是舉世難聞的判決。」[65]

陳紹英以下的回憶,也提供我們了解戒嚴時代「欲加之罪」的一個抽樣:「三灣被抓的人除我與廖錦榮、徐龍耀之外,其餘均為無辜農民,因此始終不了解為何被判十三年,日後才知道理由是策劃在三灣山上一代建造武裝基地;竟然因根本不存在的武裝基地而科以重刑。此外,判決書上記載我被判十三年的理由只有一句話:『坦白承認參加孫阿泉介紹的叛亂組織。』所謂的『坦白承認』,似乎是軍法處判決書的老套字句,因此一聽到這項判決的瞬間,與其說早有心理準備,不如說已經死心,不再有任何感慨。」[66]

蔡德本在小說體的回憶錄《蕃薯仔的哀歌》中,列舉了許多羅織入罪的判決:印刷所工人黃金火因為將「反共抗俄」誤植為「反共投俄」,卻被法官以「匪徒幫助罪」,判處死刑[67];借錢給舊日同學的森,被判刑十年[68];沈代書在破裂的窗戶玻璃上貼上五個星形的紙花,被判十年。[69]佑德(蔡德本的化名)與叛徒相接近,並閱讀日文《唯物論》《哲學的基本問題》及《光明報》和魯迅所著小說,被判交付感化。[70]

蔡德本指出,在軍法庭裡,不能雇用律師辯護,可是判決書卻都有公設辯護人的名字。然而,若想求見所謂的「公設辯護人」,再三申請卻都沒有消息。有名無實的公設辯護人無法替受難者辯護,受難者在庭上替自己辯護,表明自己係因酷刑導致招供,法官即使心裡明白卻也不敢判無罪。蔡德本的著作中,諷刺地說:「如果法官有權,認為罪犯的自白是考問逼出來的結果,而把他們釋放的話,這牢獄就幾乎要變成空城了。」[71]

 

蔣介石操縱判決

誠如蔡德本的小說體自傳所指陳:「對法官要求良心啦,知性啦,等於是緣木求魚。他們都不是人,他們只是給調查機關的結論背書的橡皮章而已。」[72]尤其是整個判決的背後,總統蔣介石是最後的指揮者,在軍法審判的過程中,蔣介石還可以指揮審判。

陳英泰的回憶錄中就指出,每一個叛亂案件的「呈文都經過保安司令、國防部長、參謀總長、參軍長等高級幕僚到達總統。他的幕僚們都充分知道他的愛好,每一個案件都給包裝得看似極嚴重的案件,軍法處所判呈報上來批示的,每經過一位幕僚給加重罪責,把徒刑刑期延長或很多改為死刑。到了蔣,他認為滿意就親自批『如擬』並親蓋『蔣中正』章,覺得判得不夠重的則給親自批示還要嚴查,意謂還要加重罪責之意。」[73]

以上陳英泰的敘述,對於蔣介石操控審判的情形,尚未明目張膽直接指揮,然而資料顯示,蔣介石直接左右審判的案例更是不勝枚舉。

例如1960年的「雷震案」(《自由中國》雜誌主辦人雷震,結合台灣地方社會精英準備籌組新的政黨,即遭蔣介石下令逮捕),蔣介石在總統府召集黨政要員以及軍事檢察長和軍法處長開會,不但指示必須要判有罪,而且刑期不得低於10[74]

許多原本只是判決有期徒刑的案件,呈報到蔣介石手中,卻遭蔣批示,改判死刑。例如:1966年調查局專員史與為案,共7人涉案,原判只有2人死刑,但是呈報到蔣介石手中,他用紅筆批示「凡已入匪黨而不向政府自首尤其在政府機關服務者均應處以極刑可也」,最後該案改判7人全部死刑。[75]

又例如,1954年,台南開元寺的住持證光法師(高執德)被控叛亂,原先判無期徒刑,蔣介石認為判得太輕,下令改判死刑[76]

陳英泰也透露,師院青年陳正宸原本經軍法官判決只是交付感訓,但蔣介石為殺雞儆猴,非置之死地不可,最後因蔣介石的指示,陳正宸終於被判處死刑。[77]

這種一人可以決定生死的白色恐怖統治,也無怪乎陳鵬雲會感慨地說:「當時有些案件本來只判了五個人死,但到了蔣介石手上,經他一批,就變成了十五個人。所以如果要問我一生有沒有無法原諒的人,那就是蔣介石了。」[78]

 

四、處決

在重視人權的現代國家,即使尚未廢除死刑,對於人犯的處決也都力求符合人道精神。不僅減少肅殺之氣,也讓人犯在受刑之時減低其痛苦。然而台灣在戒嚴時期對於人犯的處決卻仍充滿著肅殺與不人道手法。

黃華昌回憶說:「看守所人犯暴增,判決速度更快,幾乎每天都有幾個人從牢房拉出去,送馬場町槍決,清晨的開門聲,形成一股巨大的恐懼感。」[79]

陳鵬雲的回憶指出:「當年(五○、六○年代),所有政治犯的槍斃都是在軍法處宣判執行的當時的軍法處,每天早上五點多就要開鐵門,讓大家出來走動走動……但如果鐵門沒開就表示有人要來點名,而被點到的人就是死路一條。簡單來說,每天大家都在一起『等死』。至今為止,我必須說軍法處的鐵門聲給人的恐懼是外人無法理解根體會的而這些被點到名的,沒有人哭出聲,最多只是臉色發青地看大家最後一眼,也有些人會大聲高喊萬歲,慷慨激昂之餘更讓人感到其痛心的痛苦。當時軍法處的每個牢房裡關了二十幾個人,總共大約關了好幾千人[80]

陳紹英回憶左翼青年臨刑前的從容:「一大早聽到警衛甩鑰匙的金屬撞擊聲時,周遭就變得一片死寂,聽到叫:『○○○開庭!』整個牢房就鴉雀無聲,眼睛盯著昏暗的走廊,看看是從哪個牢房出來。如果聽到有人高喊:「毛澤東萬歲!」就以悲壯的心情目送經過走廊的死囚。大喊毛澤東萬歲的人,未必都是共產主義者,也有因子虛烏有的罪名被殺,對不義的政府表達嚴重抗議的人。以同樣心情赴刑場的人,也會產生同志之情。不過這些赴刑場的人,各個都步伐穩健,不像一般死囚雙腿發軟而走不動。」[81]

台獨運動中也同樣有臨刑前從容就義的烈士,第一位為台灣獨立運動犧牲的陳智雄,是最典型的代表。試看洪文慶的描述:「獄卒走進陳智雄刑房時,陳智雄大喊台灣國萬歲,獄卒馬上用毛毯把頭給蒙住,在槍決前,要取下腳鐐的方式,用鐵鎚跟擂釘打掉,才取得下。而獄卒卻把鐵鎚砸向陳智雄的腳趾,邊敲邊說『他媽的,看你多英雄』。」[82]

在日治時代稱為「東本願寺」的警總保安處,是五○年代關押政治犯的知名地點,許多人犯也從此地被帶出去處決。曾經為了台灣獨立坐獄兩次的許曹德,形容這裡「曾是台灣歷史血濺屠殺,無數人從此失蹤、從此拖往刑場、從此押入黑牢的傷心地」[83]。許曹德還透露政治犯遭處決前往往在牢房內留下的心聲殘痕,令人怵目驚心。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著:「東本願寺(警總保安處),有一件事使我久久難忘,就是捕房內每一根大木柱上的無數刻痕及不知何以不擦掉的句子,語短句悲,像「我去了」、「寧為死人,不做奴隸」、「後出世,出頭天」、「台員人萬歲」、「阿母,我先去了」的台語,以及無數的祈禱詞,求佛求神的話,七橫八豎的不滿著,使人深深感覺這裡不知沉埋了多少冤魂。」[84]

