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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了,你心中解嚴了嗎?
顏綠芬 2017/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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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鄭南榕以「爭取100%的言論自由」為理念主辦《自由時代》雜誌,挑戰戒嚴時期的報禁審查規定。30年了,你心中解嚴了嗎?圖/鄭南榕基金會提供
30年前,鄭南榕以「爭取100%的言論自由」為理念主辦《自由時代》雜誌,挑戰戒嚴時期的報禁審查規定。30年了,你心中解嚴了嗎?圖/鄭南榕基金會提供

 

我不是女中豪傑,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是有時候覺得該講的就應該講,為什麼不敢講?

記得1990年剛回國時,我的3個兄弟來台北,我們到附近一家湘菜館吃飯。隔壁桌高談闊論,幾乎至大聲喧嘩,我被吵得難以下嚥,因座位不是緊鄰隔壁桌,就說:「有夠吵的,你們誰可以叫他們小聲點嗎?」「m ho啦,你m kiann hong趴!」(不好吧,你不怕被打)不知是大哥還是老公回答。我的及時反映:「欸!誰敢就這樣打我?有你們4個大男人在吶!」4個大男人沒半個吭聲,意思很清楚,沒有人會去講,也不希望我去講。

我無可奈何,震耳的吵雜聲中,他們無感(或是可以忍耐),我卻吃不下飯。勉強克服怯懦的性格,我起身至隔壁桌,堆起笑容,有點靦腆的說:「不好意思,你們講話可不可以小聲點?」結果,他們聲音變小了,一直到我們吃飽飯,沒有再喧嘩。那時覺得,4個3、40歲的高壯男子到底在擔心什麼?(我好像在洩老哥、老弟和老公的底)

漸漸的,我開始體會摯愛的家人他們心中隱藏的白色恐怖陰影。回想起小時候,爸媽常掛在嘴邊的告誡:「小孩子有耳無嘴!」出國前,任公職的長輩的耳提面命:「到國外,有遊行的話,千萬別跟!」在柏林時,一個出來進修的台師大講師說:「我喜歡你們同鄉會的人,但是我有教職,太太小孩還在台灣,我不能加入同鄉會。」是的,他怕被列入黑名單,回不了家鄉,因為當年海外的台灣同鄉會被國民黨視為「台獨的外圍組織」。唉唉呦!我要是有那麼勇敢就好了,我只不過參加一個大家偶而聚聚會,看看香港雜誌、聊聊家鄉事的「喫會」而已。還有,1位軍校出身的留學生到我家拜訪時,拼命瀏覽書架上的書籍,當時我感到困惑:我讀音樂、老公讀電機,他讀法律,看我們有什麼書做什麼?之後才恍然,打小報告的人會從你看的書作文章。

我進了公立大學專任之後,雖已是解嚴5年了,周遭仍感覺到「謹言慎行」的氣氛。的確,我們的聘書是1年一聘,後來放寬了,也不過是2年一聘,教師似乎從沒有被保證過是長期聘任。選舉時,國民黨員、或支持新黨的,大大方方插旗子、打電話拉票;支持民進黨的,在校園裡,根本不知道有誰。30年了,政黨論替2次了,白色恐怖過去了,這一切現象應該都沒有了吧?

表面上,我們不須要再驚惶,不用擔心因批評學校、批評政府而拿不到聘書,或是半夜被消失。可是長期戒嚴和白色恐怖的後遺症,卻仍肆虐著人們的心頭,吞噬著人們的靈魂與良知。過去那些欺上瞞下、狐假虎威,用阿諛奉承爬上高位的人,換了政黨仍擁有權位者,你我膽敢揭發嗎?這樣的技倆還遍佈於官僚體系之中,民進黨首長知道嗎?過去自己的母語被壓抑、歧視,連帶自己也患了斯德哥爾摩症,還在歌頌被塑造出來的黨國元老、看不起台灣國語口音,附和著「本土太狹隘啦」,他們有從解嚴走出來嗎?更別說「主張台獨」,那簡直是滅祖忘宗、該殺頭的事;就連聽到「台灣」兩個字就惶恐,說「太敏感」的,大有人在。民報讀者,別以為我在天方夜譚,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我上週在教育部開會,的確有官員對「培養國人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尊榮與驕傲感」這句話中的「台灣人」,表達他覺得是「敏感的字眼」。

許多勇敢表達自己愛台灣、支持台灣獨立的鄉親,仍然走不出看輕自己文化的迷思。他們花錢上課,學習欣賞西方名畫、名曲,但是對花精神認識台灣音樂、台灣美術,卻覺得毫無必要,更別說花學費了。長期戒嚴,在大中國主義的教育下,造就了一大群認賊作父或是認同混淆的商人和知識份子,卻不自知,無黨籍的柯文哲市長就是最好的例子;長期渴望民主與言論自由的民眾將民進黨送進了執政殿堂,在握有國家機器時,民進黨卻忽略了「魔鬼藏在細節中」、居高位不一定掌控實權的現實;尤有甚者,認為容忍五星旗自由飄揚、放任統一言論、網路謠言是民主的表現,卻讓國家在「敵我不分」中岌岌可危。

30年了,我們真的走出戒嚴的遺毒了嗎?

〔 資料來源: 《民報》 | 引用網址/留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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