五○、六○年代處決政治犯的地點,多在今天位於青年公園附近的新店溪旁,即日治時代的馬場町。陳英泰回憶說:「馬場町成為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做為槍斃政治犯的刑場。...行刑的卡車隊由軍法處出發,徐徐開到目的地由堤防而下坡,把人犯由卡車踢下,喝其跪下,行刑的憲兵則迫不及待地用卡賓槍由背部近距離射擊處死,數以千計的愛國熱血青年被國民黨政權處死於此。」[85]

中國處決人犯古法重現

五○、六○年代國民黨政府處決政治犯的手法,還保留中國古代的手法。

「死囚先被叫到法庭聆聽宣判,問過有甚麼遺言後,就提供饅頭和簡單的酒菜,以及一瓶高粱酒,不管有沒有吃完、喝完,這種儀式大都草草結束,然後死囚就被以中國傳統的『五花大綁』方式反綁雙手,在背部插一支寫著「叛亂犯○○○」的細長牌子,被帶上軍用卡車,直奔馬場町刑場。在執行死刑的前一天,會在台北車站的布告欄張貼用毛筆寫的翌晨執行死刑者的姓名、年齡、職業、住址、罪名的公告,彷彿又回到中國王朝時代的光景。[86]

蔡德本透露,死刑犯一經判決馬上執行。被宣判死刑後,雙手被粗大的麻繩綑綁在背後,交給憲兵,憲兵從法官處領取斬板,在板上以朱墨寫上死刑犯的罪狀和姓名,插在死刑犯的背後和麻繩中間。這是中國傳統死刑犯模樣,被拖拉上卡車,直奔刑場。[87]

無奇不有的槍決方法

還有一些奇特的處決方法,例如許曹德回憶錄中轉述一位親眼目睹者(「小陳」)的敘述,透露說:「我們總以為槍斃人,囚犯是綁著站在遠處正面射殺,一如電影鏡頭;他﹝小陳﹞說不是,因為他是書記官,他也輪過到刑場去驗明正身,所以曾親眼目睹。他說國民黨殺政治犯,是叫五花大綁的死囚往前走,然後突然出其不意以腳把他絆倒,而後舉槍往滾倒於地的犧牲者身上開槍,壯者三、五槍,弱者一槍穿心臟,立刻嗚呼。」[88]

陪槍斃

處決政治犯的同時,還有一種陪槍斃的情事。根據陳英泰的回憶:「國民黨的刑場常聽到陪葬的怪事。所謂陪葬事要槍斃人時附帶地帶一個或幾個不準備槍斃的人或沒有決定是否槍斃的人,假裝要打死而一起帶到刑場卻不打死。他們到刑場與要槍斃的人一起喝令跪下,對要槍斃的人打真子彈,卻對陪葬的人只打空包彈而不實際打死,以嚇壞他做為令一種處罰。」[89]這種不人道的作為,完全不知人權為何物。

處決後的處置

五○年代處決人犯後,常出現的情形是,槍決後曝屍示眾二十四小時,並且拉出斬板留在現場給大眾看。[90]

陳英泰在回憶錄中指出:「憲兵隊在馬場町一執行死刑就棄屍調頭而走。此時政府一方面委託坐落於台北市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交叉處附近的極樂殯儀館處理屍體,一方面通知遺族到殯儀館領屍。據說領屍要繳四五百元之多,而當時的公務人員的月薪在一百元光景。因此家屬一方面普遍沒有錢領屍,一方面有的害怕麻煩不敢去領。且有很多人根本就沒接到軍法處的通知。很多外省籍的家屬根本就不在台灣,無從領回。」「沒有領走的很多都送到國防醫學院或其他醫院做解剖之用。除此而外則交給殯儀館專屬的土公草草埋葬。那是一九五○年代初的情況[91]

楊國宇也有類似的見證:「官方處理遺體的方式,又再剝了受刑者家屬一層皮。家屬可以選擇領回遺體,但須支付時值五百元巨額的『贖屍金』,這種剝削死人最後一點『剩餘價值』的做法,可能是全世界僅有的惡例。家屬付不起贖金或隻身來台的大陸人,遺體就直接交給國防醫學院解剖,甚至也有未經家屬同意,就直接交付解剖。像詩人藍明谷的屍體,就是從福馬林池撈起來的。」[92]

執行槍決前後照相存證

蔣介石不僅左右判決,而且對於判處死刑的案子,他還擔心沒有確實執行,因此他要求處決人犯前後要照相核對。執行前要拍下人犯的正面照,執行槍決之後,還要拍下人犯死亡的真相,以確定死刑確實執行完成。如今,許多政治犯遭槍決前後的相片,仍存放於國家檔案局,令吾等研究者調閱查看時,怵目驚心。

媒體羞辱

政治犯的生命被剝奪,已經悲慘至極,在其生命終結的同時,還要遭受當時媒體的羞辱。誠如陳英泰所說的「當時一有人被槍斃,國民黨則以通訊社大道社發布消息而在報上大肆宣染」[93],其新聞報導的負面用詞,極盡侮辱之能事。例如,對於1949年山東聯合中學案的新聞報導,用這樣的標題─「台灣豈容奸黨遣潛匿/七匪諜昨伏法」,實則被指為「奸黨」「匪諜」的張敏之、鄒鑑校長,是為學生請命而被羅織入罪的正直之士,犧牲了生命,死後還遭受羞辱。

 

五、獄中待遇

要敘述五○、六○年代台灣的政治犯在獄中所受到的待遇,可以用作家胡子丹以下的這段形容來做開場:

「被捕後自己親身遇到的一切乖謬離奇,不是身受者又怎能相信其千真萬確!而在《共匪暴行》中所讀到的某些記錄,卻正是我在鳳山當來賓時期所接受的招待內容。這兩個執政黨在兩岸隔海而王,鎮壓統制其被冤曲的臣民,在那悲情歲月裡,還不是同一模式,同一方法,同一師承,同一數千年來的君專制!」[94]

因台獨案件坐獄廿二年的郭振純,也有這樣的控訴:「對一群在寧可誤殺一百無辜也不錯放一匪諜的暴政下,僥倖拾命於虎口活下來的被告者判處重刑,囚禁於豬舍不如的監獄裡,已經不是人的作為,還要意猶未盡似地想盡詭計,以百般花樣不斷尋機凌虐受刑人…」[95]

這些政治案件的受刑人在獄中遭受怎樣的待遇,以下試分項觀察。

惡劣的空間:

五○、六○年代,不論是看守所、留質室、監獄,其環境都極為惡劣。我們可以從多部回憶中得到相同的印象。

對於軍法處看守所的環境,黃紀男這樣敘述:

「那一間大約只有六坪的窄隘空間,裡面卻或站或坐,擠了三十多人。陰濕的房間、混濁的空氣,再加上牆角散發出來的馬桶的尿糞氣息,令人喘不過氣來,可憐的我在此一關就是三個月之久......牢中因此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即新來的犯人必須從靠近木頭馬桶的那邊睡起。每天早上,到了倒馬桶的時間,最為可笑。由於可以趁著倒馬桶的時間,到外面吸一口較為新鮮的空氣,這個原來最為污犧不堪的工作,竟然大家都爭著做......此外,由於關禁的人犯太多,這個軍法處看守所裡,根本違背法令,沒有『放封』時間。我們每天被放出牢房的唯一時間,就只有早上的五分鐘,其間必須刷牙和做完所有的盥洗工作,因此幾日下來,每個人犯身上已惡臭難聞,一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模樣;真是活在人間地獄,情況悲慘。」[96]

鍾謙順對於1950年的軍法看守所也透露,一間押房約十五尺闊,九尺長,要關人犯約四十人。如此空間,只能輪流睡,鍾謙順說:「一班睡上夜班,一班睡下夜班」「牆壁全是用木板隔成,上面血跡斑斑,在白天都可以看見字般大的臭蟲在爬行。而地板上由於洗碗、洗衣、擦地板的水,都再這裡溢出,所以一輩子都是濕濕的。腳踏在上面,馬上有黏濕的感覺。若是你坐在上面不到幾分鐘,褲底也一定被浸濕。睡在這地方的人,一定非墊上一層塑膠布不可,不然日子一久就會得風濕關節炎。」[97]

陳紹英對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也形容說:「被囚禁在這裡的人大都因流汗與累積的污垢而全身髒污,就像墜入地獄的惡鬼一樣,根本不像個人。」[98]進入裡面是寬約四公尺、長約六公尺的七坪大房間,三十多人擠在裡面。這裡的空氣流通比保安處拘留所還差,盛夏的悶熱加上人的體溫,熱得像蒸籠一樣。在狹小的房間內,大家都赤裸著上半身、穿短褲。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夜晚要睡覺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站著,因此必須輪流睡覺,而且睡覺時也不能伸腿。環境比豬圈還糟,猶如人間地獄。」[99]

陳三興也有一段文字敘述青島東路的軍法處看守所:1962年的青島東路,八尺寬十五尺長的囚房,平均住十五到十六名囚犯。據前輩說,1950年左右,這樣的囚房要住三十人以上。……睡十五人的年代,已不能平躺,只能側睡……可是如你起來小解,大家身子隨之一動,回來便找不到原來的位子,只好縮在囚房的一角等待天亮了。」[100]

黃華昌敘述國防部保密局(南所,今軍事情報局)的看守所環境說:「房間寬2公尺、長6公尺,擠13人,活似蒸籠,全員著內褲,上身赤裸。密閉式牢房,有向內窺口及送物口,天井3公尺,兩個換氣窗,地板開孔做便所,體熱、脂汗、薰尿味雜陳,如活人地獄。」[101]

至於位於新店安坑的軍人監獄的環境,作家胡子丹敘述說:「每一牢房面積比起看守所的牢房小了近一半,可是被關在牢房中的囚犯卻多出了一倍以上。具體的說,看守所每一牢房有二十個榻榻米大,關了二十多人,這兒的只有十二、三個榻榻米大,卻擠疊了將近五十人。」[102]

黃紀男敘述軍人監獄環境之惡劣,也這樣說:「這裡的牢房,每間約有四蹋蹋米大而住八、九人,所以大家必須側身就寢,才勉強能同時擠下。最可怕的則是監獄裡關禁閉的禁閉室。這間斗室大約只有二尺高、三塊蹋蹋米大,監禁人數則因犯規的囚犯數目之不等而有異。由於『屋頂』﹝天花板﹞不到半個人高,關在此處之犯人除了蹲著以外,就只能躺下,而且一關就是一、兩個禮拜,三餐吃白飯、鹽巴配白開水。一到夏天,覆蓋著水泥平頂的這間斗室,活像個烤箱,人犯在內『煎熬』,簡直可以晒成『人乾』。這種對待人犯的酷刑,可以說連畜牲都不如。」[103]

陳英泰也有關於軍人監獄的寫照,試引一段他的回憶:「監方常常把政治犯釘上手銬腳鐐後,送進黑房關上幾天至一二十天。此時不給水洗臉洗澡、不給放風、吃飯不給菜只給鹽巴。黑房的臭蟲與蚊子之多,像是經過人工特譯繁殖似的。一個人用的黑監竟然同時關進五個人,至使站立、坐、睡覺都必須輪流。」[104]

至於其他地區的監房,從以下數人的回憶敘述,可以得知一二:

葉石濤敘述他所待過的牢房說:「大約有十多坪大,通常有二十多個人關在一起;牢房最後面的一個角落,放著一個木板造的大馬桶,所有囚犯都在這大馬桶小便和大便;牢房兩側按睡覺位置放著一包包舊軍毯覆蓋的囚人被褥和私人的物品。離泥土地約三十公分高,用木板釘成地板,在這上面他們二十個人吃飯、聊天、吵嘴或下棋,整天過著無所事事的苦悶日子。」[105]

蔡德本還待過由戲院改造的監獄。由於監獄客滿了,只好改造新店的戲院,收容政治犯。由於有一公尺半高的舞台,政治犯被擠在舞台下。「彼此的體熱就快悶死了。也不能直立,要彎著邀走路。滿地的大小便,氣味令人作嘔。」[106]

陳三興曾經移監到號稱「全新、完全按美國監獄標準建造的世界一流監獄」─台東監獄。但是他指出「其特色是窗子小,門更小……除了打開房門的一剎那外,正常狀態可通風的面積不到台北﹝監獄﹞的十分之一……一天到晚甚麼也不能做,就是忙著呼吸。」[107]

 

綠島經驗

原名「火燒島」的綠島,是戒嚴時期監禁政治犯的地方。大部分的政治犯,都有綠島經驗。關於綠島監獄的生活管制,所有政治受難者都有清晰的回憶。以下試舉數位政治受難人的親身經歷來看:

楊國宇談到綠島的所謂「新生訓導處」,有如下的開宗明義式的說明:「官方對思想犯起了個美稱,叫『新生』,所以綠島監獄又稱為『綠島新生訓導處』,自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七日起,開始對我們這群『新生』施行長達十五年的勞動、思想改造。」[108]

三度被捕入獄的黃紀男回憶綠島的生活說:「政治犯上午必須上課,下午則要勞動。勞動則依犯人體能與所長,有到海邊挑石頭者,有上山砍柴割草者,以及最輕鬆的用月桃做繩及種菜者。」[109]

作家胡子丹也回憶說:「新生們被命令著建造克難房,建砌沿海岸半繞囚舍的圍牆,這圍牆新生們管它叫萬里長城,加上開闢運動場。這三大工程,都和石頭有關,建房砌牆都以石頭為主要建材,開闢運動場是要把山邊的石塊打掉。因此,在施工日子裡,打石頭和抬石頭,便成了新生們的唯一生活內容,連夢中也是石頭和石頭。」[110]「獄方採取了最原始最直接的管理方法:不讓新生們閒著。在腦力上、體力上盡量想辦法有計劃地壓榨,用各種康樂活動、各種型態的討論、各種政治課程,以及各種生產勞動、建設勞動,後來又增加了捕蠅滅鼠競賽和輔助教育等。綠島的『新生』生活,等於是開放式監獄管理,監獄四周除了我們自築的『長城』便是山,山的延伸又是『長城』。在囚舍邊角和『長城』彎處,以及山路岔口等地,都有衛兵二十四小時暸望,而山的那一邊以及環繞『長城』約有百公尺岩石海灘的外例,則是太平洋。因此,即使有直昇機,『新生』們也很難離開綠島一步。」[111]

五○年代政治犯在綠島搬石頭自築所謂「長城」成為一項重要的勞動。曾經在綠島坐獄十多年的畫家歐陽文,就曾經自我調侃說:「我們這群政治犯是世界上罪戆呆的人,竟然搬石頭築圍牆把自己關起來。」[112]

黃紀男進出綠島兩次,見證白色恐怖時期綠島監獄對待政治犯手法的改變。第一次到綠島時,上午上課下午勞動;1973年第二次到綠島時,除了短暫的放封時間,其他時間都被關在牢房,形成對肉體和心靈的雙重禁錮。

 

獄中獄

綠島是個大監獄,在這個大監獄裡面還有小監獄,那就是禁閉室及獨居房。被獄方認定為違規人犯往往要被送入獨居的禁閉室。

黃紀男敘述說「關禁閉以前,犯人遭到的虐待更是令人髮指。違規的犯人,犯的不過是抽煙、打架一類小規,但在被送往禁閉室前,獄方會派來兩位同在此獄監禁的軍事犯人,將違規犯人手腳分別緊緊綁起,然後再固定於一根類似扁擔的木棍上,像早期農業社會扛豬的方法一樣,由軍事犯人像扛豬一般地將他扛出去。在遭受到一頓痛打之後,再丟入禁閉室中。」[113]

蔡德本在小說體自傳中寫到葉金桂(魔斯拉)在綠島被關入禁閉室的情形:「所謂禁閉室,不過是日軍遺留下來的水泥碉堡。大小便都在裡面,地面是一片臭水,不能躺下來睡覺。槍口是唯一的光線來源,他把鼻子貼在槍口,呼吸新鮮空氣。飯會從槍口送進來,只不過是一碗米飯和一火柴盒的鹽。」「裡面有數百萬隻的蚊子一星期後,他從碉堡被用擔架抬出來,渾身污泥,臭氣沖天,人也奄奄一息了。」[114]

除了以上的禁閉室之外,尚有幽禁單人的獨居房。

 

綠島冤魂

早期綠島監獄的政治犯遇有病痛,難有保外就醫的機會,因此病逝綠島,只能徒呼枉然。

陳紹英回憶說:「新生訓導處出現了第一名死者,而且是發生在七隊。就是台中市人、台中農學院的謝桂芳;死因是肝病,在被逮捕時已惡化,如果是現在,就可以保外就醫,因此等於是被活活害死的。」[115]

在綠島病逝的政治受難者都被草草埋葬在通往燕子洞附近的小山坡。這個墓區被戲稱為「第十三中隊」,蓋綠島監獄的政治受難者計分為十二中隊,固有此稱。[116]

 

洗腦與資訊管制

接受政治洗腦是綠島政治受難人無法逃避的生活內容。

陳紹英敘述綠島監獄的洗腦概況:「雖然未嚴格規定上午、下午,但大致上是半天上課、半天做工。而且,早餐後約有四十分鐘的小組討論,是在幹事的監視下進行,討論的題目由新生訓導處政治部統一發佈。上課是以國父(孫文)遺訓、領袖(蔣介石)言行、共匪暴行等三民主義為中心的反共教育來洗腦。這種做法與共產黨有什麼兩樣,都是企圖改變、控制人類思想的自大妄為。」[117]

黃紀男也有類似的回憶:政治犯上午必須上課,下午則要勞動。上課內容仍是國父思想、三民主義、毛澤東批判與共匪暴行這一類的政治思想課程[118]「政治犯每日要寫悔過日記(反省錄),一周上一次政治課,上的是『三民主義』、『國父思想』之類的課程,唯一最受犯人歡迎的,是當國防部醫官來講授『衛生、醫藥和疾病治療的知識』這堂課程時。獄中有大專學歷的政治犯,要每月繳交一篇論文,題材不拘,題目自訂,這是獄中做為考察政治犯思想改造情形的表面文章;經年累月要寫些肉麻的,歌功頌德的文章,我實在寫不下,最後便常繳交「金剛經讀後心得」一類的感言,交差了事。因為這些課程和報告,我們關在綠島的犯人就謔稱這裡為綠島大學」。[119]

上過這類「共匪暴行」的政治思想課程之後,政治犯們還被要求發表心得。楊國宇諷刺地說:「我們被迫組成小組討論,政治幹員還會強迫我們發表心得,其實當時我覺得這個討論很可笑,心想:『你們的暴行與『共匪暴行』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啊!』」[120]

 

資訊管制

為了控制政治犯的思想,無論是綠島或是台灣本島的監獄,對於資訊採極嚴格的管制。試舉以下幾則回憶來瞭解:

陳紹英透露:「這裡不論名稱為何,其實與集中營沒兩樣,在法律上是軍人監獄的代理執行機關,因此,住在這裡的人,不但完全被剝奪自由,當然也被剝奪知的權利。在資訊方面,唯一的來源是挑出收音機廣播的新聞,以鋼板印刷,貼在每隊的佈告欄上;當時還不准閱讀報紙。」[121]

作家葉石濤也透露:「我在獄中的三年時間,從來沒看過一張報紙,沒聽過任何來自收音機的新聞報導。那時候唯一能夠看到的一本書是《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122]

蔡德本的經驗是,只有宗教與語言方面的書可以通過檢閱。[123]又「政府敵視日語,不准人帶進日文參考書。」[124]

有些在外面社會上合法的書,卻不許在獄中閱讀,黃紀南就遇到這樣的情況:「獄中一個月一次允許犯人登記購買書籍,只要經過獄方的輔導員同意都可閱讀。有一次我根據中央日報的廣告,購買陶百川先生的《民主與憲政》一書,書也買到了;卻被獄中輔導官『代為保管』的沒收了,原因是『內容不妥當』,可笑的是,先生為著名監察委員,而他的書更非禁書;不過,獄中的輔導官有理也說不清,因此我只好等到離開綠島時才領回這本書。」[125]

 

人性的禁錮

獄中政治犯的處境,是從肉體到心靈的折磨與禁錮。

曾經被羅織入獄五年的記者戴獨行表示「坐在黑牢中,每天數日子,焦急不安的心情可用『度日如年』來形容。」他向同房難友開玩笑問,如果用吃狗屎可以換來恢復自由,願意吃嗎?結果居然都說願意。「人的尊嚴竟自甘踐踏到這個地步,但也足以彰顯人的自由多麼重要。」[126]

葉石濤在自傳小說裡面,道出牢中政治犯的無奈:「他習慣過這種被虐待、被欺凌的囚人生崖了。只要他像一隻任人宰割的牲畜乖順而不反抗,不思不想,什麼麻煩都沒有。」[127]「在牢獄的生活無所事事而苦悶難捱的,囚犯一如被關在動物園鐵檻裡的牲畜,在有限而侷促的範圍內,踱步、拉屎、嗑閒牙,而又不得不提防牢裡難友中的抓耙仔祕密打小報告。所以談話只繞著食物、女人,以及身還在俗世時的回憶來打發。而腹中的作家之蟲也就蠢蠢欲動起來。」[128]

柯旗化則這樣自我勉勵:「我在極限的生活中學習忍耐,和其他被迫害的人一起受苦,學習和受虐待的人一起戰鬥。」[129]

然而,人類本性與人倫親情的禁絕,畢竟是非人道的。

長期在獄中的政治犯,不僅失去自由,也阻隔了性慾的宣洩。以下葉石濤著作中的這段敘述,活生生地刻畫出政治犯長期禁錮性慾的辛酸:「這一排牢房最末一間卻是女監,女監放風時,男囚們想把女犯的每一個舉動鉅細靡遺地攝進靈魂裡去。」[130]

性慾的禁錮固屬無奈,而親情的阻絕更是辛酸,尤其是政治犯遇父母去世而無法返家奔喪,更是哀痛傷悲。

因涉省工會案的黃石貴,接受訪問表示,他在綠島服刑期間最痛苦的事情是,得知父親過世而不能返家奔喪。[131]有些家屬知道政治犯無法出獄奔喪,乾脆隱藏父母去世的噩耗。例如,陳英泰的母親去世時,家人乾脆不讓他知道消息,以免在獄中傷感。[132]

有一些人長期在獄中(特別是綠島)遭受身心的折磨,最後終至精神崩潰而失常,此種案例不少,為尊重隱私,辜隱其名。

 

在獄中仍可能遭處決

被判有期徒刑或無期徒刑而關在綠島監獄的政治犯,不必然保證就此可以逃過死刑的威脅。在綠島監獄中時有因違規違紀,或被羅織新罪名而送回台灣槍決的情形。

陳鵬雲的回憶錄指出「國民黨高層在1953年底忽然決定要對綠島上的十二個中隊進行殺雞儆猴的動作,所以要每個中隊挑出三、四個人,然後由一排憲兵荷槍將這三十幾個人送回台灣等待審判或槍決。」陳鵬雲透露第一梯次送回的人雖然最後沒有人被處決,但第二梯次送回一百多人,其中12人遭處決;第三梯次也送回一百多人,最後13人遭槍決。[133]

 

期滿仍不能出獄

在一般法治國家裡面,受刑人刑期屆滿當然予以釋放。但是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政治受難者即使已經坐滿刑期,卻往往繼續遭監禁、送管訓。

蔡德本指出「大多數人服完刑期,還要被送去接受三年的感訓。判決書沒有明寫,但是判決時,已經有所決定了。」[134]

陳英泰也說:「國民黨對於所關的政治犯都一直做所謂很嚴厲的考核,考核其實都憑管理人員的好惡與利害關係。因此一個人﹝刑期﹞到期,那人若在綠島,…若認為那人思想有改進就可以發釋放證,但若被認為思想仍未改進,可報請送小琉球強制工作。」[135]

因此,刑期屆滿卻延期拘禁或送管訓者,多不勝舉。例如─

涉及二二八事件入獄的鍾逸人,原本判刑十五年,在綠島服刑期滿,卻被移送小琉球「第三職訓總隊」繼續管訓,長達兩年始釋放。與鍾逸人同一批從綠島移送小琉球的,就有二十多人。[136]

二度入獄的柯旗化在綠島服完十二年刑期,卻仍不得出獄,轉送綠島新生感訓隊,繼續囚禁三年始被釋放。[137]

涉成大附工案被判處五年徒刑的林嘉明,坐了七年牢獄始出獄。[138]

 

六、家屬處境

政治犯一但被捕入獄,不只個人受難,家屬立刻陷入困境,本節要探討的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所面臨的遭遇與處境。

特務敲詐收賄

家中一旦有人被捕,家屬當然急著想知道下落,設法營救。因此特務便藉機索賄敲詐。

陳英泰回憶說:「被捕的人的家人更是恐慌與擔心,因所牽涉的是被處死或被長期監禁的大罪,故總想辦法試圖營救、常想找關係努力看看,為此多用錢也在所不惜。但找關係極為困難因有此困難正好給特務機會可欺騙與敲詐,他們說有多少錢就可以打通關節,但事實上他沒有通天本領,前一拿就沒有消息。如此被騙錢的人不知有多少人,且被騙的錢通常也不少。」[139]

黃華昌的回憶錄也指出:「國民黨特務信奉『金錢多寡決定生死』,一面引人入罪,領取巨額『破獲匪諜』獎金;一面向受難家屬索賄。年輕嬌妻和父母遭此巨變,四處找人奔走營救,卻被當地特務趁機騙財,並施展巧言密語和惡行惡狀,奪吳妻貞操,還脅迫他離婚,與特務同居。吳父受到種種打擊,憤恨歸天。」[140]

蔡德本的小說體回憶錄,有一段話也可以印證受難家屬遭受特務敲詐勒索的情形:「特務到人犯的家裡去並不稀奇。有的特務為了女色而去,有些則為了金錢而去。他們會開價,出幾萬元就協助釋放人犯,其實都是一派胡言。有道是溺水者攀草求生,急不暇擇,家屬都會湊錢給他們。死犯的家人更慘,就按照他們開的價錢,四處去借來給他們,還要對他們磕頭拜託呢。那些特務趁火打劫,利用人家的不幸,去騙取金錢,或姦淫別人的妻子。而一點都不受良心的責備。」[141]

政治受難者家屬為了籌措「營救款」而至傾家蕩產者很多。例如,成大附工學生林嘉明於五○年代初期被捕之後,父母親為了輸財營救而至家道中衰,以致弟妹的教育都受到影響。[142]

家屬受干擾或冷落

「政治犯」這個名詞在白色恐怖時期就像瘟疫一樣,讓人避之唯恐不及。誠如柯旗化所言「遭到逮捕後,很多人畏懼受累,刻意和我們保持距離。接近政治犯家庭會受特務猜疑施壓。政治犯的電話受到監聽,信件在郵局遭受檢察。[143]

以下黃紀男的敘述,也道出政治犯家屬的辛酸:「家中仍然有管區警員三不五時來騷擾,而且也有一些包打聽又自命清高的人,偶爾竟在我家鬥口或門檻上費心的吐出一堆廢痰或抹上鼻涕來糟蹋我妻。碰上接見日或假日我妻可以赴獄中與我會面時,她通常先準備好菜盒,再確定家門外沒有鄰居窺見時,才偷偷摸摸提著菜盒出門。」[144]

子女求學求職受歧視

政治犯不僅本身受難,子女求學、求職也往往受到干擾與歧視。試舉以下抽樣為例:

胡子丹的兒子在國中二年級時原本被選派去美國參加國際童子軍露營,卻因為父親是政治犯而被教官將其名額換給別人。[145]

柯旗化敘述他的兒子柯志明的處境,說:「臺大畢業後,他應徵入伍當大專兵。因為是政治犯的兒子,在軍中受到虐待。……他﹝留美﹞畢業後申請回臺灣進入中央研究院。他要進研究院的事,雖然研究員們投票通過,但安全室的特務卻作梗想要阻止。……我深深感到政治犯的孩子實在辛苦。[146]

黃紀男的女兒也難逃同樣的遭遇,黃紀男回憶說:「校方老師收到這份地址寫明是「綠島」的奇特包裹後,就問她﹝黃的次女﹞:『妳的什麼人住在綠島?』我女兒低垂著頭說道:『我爸爸!』這位老師不但沒有任何同情心,也完全不顧慮他對一個十歲小孩所會造成的極大心理傷害,便說:『綠島都是關叛亂犯的,那妳爸爸是叛亂犯嘍?』我可憐的次女以她當時之小小年紀,除了默認外,從此還承受著被全校師生另眼相待及冷言嘲笑的命運,也在她心裡烙下了一道深刻的傷痕。」[147] 「我第三次出獄時,我的么女也已經女大十八變,由銘傳商專電腦科畢業,考入氰氨公司任職。當時她也考上華航及國泰航空的空中小姐職務,本來都已準備赴香港接受空服人員訓練,不料一周後,華航及國泰航空又突然來了一紙通知,告訴我女兒因為她的家庭安全檢查不及格取消她空姐受訓資倍。這是坐政治牢的我連累女兒失去較優待遇工作機會之不幸例證。[148]

陳紹英的回憶錄中也談到「南庄鄉公所任職的古萬興先生被判無期徒刑,他念高中的兒子在校被同學欺負說:『你爸爸是叛亂犯,是壞蛋!』以致變得神經衰弱。母親把兒子帶來綠島與父親會面,也見到父親的許多朋友,這才了解他們絕非壞人,才安心回去。」[149]

為了避免傷害小孩,就像黃紀男所說的:「我妻為了避免小孩在學校中或朋友問因其父親政治犯的身分受到歧視或奚落,對於鄰居和朋友都絕口不提我因反政府而身繫囹圉之事。」[150];有的政治犯的妻子只好「向女兒說謊,說(爸爸)是去美國」。[151]

妻子謀生困難

陳紹英指出:「政治犯的妻子在丈夫不在家時,必須負起教育孩子與一家生計的重擔。而且家人的苦難不僅如此,還要受到特務的找麻煩或周圍人的白眼對待。」[152]

黃紀男回憶他入獄之後妻子求職的困難:「在我入獄初期,我太太只好又回到牛挑灣國民小學求職,以便養家。當時牛挑灣小學校長是我的一位黃姓宗親,與我妻之間亦有著昔日同僚的關係,但在我妻前往求職時,他卻以『妳是叛亂犯的家屬,我不敢用妳!』一句話就斷了我太太的謀生之路。」[153]

葉石濤的小說體自傳也提到,「王傑生教授被捕後,宿舍被收回,太太和女兒差點流露街頭,現在暫時寄居朋友家。太太書也教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以後他們怎麼過活的。」[154]

當助產士的楊續,在丈夫姜炎坤被槍斃後,因親友避之唯恐不及,不敢聞問,生活陷入窘困。為了生活,她只好四處主動探詢哪家有產婦待產,備極艱辛。[155]

妻子自殺

丈夫入獄後,妻子自殺的情事,也有所聞。

陳紹英曾舉一例:「南投縣埔里人黃鐘雙先生的太太來綠島會面,住宿一晚回去後,不久又來會面,並對丈夫說:『我想在島上開洋裁店,這樣就能隨時見到你。』可是被丈夫告誡說:『不可以這麼做,新生訓導處不會允許。』但她仍向新生訓導處表達自己的想法,申請住在島上,不過並未獲准。她在失望之餘,與丈夫見最後一面後,隔天搭上聯絡船,就在返航途中跳海自殺。」[156]

類似的案例,也出現在郭振純的小說體回憶錄中。郭振純透露,投海自殺的妻子留下的遺書有這樣內容:「死豬仔鬼有權不容我於火燒島陸地,可是火燒島的海裡卻管不著吧!心愛的,海龍王會助我保護你…」[157]

婚姻破裂

政治犯入獄後造成婚姻破裂者,不計其數。通常都如蔡德本在他的小說體回憶錄中所提到的情節,妻子就職找工作時因為丈夫係政治犯而發生困難,希望能夠離婚,以便找個工作養育孩子。[158]

陳鵬雲則透露:「跟我同案的一個同學……他的太太當年在縣政府工作,後來提出了離婚的要求,因此這位同學也只能無奈地接受。也有人的太太專程來到綠島,要求先生簽字離婚,反正各種狀況都有。」[159]

陳紹英也敘述說:「有些人在判決的同時向妻子提出離婚要求,卻被岳母指責說:『想結婚就結婚,想離婚就離婚,怎麼這麼隨便?』其中也有在判決後不久,與丈夫會面時說:『我的青春怎麼辦?』而逼丈夫離婚的案例。最糟的情形是有些妻子受到特務的威脅,被迫再婚,導致家庭破碎、妻離子散的下場。」[160]

妻子遭姦淫

特務人員除了向政治犯家屬藉機勒索取賄外,有的也藉機姦淫政治犯妻子,前引的回憶錄,已有多人提及,茲再援引數則資料如下:

陳英泰在他的回憶錄中指出:「特務的敲詐甚至到受難者的太太本人,說要營救其丈夫要他獻出身體為條件的事時有所聞。有的則加以恐嚇說她丈夫所犯,他必定是同謀,故她若不從他就入罪於她或加重丈夫的刑責,有的則挑撥說她丈夫是壞人,被判那麼久徒刑,回家無望,不如改嫁於她。像這樣經特務藉機敲詐恐嚇挑撥等卑鄙手段而失身訴請與丈夫離婚的不在少數。」[161]

姦淫政治犯妻子最著名的案例是,身為軍法處長包啟黃的案子。陳紹英對此案有梗要的說明:「軍法處處長包啟黃中將也被槍斃,事情是起因於某陸軍主計少將因貪污被抓,其妻四處奔走希望為丈夫減刑,這位包中將趁機以答應減刑為條件,要脅對方和自己上床並索賄,可是最後並沒有減刑,仍然維持死刑原判。這位妻子心有不甘,於是出面檢舉,結果包中將被槍斃。」[162]

 

七、出獄後的遭遇

政治受難者出獄後,並不表示人生的災難就此告一段落,反而接踵而來的,可能是另一種生活的壓力。誠如陳英泰所言,「獲釋後在社會上生活與活動仍被妨害與限制,無法有什麼成就,終其一生成為社會的邊緣人。」[163]

連坐保證

在五○、六○年代,獲釋出獄的政治犯必須找到保證人做為其言行的擔保人。這種連坐保證的措施,在尊重自由人權的國度裡面是不可能發生的。當時許多出獄的政治犯,因為政治高壓氣氛使許多人避政治犯唯恐不及,因此要找保證人並非輕而易舉。

試看陳紹英的回憶:「我馬上把保證書寄給父親,卻擔心父親能否找到保證人。除了擔心自己也像外省人一樣找不到保證人外,另一方面也沒為即將獲釋感到特別歡喜。倒不是不想恢復自由身,而是如上所述,對前途不抱太大希望,沒有自信能在恢復自由後存活下去,尤其是面對『家破人亡』的處境,更沒把握能在特務橫行、白眼看待政治犯的社會裡存活下去。」[164]

出獄後仍遭嚴格監控

政治犯出了獄,仍非完全的自由之身,行動仍遭情治單位監控。

柯旗化說:「警察每月來一次把我的近況向上司報告。[165]

葉石濤也敘述:「因為我剛坐完政治牢不久,還沒到路過國民學校任職前,每個禮拜有一次必到管區的派出所裡報到,填寫生活情況報告。在路過村的租房裡不敢留下任何文學書籍,只好閱讀沒有禁忌的章回小說。有一天,回房發現有異…原來是祕密搜查我的房間。」[166]

甚至出獄之後仍常因社會上發生的其他案件而被清查。

胡子丹回憶說:「記得我結婚不久,有天我下班回家,兩名陌生人在客廳裡坐著等我,把我帶到刑警大隊去,原來是殺死吳家元的凶手李裁法逃亡了,我又被懷疑有藏匿助逃之可能,只因為李裁法也在綠島被關過。那天晚上在刑警大隊被錄口供,搞到十一、二點才放我回家。」[167]

葉石濤在他的小說體自傳中也透露:「簡阿淘出獄後十二年左右的一天…在學校教書時…突然被教授請出去。有一陌生人拿出公文,文上蓋著『警備總司令部』的大紅印,這張是逮捕狀、抒明要他到庭,說明案情。但沒寫到是那一種案件。可能是一個月前他好友甘火順被捕惹的禍。」[168]

出國受限

政治犯出獄之後,要申請出國往往受到極大的限制,非有特殊手續或管道不為功。

茲舉胡子丹敘述女政治犯王孝敏的經驗來看:「1977年左右,有一天她(王孝敏)給我電話,說有事和我談,告訴我說:好不容易申請到去美國讀書的獎學金,九月初開學,出入境證申請了三個多禮拜,一直在『會辦』中,眼看快來不及了:可是學校裡人人皆知,去不成如何解釋呢?她說,她想到了我,我不是出國過嗎?是怎麼神通廣大的呢?我說我是奉派參加國際書展,經過專案核可的;儘管如此,我也是經過『會辦』、經過警總的個別談話,我還央請了一位當時在警總服務的文奇上校,在時效上說項與奔走而成……」[169]

人際關係疏離

政治犯因長期被隔離,原本與社會就產生書哩,又加上敏感的政治色彩,在陰霾的政治氣壓下,親友因恐遭連累,多不敢接近。因此人際關係疏哩,乃不言可喻。

黃紀男說:「保安處的嘉義調查站站長劈頭就要我『老實交代』出獄後來往的台籍青年與知識分子之名單,我一聽勃然大怒,馬上便頂他說:『以我這種坐過牢的身份,不要說朋友不敢接近我,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去找人家,除了和過去同案難友曾有見面,以及同村親友偶爾至家坐坐外,哪還有結識什麼親密交往的知識分子呢?』心中憤恨之情真是難平,因這無非是想剝奪我一切交友的自由!」[170]

葉石濤的自傳作品也記載:「五○年代閉塞而恐懼的社會,對簡阿淘這樣一個從軍人監獄回來的前政治犯是十分殘酷的。府城是他長大成人的故鄉,熟人非常多,可以說半個府城人都認識他。可是他剛回來的幾個月,他走在府城街頭,簡直如入無人之境,所有熟人都消失不見了。熟人遠遠見到他,像見了鬼似的趕忙躲開,有些人白眼直視他、不發一言走過。如瘟神。最後他習慣了冷漠和敵意,只好不上街頭、讀書去。」[171]「出獄以後,我才發現我業已變成瘟神。」[172]

工作權被剝奪

政治受難者出獄後,在生活上最大的窘境是謀職困難。困難的原因,不是就業能力的問題,而是雇主怕受連累或受到情治單位的干預。

陳鵬雲回憶他找工作到處碰壁的困境說:「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上班,心裡的高興無法言喻,可是這些美夢通常都只維持一星期就破滅了。老闆們都會很無奈地對我說:『年輕人!我卡失禮啦!實在無法度留你在這工作。那些人天天來問我跟你什麼關係。……我想拜託你明天不要再來上班了!』」[173]「因為政治犯的背景,我沒有一個工作能做超過一星期的。願意用我們這些政治犯的老闆都會受到騷擾而叫我們走路。所以對政治犯而言,在解嚴之前要找到好工作,除非是你本來的家世就好,否則是不太可能的事。」[174]「有些同學變得很落魄,這些人原本是成大、台大畢業的,但是因為政治犯的關係,回來後根本沒有人敢用他們。結果,在到處碰壁又找不到事做的情況下,最後就蹲在市場裡賣花生,甚至撿破爛的都有。」[175]

名詩人張達修之子張振騰歷經十二年冤獄,其胞姊回憶張振騰出獄後仍遭打壓的情形說:「回來後立即積極找工作,但是白色恐怖的情治網還不放過我們,每找到一份工作,警察馬上會上門找老闆,警告老闆說:『你們雇用的某某是政治犯關回來的,你們還敢僱用她?』第二天上班老闆就通知解僱了。」[176]

柯旗化更透露:「和我因同一事件被判刑五年徒刑的陳玉常醫師,服完徒刑後,被剝奪醫師資格,斷了生路,十幾年前服毒自殺。」[177]

葉石濤也敘述道:「巫玉峰出獄後,無以為生,當了古物商,收集破銅爛鐵、報紙舊衣的那種行業。」[178]

陳三興出獄後,考入高雄師院就讀。畢業後考上書記官,1984年考上觀護人,沒想到翌年考試院卻公佈撤銷他的前兩項資格。[179]

外省政治犯的困境

單身的外省籍政治犯出獄後,因為舉目無親,處境更加艱難。

胡子丹感慨地說:「男『新生』剛出獄,泥菩薩過江,不是本省籍的人,上了台東陸地,東南西北方何處落腳都茫茫然,遑論成家!重返社會的「新生」們不是短視,硬是現實吃人,加上治安機關的緊迫盯人,你不能安定便更難安定[180]

二度三度被捕

政治犯出獄之後,不表示不再被捕入獄,因為整個政治環境仍是威權體制的環境,白色恐怖統治並未結束,因此出獄後的政治犯隨時有可能再度被捕入獄。

葉石濤這樣敘說:「在那時代,出獄的政治犯再度被捕或三度被捕也是屢見不鮮的事情。情治人員也喜歡造出寃獄邀功,專向前政治犯身上下手邀功也是司空見慣的事。」[181]

例如,鍾謙順曾二度入獄,柯旗化二度入獄,黃紀男則三度入獄,黃華更是四度坐牢。民間戲稱為「二進宮」、「三進宮」…,足見當時政治犯的辛酸血淚。

 

結論

在一般正常的民主國家裡,即使真正犯法而遭受制裁的犯人,也仍應擁有做為「人」應有的尊嚴與基本人權。更何況因政治理念不同而得罪當道的政治良心犯,更應該受到尊重。像日治時代,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對待入獄的台灣文化協會的台籍社運人士,也都有異於一般人犯的禮遇。然而,兩蔣威權統治時代卻大大不然。

經過本文透過政治犯的現身說法加以綜合、歸納、參照比對,相互印證,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不論從「逮捕」、「刑求」、「判決」、「處決」、「牢獄生活」、「家屬遭遇」,到「出獄後的生活」,兩蔣威權統治時期的政治受難者不僅沒有最基本的人權,連做為「人」的起碼尊嚴都蕩然無存。

兩蔣統治當局對於政治犯的殘酷不仁,可說是「國家暴力」的具體表現。而這種國家暴力,又是經由「特務政治」施展出來。

退守台灣的蔣氏政權,透過特務政治所施展的國家暴力之所以如此嚴苛,正顯示其缺乏信心,充滿不安全感。蓋蔣氏政權不僅面對中共的威脅,同時也有感於台灣獨立願望的蟄動。在雙重不安之下對政治異己的整肅可謂到了極致。或許可用政治受難者郭振純書中的一句話來形容:「虐待這款平凡的善良人發洩對共匪的仇恨」[182]

時過境遷,台灣已有相當程度的民主化,台海雙邊的關係也有了改善。當年的特務政治已然退場,國家暴力也已式微;當年監獄中的哀號,與刑場的槍聲,已經遠去;當年「有多少母親,為了被關在島﹝綠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也已成為歷史。

當年質疑蔣政權的「反共抗俄,消滅共匪」政策的人,遭受子彈或監獄的對待。當年主張台灣獨立的人,也被視為「共匪的同路人」,而受盡迫害摧殘;弔詭的是,當年扣人「匪黨」、「匪諜」、「共匪同路人」大帽的政權,如今卻和中共攜手同行,來反制台灣的獨立建國。撫今追昔,吾人當如何拿今日之事,與昨日歷史對話?

戒嚴時代夢靨般的歷史,會不會捲土重來?那要看我們今天能從這些歷史記取多少教訓。因此,這些歷史不能遺忘,政治受難者所提供給我們的經驗,就更加彌足珍貴了。

 



[1]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台北:遠景出版社,1995),頁133

[2]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

[3]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台北:國際翻譯社出版部,2000),頁2

[4]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32

[5] 楊國宇,《68×68─楊國宇對弈人生》(台北:商訊文化,2007),頁56

[6] 洪文慶,《雞婆伯故事集錦》(台北:著者印行,1998),頁 138

[7]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台北:著者印行,2006),頁32

[8]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台北:前衛出版社,1990 ),頁188189

[9]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高雄:第一出版社,2002),頁82

[10]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44

[11] 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頁◎。

[12]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42

[13] 張炎憲等訪問,高淑媛紀錄,〈陳春陽訪問紀錄〉,載張炎憲、高淑媛,《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台北縣: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8),頁52

[14]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台北:獨家出版社,1991),頁367

[15]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2

[16]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88

[17]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280

[18]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70

[19]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2

[20]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55

[21]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349

[22]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2004),頁312

[23]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130

[24]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80

[25] 戴獨行,《白色角落》(台北:人間出版社1998)68

 

[26]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86

[27]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34

[28]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71

[29] 戴獨行,《白色角落》,頁68

[30] 戴獨行,《白色角落》,頁68

[31]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198

[32]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221-222

[33]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頁34

[34]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56

[35] 鍾謙順,《煉獄餘生錄》(台北:鄭南榕發行,自由時代系列叢書,1985),頁176-177

[36]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台北:唐山出版社,2005),頁424-425

[37]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425

[38]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34

[39]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71

[40]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297

[41]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297

[42]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頁304

[43]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71

[44]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22

[45] 洪文慶《雞婆伯故事集錦》頁141~142

[46] 洪文慶《雞婆伯故事集錦》頁143

[47] 戴獨行,《白色角落》,頁68

[48]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197

[49]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00

[50]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383

[51]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22

[52]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台北:遠流出版社,1996),頁260

[53]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221-222頁。

[54]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72

[55]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73

[56]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422

[57]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313-314

[58]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2

[59]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71

[60]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頁304

[61]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頁317

[62]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頁322

[63]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288

[64]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293

[65] 鍾謙順,《煉獄餘生錄》,頁182

[66]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38

 

[67]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276頁。

[68]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330頁。

[69]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351頁。

[70]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373頁。

[71]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225頁。

[72]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306

[73]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1

[74] 《雷震案史料彙編》(台北:國史館編印,2002),頁275

[75] 檔案管理局檔案。

[76] 闞正宗、蘇瑞鏘,〈台南開元寺僧證光(高執德)的「白色恐怖」公案再探〉,200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討會論文。

[77]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2

[78]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頁38

[79]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頁318

[80]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37

[81]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36237

[82] 洪文慶,《雞婆伯故事集錦》,頁170

[83]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306

[84]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308

[85]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09

[86]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37

[87]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208

[88] 許曹德,《許曹德回憶錄》,頁320

[89]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25

[90]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209

[91]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13-114

[92] 楊國宇,《68×68─楊國宇對弈人生》,頁62

[93]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12

[94]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242

[95] 郭振純,《耕甘薯園的人》(台北:玉山社,2008),頁212

[96]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290

[97] 鍾謙順,《煉獄餘生錄》,頁180-181

[98]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35

[99]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24

[100] 陳三興,《少年政治犯非常回憶錄》,頁137

[101]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頁301

[102]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8485

[103]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55356

[104]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424

[105]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頁97

[106]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223頁。

[107] 陳三興,《少年政治犯非常回憶錄》,頁149

[108] 楊國宇,《68×68─楊國宇對弈人生》,頁65

[109]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16

[110] 秦漢光,《我在綠島三千兩百一十二天》頁102

[111] 胡子丹,《翹辮子的外灘》頁166

[112] 陳文成博士紀念基金會製作,《青春祭》(台東成功: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

   處發行,?年),訪問歐陽文部份。

[113]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36

[114]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384

[115]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58

[116]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92;又參《青春祭》,歐陽文訪談。

[117]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59

[118]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16

[119]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440

[120] 楊國宇,《68×68─楊國宇對弈人生》,頁75

[121]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65

[122]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頁107

[123]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195

[124]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199

[125]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440

[126] 戴獨行,《白色角落》,頁87

[127]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頁97

[128]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頁67

[129]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105

[130]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頁98

[131] 《青春祭》黃石貴訪談部份。

[132]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622

[133]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頁51

[134]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245頁。

[135]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696

[136] 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下冊(台北:前衛出版社,1995),頁443

[137]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193

[138] 林芳梅(林嘉明胞姊)口述,李筱峰訪問。

[139]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55

[140]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頁349

[141]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248

[142] 林芳梅(林嘉明胞姊)口述,李筱峰訪問。

[143]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131

[144]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403

[145] 胡子丹,《翹辮子的外灘》,頁157

[146]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154

[147]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28

[148]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458

[149]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94

[150]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403

[151]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416

[152]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94

[153]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54

[154]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頁111-112

[155] 姜天陸,《南瀛白色恐怖誌》(台南新營:台南縣文化局,2002),頁147

[156]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94-295

 

[157] 郭振純,《耕甘藷園的人》(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8),頁299

[158] 蔡德本,《蕃薯仔的哀歌》,頁244

[159]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頁88

[160]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95

[161]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56

[162]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頁247

[163] 陳英泰,《回憶見證白色恐怖》,頁19

[164] 陳紹英,《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頁297

[165]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124

[166]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頁137

[167] 胡子丹,《翹辮子的外灘》,頁160

[168]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頁133

[169] 胡子丹,《翹辮子的外灘》,頁171172

[170] 黃紀男,《黃紀男泣血夢迴錄》,頁361

[171] 葉石濤,《台灣男子簡阿淘》,頁123.124

[172]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頁83

 

[173]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頁88

[174]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頁104

[175] 陳鵬雲,《2328‧陳鵬雲的台灣白色恐怖回憶錄》,頁118

[176] 張翠梧,〈白色恐怖黑牢外的家屬生活點滴〉,載張振騰、張翠梧合著,《綠島集中營》(新竹:

   著者出版,2007),頁100

[177] 柯旗化,《台灣監獄島》,頁131

[178]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頁79-80

[179] 陳三興,《少年政治犯非常回憶錄》,頁131

[180] 胡子丹,《翹辮子的外灘》,頁171

[181]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頁163-164

[182] 郭振純,《耕甘藷園的人》,頁297

〔 〕

台灣戒嚴時期政治犯的遭遇與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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